俄宣認知戰的三重虛構
在俄羅斯針對歐洲的宣傳戰中,有三條主要敘事線索反復出現:歐洲離不開俄羅斯能源,歐洲正因移民問題走向崩潰,歐洲對烏克蘭只有口頭支持而無實際援助。這三條線索構成了克里姆林宮認知戰的核心架構,通過RT、Sputnik等媒體渠道,通過算法驅動的社交媒體推送,被重復了成千上萬遍。
但當我們用2025至2026年的真實經濟數據審視這些敘事,會發現一個完全不同的圖景。
俄羅斯的宣傳機器向世界兜售的故事是:歐洲的工業離不開廉價的俄羅斯天然氣,德國的化工廠一旦失去俄氣就要關門,波蘭人會在寒冬中凍死,整個歐洲大陸將陷入"去工業化"的深淵。這個敘事有它的吸引力,因為它觸及了真實的擔憂——能源價格確實飆升過,2022年冬天確實有人擔心供暖,某些能源密集型企業確實縮減了生產。
現實數據已經說明了一切。到2025年第三季度,歐盟從俄羅斯的能源進口額較2022年第一季度下降了89%。可以說歐洲基本只用了三年時間,基本擺脫了對俄能源的依賴,在天然氣領域,俄羅斯管道氣在歐盟進口中的份額從2021年的48%跌至15%。美國液化天然氣的份額從24%躍升至56%,挪威成為歐盟最大的管道氣供應國,占比達到25%。在石油領域,脫鉤更為徹底——俄羅斯在歐盟石油進口中的份額從29%暴跌至1%。
俄羅斯試圖通過"影子艦隊"和第三國轉運來規避制裁。2025年12月的數據顯示,印度和土耳其的部分煉油廠向歐盟出口了約4.36億歐元的成品油,這些產品很可能源自俄油。但相比制裁前每年數千億歐元的直接貿易,這不過是杯水車薪。而且歐盟第20輪制裁方案已經針對這些漏洞引入了更嚴厲的船舶禁令和金融審查。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追蹤數據徹底粉碎了這一虛構。2025年,由于美國內部政局變動導致的支持中斷(軍事援助下降99%,財政援助下降約90%),歐洲國家顯著加大了援助力度。2025年歐洲對烏軍事援助較2022-2024年的年均水平增長了67%,非軍事援助增長了59%。盡管總援助量因美國的退出而略有下降(約13%),但歐洲的"補位"行動維持了烏克蘭前線的穩定性。
數據清晰地揭示了一個趨勢:援助已從雙邊、零散的行為轉向了以歐盟機構為主導的多邊、長期機制。2025年,歐洲議會通過了900億歐元的巨額貸款,這筆資金確保了烏克蘭在未來兩年的基本運行,不僅包括財政撥款,更涵蓋了直接的軍事采購。
關于歐洲"秘密資助俄羅斯"的指控在2025年也失去了數據支撐。雖然2024年歐盟購買俄能源的支出一度超過了對烏援助金額,但到2025年,隨著能源進口的歸零化和援助規模的翻倍,這一比例發生了逆轉。歐洲正在利用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約2800億歐元)產生的利息來為烏克蘭采購武器。這種"以俄之財助烏之戰"的策略極大地增強了援助的可持續性。
居民收入占GDP不到40%,必須提到50%
“年輕人每個月賺的錢,80%都花在了三座大山上,真正能用來改善日常生活的,只剩下20%。”這個數據來自《聊一波》與國家統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的對話內容。他說的是子女教育、醫療、養老——壓在無數家庭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23年全國稅費收入高達31萬億。有人不禁要問:基礎設施已經夠完善了,為什么不把這些錢更多地投向保障體系,讓人們真正敢花錢、敢消費?
這不是簡單的財政分配問題,而是關乎每一個普通人“獲得感”的結構性難題。
錢去哪了?國民收入分配需要“動大手術”。邱曉華指出,問題的根源首先在于國民收入分配的結構。在GDP這塊大蛋糕里,目前個人所占的份額不到40%。而國際經驗表明,這個比重如果能提升到50%,老百姓的日子會明顯好過很多。
為什么個人感覺“掙得不少,剩得不多”?因為很大一部分收入,通過各種形式流向了稅收、社保繳費和其他強制性支出。31萬億的稅費收入,規模不可謂不大。邱曉華強調,必須對這個大的分配格局做政策性和制度性的調整,讓個人的份額真正大起來。換句話說,不是蛋糕不夠大,而是切給老百姓的那一塊太小了。
沒有增長,分配就是無源之水。當然,光改分配比例還不夠。邱曉華認為,第二步是把蛋糕本身做大——這需要保持必要的發展速度。很多人一談增長就想到GDP數字,但邱曉華提醒我們,合理的增長速度是改善民生的基礎。如果經濟停滯,哪怕分配比例再向個人傾斜,也只是在存量里打轉。只有保持穩健的發展,財政收入才有空間反哺民生,企業才有能力提高工資,個人才有機會獲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增長與分配,從來不是二選一,而是相輔相成。
讓錢生錢:財產性收入路徑必須拓寬。最容易被忽視但又極其關鍵的一點,是財產性收入。邱曉華提到一個驚人的數據:目前中國居民的資產配置中,70%左右集中在房地產。而在國際成熟市場,這個比例通常只有30%左右,其余更多是股票、基金、債券等金融資產。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大多數家庭的財富增長,嚴重依賴房價上漲。一旦樓市降溫,財富效應就隨之消失。
邱曉華明確表示,應當適當拓寬財產性收入的路徑,讓老百姓在財富效應上也能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更寬廣、更便捷的投資渠道,不僅是金融市場成熟的標志,更是普通家庭實現資產保值增值的關鍵(聊一波財經《 邱曉華:居民收入占GDP不到40%,必須提到50%,讓大家手里真有錢 》)。
經濟學失敗在什么地方?
美國正在蔓延一種讓人焦慮的不滿情緒。從通常的經濟指標來看,國民生產總值在增長、嚴重的經濟蕭條并沒有出現,由此而言這個時代是相當美好的。但從政治經濟學的指標來看,人們對福利和負擔的經濟分配方式感到明顯而廣泛的不滿與憤怒,并且有理由認為政治家和知識分子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由此而言這個時代又實在是很糟糕。
今天的危機不是自然界無法控制和難以避免的運行所導致的結果:我們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為造成的。我們剛剛結束了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積極主義經濟政策。肯尼迪、約翰遜和尼克松政權中自信且常常傲慢的官方經濟學家宣稱,他們知道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什么,并且他們有能力控制和引導——甚至是微調——經濟以實現這些目標。他們在自己的理論指導下既確定了國家的優先事項,又控制了政策工具。我們目前的困境就是他們造成的。
我們不應低估官方知識分子的權力。在過去三屆政府中,一種特殊的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綜合理論——一直是那些擔任政策顧問的經濟學家的知識背景。美國經濟出錯的大部分問題是因為這一理論賦予經濟政策的“傾向”。這一新古典綜合理論不僅要為我們當前的狀況負責,而且因為其設置問題的方式(存在缺陷),它也無法作為解決我們當前危機的指南。
我們感到不滿的經濟學根源在于,盡管我們成功地防止了嚴重的經濟蕭條并確保了以國民生產總值為測算指標的經濟增長,但在那些決定生活質量的經濟維度上卻不幸地失敗了。
眾所周知,備受吹捧的經濟成功取決于新增軍事支出和冒險活動,而這些支出對長期經濟增長是有害的。即使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但貧困在很多方面卻蔓延了。最重要的是,這一體系的公平性現在受到質疑。“也許美國資本主義是有效的,但它肯定是不平等的”,這似乎成為了20世紀70年代的判斷。
現在的主要經濟需求不是更多而是更好。關鍵問題是我們的經濟能力將用于什么目的,是為了誰而使用的,以及是如何使用的。巨額經濟資源被用來造成浪費;當整個社區的良好住房被遺棄的時候,我們卻被困在諸如“住房短缺”這樣的迷思中。我們需要以平等和公平來支配效率和增長這些狹隘的經濟生活目標。社會目標和人道的社會(人類社會)現在比增加私人財富更加重要。
新古典綜合理論的這三個方面——對收入和目標的狹隘定義、對收入分配的技術性處理,以及對資本主義金融的抽象——在很大程度上導致經濟政策被經濟理論賦予了偏見,正是這些政策導致了當前的危機。我們深感不滿,因為它反映了一種完美的主流理論的失敗。美國夢已經破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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