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合規觀察 | 從“走出去”到“嵌入全球”：中國企業全球化的風險架構重塑與法律服務轉型【走出去智庫】

?陸俊秀博士在2026思百庫SIPAC國際法律交流合作論壇上做主題演講。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

4月16日，走出去智庫高級合伙人陸俊秀博士在2026思百庫SIPAC國際法律交流合作論壇上演講指出，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正在從“產品輸出者”轉變為“全球運營系統的重構者”。這一轉型過程也伴隨著一系列復雜挑戰：地緣政治與監管風險的顯著上升；ESG（環境、社會與治理）已從信息披露要求演變為市場準入條件；本地化與治理問題日益突出……上述變化對法律服務提出了全新要求：傳統分散式服務模式已難以應對，需要轉向高度協同、系統化的全球法律網絡。

該論壇由思百庫SIPAC主辦、深圳市企業法律顧問協會聯合主辦，主題為“中外法律服務合作的新階段、新模式與新機遇”，聚焦中國企業全球化背景下中外法律服務合作的優化、升級與創新。來自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50余位海外律師參會，中國企業高管、法務負責人、法律顧問、風控合規官，以及中國律所合伙人律師等300余人同場交流互動，參會企業覆蓋科技制造、新能源、醫療健康、金融投資等多個領域，包括TCL集團、寧德時代、美的集團、聯想集團、榮耀、華潤集團、OPPO、創維集團、邁瑞醫療等行業領軍企業。

今日，本公號刊發陸俊秀博士演講的核心內容，供關注中國企業海外展業的讀者參考。

要點

1、當前階段可以被定義為“全球化2.0”。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從“全球擴張”轉向“全球整合”。

2、地緣政治風險已不再是宏觀層面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影響企業海外資產安全與業務連續性的現實威脅。

3、法律服務體系需要完成三大轉變：從點狀響應走向整體保護，從合規執行走向戰略架構設計，從獨立作業走向網絡協同。

正文

在過去十年中，中國企業的全球化進程正在發生深刻轉變。從最初以出口為導向的“走出去”，到如今全面融入全球體系，中國企業的角色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它們不再只是將產品輸往海外市場，而是在全球范圍內重構供應鏈、嵌入當地經濟，并同時應對多重監管體系的復雜要求。換言之，中國企業正在從“產品輸出者”轉變為“全球運營系統的重構者”。

當前階段可以被定義為“全球化2.0”。這一階段的核心特征，是從“全球擴張”轉向“全球整合”。傳統集中化的供應鏈正在被分布式、模塊化且具備地緣政治適應能力的體系所取代。企業逐漸形成一種新的運行結構：全球化的研發中樞、分布式的制造網絡，以及本地化的數據與合規體系。在這一結構轉型背后，有三大關鍵驅動力：首先是從效率優先轉向韌性優先，企業不再單純追求成本最低，而是強調生存能力；其次是地緣政治風險的上升，要求供應鏈具備應對制裁、分裂與監管差異的能力；第三是客戶驅動的本地化需求，尤其是在歐洲市場，下游客戶對供應安全的要求正在倒逼上游布局調整。由此，供應鏈的目標已經不再是“最優”，而是“可持續生存”。

然而，這一轉型過程也伴隨著一系列復雜挑戰。首先是地緣政治與監管風險的顯著上升。國家安全審查的范圍不斷擴大，監管干預具有追溯性，歐盟等地區的法規日益嚴格且解釋不斷變化，使企業在投資審批與運營過程中面臨高度不確定性。這直接催生了對復雜投資架構設計、多法域監管協調以及前期風險識別的需求。

其次，ESG（環境、社會與治理）已從信息披露要求演變為市場準入條件。環境抗議、社區阻力以及勞工與透明度問題，正成為企業必須正面應對的現實挑戰。企業需要的不再是形式化報告，而是可執行的ESG運營體系、利益相關方溝通機制以及供應鏈盡職調查能力。

第三，本地化與治理問題日益突出。許多企業發現，“建廠容易、運營困難”。文化融合、人才短缺以及總部與本地團隊之間的決策錯位，都會影響企業的長期穩定運行。因此，治理結構重塑、合資安排優化以及人力與合規體系建設成為關鍵需求。

第四，貿易與產業政策沖突日趨激烈。反補貼調查、關稅爭端以及原產地審查，使企業必須面對一個核心問題：其本地化生產究竟被視為真實投資，還是規避規則的手段。這要求企業具備系統性的貿易防御策略、供應鏈重構能力以及精細化的原產地規劃。

第五，爭議解決機制正在發生演變。領先企業逐漸從事后應對轉向事前預防，通過構建多層次爭議解決機制與基于條約的保護體系，將法律策略從“解決糾紛”升級為“風險架構設計”。

在這一背景下，地緣政治風險已不再是宏觀層面的抽象概念，而是直接影響企業海外資產安全與業務連續性的現實威脅。從市場準入限制到投資審查，從供應鏈中斷到強制剝離，全球化規則正被重新書寫，而且往往具有突發性與單邊性。這一變化對法律服務提出了全新要求：傳統分散式服務模式已難以應對，需要轉向高度協同、系統化的全球法律網絡。

這種轉型首先體現在對風險本質的重新認知上。監管工具正在演變為多維度“規則武器”。例如，市場準入與生產地綁定，使既有供應鏈可能在短時間內失效；投資審批中“控制權”與“影響力”的定義帶有明顯政治屬性，使相同投資架構可能獲得截然不同的監管結果；更為極端的情況是，企業即使完全合規，仍可能在地緣政治變化中失去控制權。這些現象共同指向一個結論：法律服務的角色必須從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設計，從單點問題解決轉向系統性風險應對架構建設。

因此，法律服務體系需要完成三大轉變：從點狀響應走向整體保護，從合規執行走向戰略架構設計，從獨立作業走向網絡協同。單一機構難以覆蓋多法域、多維度的復雜風險，但通過跨區域協作，可以形成基于本地經驗與全球聯動的綜合能力。

在實踐層面，這種能力可以通過構建一體化風險防控體系來實現。首先是在市場進入與資產配置階段，通過“地緣政治選址”幫助企業評估投資安全性與可持續性，并在治理結構中嵌入控制權保護機制，例如董事會安排、投票權設計、知識產權布局及合同保障等。其次是在運營階段建立動態保護機制，包括跨區域情報共享、預警系統以及危機響應預案，同時通過壓力測試提前識別潛在風險。再次是在解決方案層面實現法律、商業與政策的融合，例如數據治理架構、技術隔離機制以及利益相關方溝通策略，從而在制度與輿論兩個層面同時塑造有利環境。

為了將這些能力轉化為可執行方案，還需要推動服務產品化與協作機制升級。例如，可以開發覆蓋診斷、規劃與執行全過程的“全球資產安全與韌性藍圖”，以及在危機時刻快速啟動的跨法域應急響應機制。同時，通過建立行業專項工作組、搭建安全協作平臺以及開展定期演練，確保網絡協同能力在關鍵時刻能夠高效運轉。

歸根結底，當今時代的核心特征是不確定性。而對企業而言，不確定性意味著生存風險。在這種環境中，企業真正需要的不是絕對確定性，而是經過系統設計、基于充分信息與戰略判斷的“可控確定性”。法律服務的價值，正是在于提供這種結構化的確定性。

當法律網絡能夠從個體專家的集合，轉變為協同運作的系統時，其意義將不再局限于支持企業，而是重新定義全球法律服務的標準。在一個規則被不斷重塑甚至被“工具化”的時代，這種能力將成為企業全球化進程中的關鍵支撐，使法律顧問不僅是問題的解決者，更是路徑的導航者與風險的守護者。

專家介紹

陸俊秀 博士

走出去智庫（CGGT）高級合伙人

陸俊秀博士的主要專業領域為地緣政治風險與合規研究、國別政策法律監管邏輯、企業地緣危機解決實務、企業跨境并購和投融資戰略、金融科技研究。他曾任國家開發銀行總行研究院副處長，興業銀行子公司總經理，是中國商務部國際商務官員培訓特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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