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的潛規則：為何法官“不敢”判免于刑事處罰？

近日，我們團隊經辦了一起涉及兄弟糾紛的故意傷害案。案件事實清晰，當事人具備自首情節，已全額賠償并獲得受害方諒解，賠償金額也高于通常標準。

從法律層面看，這個案件即便不滿足不起訴條件，也完全符合“免于刑事處罰”的適用情形。

更關鍵的是，我們團隊檢索到本地中級人民法院的一份二審判決——案情幾乎與我們手頭的案件如出一轍：夫妻爭執，男方酒后致妻子輕傷，事后雙方達成諒解。

二審法院將一審的緩刑改判為免于刑事處罰。

而我們的案件，不過是當事人關系從“夫妻”變成了“兄弟”，且受害方在沖突中存在過錯。其余情節——賠償、諒解、自首——幾乎完全相同。

按說，在最高人民法院強調“類案同判”的司法環境下，這樣的先例應當成為裁判的重要參照。當事人理應獲得同樣的處理結果，否則司法公正就難以真正被感受到。

然而，現實往往比法律復雜。

為什么法院“不愿”判免予刑事處罰？

在與當事人溝通時，我們坦誠分析：從法律上講，免于刑事處罰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一審法院很可能不愿下判。如果堅持，可能要經歷上訴、二審，耗時耗力，結果或可理想。

最終，當事人不愿承受程序與心理的雙重壓力，選擇了認罪認罰，接受了緩刑判決。

這引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什么在情節相似、先例明確的情況下，法院——尤其是一審法院——仍然傾向于回避“免于刑事處罰”？

答案并非單純的法律適用問題，而更多牽扯到司法系統內部的運行邏輯。

一位外地檢察官曾私下透露，在他們看來，“免于刑事處罰”幾乎等同于“無罪判決”。一旦出現這樣的判決，檢察院的相關考核指標將受到顯著影響，甚至可能“一年工作白干了”。

這種壓力自然會傳導至法院，影響法官的裁判傾向。

于是，一種潛規則漸漸形成：即便案件符合免罰條件，檢察院也會通過各種方式與法院溝通，甚至施壓，避免出現“免于刑事處罰”的判決結果。

取而代之的，往往是“定罪+緩刑”——既算“有罪”，又算“判刑”，各方“皆大歡喜”。

唯一的代價，是當事人的權益。

當“業績”凌駕于法律之上

這種邏輯看似荒謬，卻在現實中不斷上演。

辦案人員為了完成考核指標、避免負面影響，不惜忽略法律規定、無視類案指引，甚至無視當事人可能因一份有罪判決而承受的長期后果——就業受限、社會評價降低、生活全面受阻。

他們寧愿選擇“緩刑”，也不愿給出一個真正讓當事人有機會“改過自新、輕裝上陣”的免罰判決。

對他們而言，這是“安全”的選擇；

對當事人來說，卻是制度困境下的個人犧牲。

爭取公正，需要付出代價

當下，在司法考核與個人問責的壓力結構下，期待法院自愿、主動地做出免于刑事處罰的判決，并不樂觀。

但這不代表我們應該放棄推動改變。

每一個類似案件，如果律師堅持專業辯護，當事人愿意承受程序之重，媒體與公眾保持關注，司法系統便多一分外部的審視與倒逼。

制度不會自動優化，它需要個案推動，需要敢于較真的人。

我們團隊經常對當事人說：“想要更好的結果，往往要付出更多代價。”

這代價可能是時間、精力，也可能是對不確定性的焦慮。但司法進步的微光，常常正是由這些不愿妥協的勇氣所點亮。

結語

法律條文是冰冷的，但司法應當有溫度。

當“類案同判”不止停留在報告里，當“免于刑事處罰”不再成為法官不敢觸碰的禁區，當考核指標不再凌駕于個案公正之上——那時的司法，才能更貼近人心，也更貼近法律真正的精神。

這條路還長，但我們不能因為漫長，就不邁出第一步。

作者：鄒玉杰律師

九章刑辯創始人，安徽律師門戶網創始人；

亳州律協刑委會主任，金亞太（亳州）律師事務所主任，全市看守所律師特約監督員，亳州市檢察院人民監督員，譙城區法學會首席法律咨詢專家……

目標：窮二十年蠻力，救一百條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