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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七年,朱由檢即位,很快就處理了魏忠賢。
這一步,從道統(tǒng)上當然毫無爭議,士林一片稱快,東林舊人回流,朝局看起來一夜之間重見青天。
問題是,青田是看見了,事情卻并沒有變簡單,反而更難了。
因為你如果把魏忠賢當成一個“壞人”,那他死了問題就解決了;但如果把他當成一個“位置”,那問題才剛剛開始。
先看看這個“位置”到底是什么。
魏忠賢手里握著的,不只是權力,還是一整套可以直接運轉的東西:
* 內廷到地方的命令通道
* 稅收與非常財政的抓手(礦監(jiān)、商稅等)
* 對軍隊的即時供給能力
這些東西都不合理,甚至完全不合法,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能立刻把事情推行下去。
尤其是在遼東戰(zhàn)事已經(jīng)全面吃緊的背景下,軍費可不是個抽象的問題,而是每個月都要落地的數(shù)字。
你可以不喜歡甚至厭惡這套體系,但你必須回答一個問題:
不用它,用什么?
崇禎的第一反應,其實很符合他的性格,也符合他未來的烈士定位。
他要“正”。
他用士大夫,用常規(guī)財政,用制度內的方式,把國家重新拉回“正常軌道”。
他啟用東林舊人、清理閹黨網(wǎng)絡、收縮內廷權力......
邏輯也是極度自洽的:既然問題出在“偏離制度”,那就回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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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于,制度恰恰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第一,財政。
明末的財政,不是一個可以慢慢調整的狀態(tài)。遼東戰(zhàn)事、流寇壓力、地方崩解,這些都在持續(xù)消耗資源。
東林一派反對礦監(jiān)、反對額外征斂,這在價值觀上沒有問題,非常正義,但財政缺口不會因為“正義”而消失。
而崇禎能用來解燃眉之急的,無非這幾條路:
* 常規(guī)賦稅(已經(jīng)吃緊)
* 加派(會激化社會矛盾)
* 臨時征收(名目可以換,但本質相同)
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 他在道統(tǒng)上否定的東西,在現(xiàn)實中不得不換個名字繼續(xù)做。
第二,執(zhí)行。
閹黨的毛病,在于繞開朝廷體系,但它的優(yōu)勢也在這里——命令可以直接下達。
而當崇禎回到主流之后,事情開始變得緩慢、分散、層層上報。
每一層都要“負責”,也就意味著每一層都在規(guī)避責任。
命令從北京發(fā)出去,到地方執(zhí)行,中間的損耗開始變得肉眼可見。
這可不是某一個人不行,而是執(zhí)行路徑變了,官僚、文牘這一套按部就班的東西,必然就是這個效率。
第三,軍隊。
遼東的軍隊,需要的是穩(wěn)定供給,而不是道德規(guī)范。
崇禎在用人上不斷調整,從袁崇煥到洪承疇,再到一系列更替,表面上看是“用人失誤”,但背后其實是一個更現(xiàn)實的問題:
沒有一套穩(wěn)定的資源供給體系,任何將領都很難長期維持戰(zhàn)力。
閹黨可以粗暴地把錢和物資壓過去,而文官體系下,這一切都要經(jīng)過更長的鏈條。
鏈條一長,戰(zhàn)場就開始出問題。
于是你看到一個了逐漸成型的局面”
道統(tǒng)回來了,朝堂“干凈”了,士大夫可以說話了,但國家的運轉反而似乎更加吃力了。
這當然不是因為崇禎不努力,而是因為他必須同時完成兩件幾乎相互沖突的事情:
一方面,恢復“正統(tǒng)”的治理方式;
另一方面,應對一個已經(jīng)進入非常狀態(tài)的國家。
前者需要時間,后者沒有時間。
那他有沒有替代方案?
嚴格說,有,但都不完整。
一種,是回到常規(guī)財政和文官治理,慢慢修復,這需要的是穩(wěn)定環(huán)境和時間——而他恰恰沒有。
另一種,是承認非常狀態(tài),保留甚至重建一套高效但不那么“正”的執(zhí)行體系——但這會直接沖擊他剛剛建立起來的道統(tǒng)基礎。
還有第三種,借助地方力量,比如邊鎮(zhèn)、商人、甚至像鄭芝龍這樣的海上勢力,讓資源直接轉化為軍力,但這條路,本質上是在削弱中央控制。
每一條路,都有代價,而且代價彼此沖突。
所以崇禎真正面對的,不是“選錯了哪一條路”,而是:
他同時失去了“舊體系的效率”,又來不及建立“新體系的穩(wěn)定”。
魏宗賢可以被拿掉,但那個位置不會消失。
糟糕的是,這個位置,后來居然一直是空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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