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國慶：AI時代全球秩序中的美國和硅谷

文|竇國慶，陸軍上校

作者授權發布，本文系《芯片、戰爭和AI變局》前言

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人類最強的能力莫過于認識與改造世界，最弱的能力莫過于預測與掌控世界。事實上，這兩種所謂最強與最弱之別，有著“千人心中自有千個哈姆雷特”似的解答。

AI科技的誕生，似乎正在幫助將人類最強的能力變得更強，也在使其最弱的能力變得更弱。因為長久以來，政治家、經濟學家、科學家、軍人、商人、普通民眾等幾乎所有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人工智能真的會統治世界，還是會賦予人類統治世界的能力？”AI科技是人類首次的這樣一種工具，既能觀察、感悟世界的物理性與生物性的自然變化，也能促進與人類或者其他人類工具的互相學習，甚至能夠自主決定是否發生實體變化還是邏輯變化，使人類從未像今天一樣，既前所未有地掌握著淵博知識，也前所未有地發現自身的無知；既取得了如此偉岸成就，也面臨著從未遇見的復雜挑戰。關于AI科技造就人類最強、最弱之說，正確抑或錯誤，時代自會做出回答。

但是，無論如何作答，都不能忽略一個客觀規律，即歷史上所有科技對人類產生的心靈震撼均能證明，未來不是預測出來的，而是創造出來的。AI科技也許是人類首次依靠科技進步揭示這一基本規律的文明成果。正如列寧在《哲學筆記》深刻提示一樣：“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并且創造客觀世界。”AI科技正是人類創造世界的文明成果之一。

AI是在相當長時間內被全球關注的“詞匯”。這從一個側面證明，AI科技全面興起，正在向人類所有能涉及的領域滲透。AI科技越發達，越容易引起人類依賴。

人類生存與幸福普遍前提是健康、環境、知識、和平四大要素。AI科技既可以防范和治療疾病，也可以制造公共衛生事件；既可以協助環境保護，也有可能制造環境災難；既可以開發和管理有效、有益信息，也可能輸出無效甚至有害信息；既可以形成遏止戰爭的強大實力，也可能誘發戰爭。關于AI科技的未來，有人信心滿滿，有人憂心忡忡，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難以把控的復雜性已然如斯所見。

兩次工業革命既造就了兩次世界大戰，也締造了現代國際制度體系；核技術遏制了大國戰爭，也使全球籠罩在生存危機的陰影之下；信息科技促使世界各國打破國界實時交流，也為國際公害的肆虐提供了有利條件。順延這些復雜的邏輯，當人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AI工具時，隨著AI科技發展和AI產業向人類社會全方位滲透，AI工具最終會塑造出強大的跨國、跨領域的利益交互體系。在這個體系內，“網絡平臺之間的商業競爭可能影響政府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有時會影響外交議程上的頭等大事。”而且，AI科技已經全面嵌入全球網絡、交通等，在全球貿易與市場體系、國際政治和軍事、文化交流中得到廣泛運用。

可以說，AI時代才是充滿著矛盾性特質的“萬物互聯”的全球時代真正到來的標志。

科技的核心問題決定其賦能時代的底蘊。“人工智能的核心問題是使機器和軟件具有與人類類似的知識、學習、推理等能力。”AI時代的底蘊則是決定人類知識、學習、推理的數據資源。數據資源必須以巨量人力和技術設備設施作為支撐，而巨量人力和技術設備設施的投入，必須以能源為基礎，并且遵循法律，因而無論市場主導，還是政府主導，最終都將以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為宗旨，即在尊重個體性認知能力與建立整體性社會規范之間取得動態平衡。AI時代中的全球能否取得共同進步，取決于這一平衡能否實現。

在當今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內，AI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科技，但一定是最重要的前沿科技之一。工業革命以來的200多年，任何大國的命運從根本上取決于能否比其他大國更加快速和高效將前沿科技轉化為國家實力。

在被認為是美國人“政治圣經”的《聯邦黨人文集》中，“‘實驗’等詞的出現頻率，超過了‘民主’一詞的使用頻率”。作為世界上感悟科技帶來巨大戰略紅利最深刻的國家之一（也許沒有之一），如果不能理解AI科技重塑世界，就不能理解現在和未來的美國。反之，如果不能理解AI科技影響美國，就不能理解未來的世界。

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軍事、外交正在加速全面運用AI科技，舉國上下的利害之交、步伐之大、節奏之快、影響之廣、力道之深、勢頭之猛、挑戰之難，可能超出了世人想像。

值此AI時代快速潮起之際，美國如何面對和應對全新的機遇和挑戰，并以最有效且可擴展的方式去實現，將是全球面臨的重大問題之一。

美國進入了冷戰結束后新一輪綜合國力整體性躍升與轉型時期，新的科技優勢將再一次全方位增強硬實力與軟實力。同時，唯一一個全球國家的實力地位，使美國必須認識到，自己是“當今這個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鄰居。……是當今世界的第一命題。”美國自身必須以全新的全球視野進行自我審視。

美國面對全球新的復雜與動蕩，應對歐洲、中東、拉美等重地中叢生且內在關聯的亂局時，總是忙于“按下葫蘆翹起瓢”的“左支右絀”，既不能貿然升級，以求“徹底解決問題”，又不得不有傾向、有偏向地控制動蕩烈度。美國陷入冷戰結束后全球性困境最為突出、最為復雜之時。這一系列困境將長期存在。

美國正在全面加速推進AI科技軍事化。五角大樓運用AI科技優化美軍領導管理模式、美軍備戰與轉型模式，基于AI科技對世界局勢的影響，制定國防政策與軍事戰略、決定運用不同軍事策略。因此，美國在AI時代勢必將倚重硅谷，作為驅動人工智能軍事化運用的動力源；打造智能化美軍，為擴大美國軍事實力優勢構筑新的支柱；運用富含AI產品與服務優勢的商業力量作為新的地緣政治手段。

美軍注入AI科技的核心目標是提升基于各軍種特色優勢的聯合作戰能力，為此將優化五角大樓領導管理模式與吸收硅谷強大科技資源這兩大任務并步前行，使五角大樓各機構、參聯會、各戰區、各軍種部，在各自開發與同步共享數據資源中，依托市場體系探索相應的體制機制。

在這一背景下，在AI科技領域搶先起步的硅谷科技企業們對傳統工業集團（包括軍工復合體）造成的沖擊波，自然也成為美國邁向AI時代的重要動力。

當人類社會全面走向全球一體的互聯網時代并跨入AI時代時，硅谷這個地名成為探索新世界和突破人類智力新極限的地標，表現出一種獨特的文化，“總能破舊立新，從不因循守舊”。

硅谷自20世紀以研發電子通信科技為起點，發展為今天將網絡、區塊鏈、元宇宙、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先進科技及其產業容納其中，作為科技文明與商業文明的彰顯者，不僅自創了高新科技研發模式，更自創了科技進步下的產業運行模式，推動了美國學界、政界、商界、軍界等系統性更始迭代。

有人將硅谷的影響歸納如下：“它建成了全球化的網絡，成為一個商業敏感點，變成了文化印記，甚至還是一股推動政治的力量。全球有數百個地名被改成了硅漠、硅林、硅灣、硅原或者硅河谷，只為能沾上一點硅谷的魔力。硅谷的律動決定其他行業如何運作，改變了人們通信、學習與全面動員的方式。它顛覆了了許多權力結構，又強化了另外一些權力。”此言也許有所夸耀，但不可否認的是，硅谷在有褒有貶中，像一座每隔數年就要噴發的火山一樣，刺激著世界由科技巨變擴大為生產和生活的巨變，乃至世界存在形式的巨變。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優秀、最具道德感和對商業利潤最敏感的科學家和資本家群體。如果這一觀點正確，硅谷精神內核不是現實主義，而是理想主義；如果這一觀點有所夸張，硅谷精神內核既基于美國的需要，也超越了美國的需要，或者將美國當作了全人類的代表。畢竟硅谷的精英們身處美國，對其他地區民眾需求不可能“感同身受”。美國不能代表全人類。硅谷的精神內核，代表美國的力量源泉，難以復制的根源是因為美國難以復制。因此，硅谷成為美國走向AI時代、進而推動全球走向AI時代的先鋒和旗手。

1995年至2005年的10年間，即便包括了“9·11”事件后美國移民政策爭論最激烈日子，硅谷也積極吸收從貧困的非洲到富裕的日本來的全世界精英，允許外國出生、擁有外國國籍的人，在美國最具有創新精神、最強調保密的軍事科技源發地進行創業，在決定國家未來的工程學科學領域接收高比例國外學生。而且，硅谷創始者之一斯坦福大學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廣泛包容性。據稱，家庭收入低于10萬美元的學生，可以享受學費豁免待遇。此外，還有一半的本科生能獲得助學金。硅谷成為現代公民社會一個“窗口”，鼓勵人、資本以及信息自由流動，美國具有世界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法治水平、社會包容、民族自信。愈加重視海外技術移民正是根源于此。

美國國內資本向全球市場擴張，必然要通過鼓勵競爭而不斷創新以攫取利潤。這一行為在向全球傳播美國式價值觀的統一精神內涵的驅動下，美國政府、企業及其背后的受益群體，在分分合合的復雜博弈中，不僅造就了動態平衡的市場體系，還逐步形成內外一致的價值觀。

硅谷是思想、意志、智慧等精神性勇士們的樂園，吸引著科技型商業奇才，或者說是商業型科技奇才，以超脫于當世之思的獨特視角與個人氣質，拒絕陳規俗套，以個人喜歡做（盡管也有被迫喜歡做的情況）的事情為中心，才會使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埃斯隆·馬斯克（Elon Musk）、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志在改變世界的精英們輩出于世。

這些新型科技和商業精英的聰慧、勤奮爆發出來的創新意志與力量，塑造了硅谷的獨一無二的“天賦”：技術與資本的雙重優勢。這一雙重優勢如何發揮，取決于硅谷傾向于如何追求利潤的擴大。按照傳統觀點，追求壟斷才能無限擴大利潤。但是，所有硅谷科技巨頭在成長的過程中，時刻都面臨遭到剛性的《反壟斷法》起訴的危險。

正是在這一氛圍下，硅谷才誕生了蘋果（Apple）、谷歌（Google）、英偉達（NVIDIA）、特斯拉（Tesla）、英特爾（Intel Corporation）、臉書（Facebook，2021年10月28日，臉書正式更名為“Meta”，來源于“元宇宙”Metaverse一詞）、甲骨文（Oracle Corporation）、思科（Cisco）、惠普（Hewlett-Packard Company）、高通（Qualcomm Inc.）、微軟（Microsoft Corporation）等耳熟能詳的科技企業巨頭，也有著如Anduril、Scale AI、OpenAI等“雨后春筍”般的新銳獨角獸。它們的誕生也見證了經濟與政治之間關系演變的歷史邏輯，“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會改變權力生產的要素結構，造就新的權力主體，這會對傳統國家治理的單中心式權力結構產生沖擊”。

硅谷在美國的權力地位的增長源自于反壟斷環境中富有生機活力的AI產品與服務，它們美國在AI時代繼續確保實力優勢的最強大本錢：創新。與全球如何分享創新成果，成為美國未來一切行為的“風向標”。

硅谷有選擇的開源或者閉源，都將影響到美國在全球的安全與利益。換而言之，硅谷需要什么樣的全球市場，決定了美國需要什么樣的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

競爭需要人才、資本，全球市場需要能源，美國必須從全球市場吸收人才、培育資本擴張動能、穩定全球能源貿易。

百年歷史上，美國成功的要決不是拘泥于西半球一隅的自我封閉，而是在全球推行開放環境中的競爭。這是美國與西方的古羅馬、英國，以及東方的秦漢帝國、莫臥爾帝國、波斯帝國等舊式力量的根本相異之處。特朗普似乎正在改變美國這一歷史經驗，但他的成功代表著美國的成功，這將是一個富有深遠意義的重大命題。

既然硅谷崇尚競爭與開放，意味著探索性失敗雖然會損失時間與金錢，但不會遭到榮譽方面的懲罰，因而特別有利于年輕人積蓄開拓創新精神，造就出許多由失敗通向成功的壯舉，其中的曲折與倒退甚至從頭再來的研發與銷售成為再正常不過的事情。硅谷的“寬容”之風不僅來自于眾多出身于科技領域的商業領袖對繁文縟節的天然厭惡，更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特質所致：神圣不可侵犯的財產私有權之中，獨立承擔風險與享有利潤。

寬容失敗的文化投射到美國的國家體系中，表現為自我糾錯。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國家、政府、社會，自我糾錯是不完美中的現實特質。美國以財產私有為文化基因，決定了其民眾最為敏感與關注之事為個體得失，但凡公共事務妨礙、傷害個體得失，國會、政府及其背后的資本集團便激起新的政治博弈，在權力互相制衡中改變公共事務政策，糾正現實錯誤。當然，這種糾正并非一勞永逸，而是在力不能逮和矯枉過正兩端中尋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