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由紀夫坦言：特朗普是全球秩序最大威脅，中日應聯合制衡美國

鳩山由紀夫在香港大學的演講把話講得很明確：特朗普對國際法與國際規則缺乏應有的尊重，而在其主導下的美國，反而在相當大程度上成了當前全球秩序里更突出的麻煩制造者。

4月28日，這場演講的主題是“世界秩序變局下的中日關系前景”。鳩山在開場階段先把討論焦點放到美國身上，并且借助三個案例來支撐他的結論：關稅戰、對委內瑞拉的突襲式抓捕行動、以及對伊朗的軍事打擊。

他想表達的核心意思是：國際規則不是擺設，如果有國家把規則當作可以隨意揉捏的“橡皮泥”，國際社會就會在連鎖反應里承擔代價。

這三個案例表面各不相同，但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矛盾：美國把“國家利益”的邊界不斷擴張，把它解釋成“只要符合自身需要，就可以選擇性地對規則進行繞開甚至破壞”。

關稅戰相當于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制造不確定性，彼此加稅會把供應鏈與市場預期拉緊，企業會先感到成本壓力，隨后這種壓力再傳導到就業、物價與普通人的生活開支。突襲抓捕以及軍事打擊這類做法，則更像是把國際關系重新拉回到“力量優先”的模式，規則約束被弱化，談判空間被壓縮，沖突升級的門檻也隨之降低。

在把矛頭對準美國之后，鳩山隨即把議題轉回到中日關系，并且把兩國定位為“站在十字路口”。這不是簡單的外交修辭，而是對現實結構變化的概括。

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優勢更明顯，“中日友好”在社會層面的接受度更高；1995年村山談話對歷史問題的反省，也曾在地區互信方面起到一定的鋪墊作用。

但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后，兩國綜合實力差距逐步拉大，日本長期增長乏力帶來的心理落差，容易被國內政治敘事拿來放大與再加工。

這種心理機制并不復雜：當一個國家感受到“不如從前穩當”，常見反應往往不是優先進行內部改革與結構調整，而是更傾向于在外部塑造“威脅對象”，把社會焦慮導向更容易動員的方向。

于是，“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國內的傳播聲量變大，一些政治力量在敘事上不斷加碼，久而久之，似乎不強調“強硬姿態”就會被貼上“不夠愛國”的標簽。

在此背景下，鳩山把日本的選擇歸納為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繼續把美國當作核心依托，把中美博弈與臺海局勢當作政策籌碼，推進對抗化、軍備化與陣營化。

第二條路徑是中日去尋找共同的戰略利益，并且聯合更多地區國家，運用更協同的方式來抵御單邊主義帶來的沖擊，從某種意義上形成對“以自我為中心”的美國政策的對沖力量。鳩山認為第一條路徑成本過高且難以走通，因此更傾向于第二條路徑。

為了讓第二條路徑看起來更具可操作性，他還引用了“中等強國應當進行更緊密的團結協作”這類思路，并提出設想：中日韓以及東盟可以召開緊急會議，發布聯合聲明，對美國以及以色列進行施壓，要求停止對伊朗的軍事打擊。

鳩山并未回避最關鍵的敏感點：臺灣問題對中日關系具有高度牽引性，一旦在言行上處理失當，中日關系就難以真正轉暖。他明確提到，日本部分政治人物在涉臺問題上的表態應當進行收回并作出道歉，日本政府也應當明確重申不支持“臺獨”。

鳩山在采訪中也承認，這些安保動作“確實是針對中國的，而且是錯誤的”。其邏輯并不復雜：一方擴軍，另一方不可能視而不見；只要開始跟進，外溢效應就會推動更多國家參與，最終演變為軍備競賽。軍備競賽會帶來更高的財政負擔、更緊張的安全環境，并且提高誤判與擦槍走火的概率。

另一個結構性約束在于，日本在安全體系上長期與美國深度綁定，這不是更換口號就能輕易松動的安排。即便日本國內存在對美國政策的不滿情緒，一旦觸及“安全命脈”，政策慣性與制度捆綁會把選擇空間壓縮得很窄。

綜合來看，鳩山的方案更像是一種戰略愿景：希望中日減少互相試探，轉而在抗風險合作上尋找更多交集；希望地區國家不再被迫在大國間選邊站隊，而是用更成熟的外交協調去對沖單邊主義。

但愿景要走向現實，至少要跨過兩道關鍵門檻：日本在歷史與地區安全議題上的真實態度，以及在臺海問題上需要明確的言行邊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