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教授：曾顯赫的法國與英國，淪落到小人掌權，我們需要戴高樂

英媒稱，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在法國最終演變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時代。

我有時會羨慕法國人。并非因為他們廣闊的自然空間（人口相同，領土卻是我們的兩倍）、他們的美食或常見的旅游景點。

不，我有時羨慕的是他們愿意在全球舞臺上宣示其“法蘭西特性”，是他們堅信法國因其代表的內涵而擁有正當的話語權。

法國政客和外交官為法國發聲。他們捍衛法國利益。他們有一項國家戰略，并且似乎遵循它。他們這樣做時毫無愧色，甚至不擇手段。英國在脫歐過程中就領教了這一點，令我們的政客和官員震驚。

法國人給我們制造麻煩。他們拿走我們的魚。他們想讓我們為保衛歐洲的“特權”付錢。他們不阻止非法移民穿越英吉利海峽。簡而言之，他們毫不猶豫地按照自身利益行事，而非我們的利益。而且，他們似乎對此都表示贊同。長期以來，他們一直如此。

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夏爾·戴高樂那高傲而沉思的形象。在我們當前政治困頓之際，一種對等的“盎格魯-戴高樂主義”似乎頗具吸引力。

戴高樂主義的內涵遠不止于對美國人無禮。它包括一項復興與宣示的廣泛國家戰略。戴高樂堅持核能安全（我們仍在進口越來越多的法國電力）和完全獨立的核威懾力量。他與前殖民地保持著密切、有時甚至腐敗的關系。

仿效英聯邦的“法語國家組織”則培育了軟實力。戴高樂對歐洲一體化心存疑慮，僅將其視為維護法國利益的一種手段才可接受——這與英國自認弱勢而不斷讓渡權力和主權的做法截然相反。

那么，英國是否應該決定變得更像戴高樂主義？在某種程度上，答案顯然是肯定的。任何有自尊的國家都應該能夠維護自身利益，捍衛自身價值觀，并依賴其政客和官員做到——嗯，愛國。

想象一下今天出現一位英國的戴高樂（我承認，這不可能）。他不會以凈零排放的名義放棄能源安全和我們的工業殘余。他不會放棄查戈斯群島，不會允許西班牙控制直布羅陀的通道，也不會讓北愛爾蘭受歐盟法律管轄。他不會允許特朗普使用英國基地，而且他會堅定表態，不會一夜之間改變主意。

他會確保塞浦路斯得到保衛，并扼殺關于放棄基地的言論。他會著力經營英聯邦。他會在國防和力量投送上投入資金和精力。

簡而言之，我們無法簡單地變成戴高樂主義。戴高樂主義有著深厚的法國根源。其中包括古老的國家權威傳統，這與我們自由主義對權力的懷疑截然不同。

法國右翼也一直渴望出現一位超越政治的國家救星。最重要的是，戴高樂主義誕生于災難：德國的占領、印度支那的失敗，以及那場險些摧毀法國、令人恐懼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

因此，戴高樂得以成為救星，制定新憲法，使自己成為共和國的君主。幸運的是，他在法國人稱之為經濟“輝煌三十年”的中期上臺，而那已是遙遠的記憶。

60多年來，法國一直生活在他建立的君主式共和制下，其總統擁有的權力和威望遠超英國首相所能夢想。當然，戴高樂的統治因學生騷亂和罷工而恥辱地提前結束，但在此之前，他已經改變了這個國家。

但是，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又如何呢？這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法國以及任何潛在的盎格魯-戴高樂主義者面臨的問題。長話短說，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最終在埃馬紐埃爾·馬克龍身上達到了頂峰。

他開始時懷著崇高的戴高樂式抱負，試圖從愛麗舍宮的高處指揮國家，而不沾染政治權謀的污濁。他最終卻無法解決政治僵局，無法實施必不可少的經濟和財政改革，只能在國際舞臺上焦躁不安、裝腔作勢，發表無人理睬的聲明，召開無人關注的會議。實際上，就像斯塔默一樣。

盡管歷史和制度迥異，法英兩國這種奇特的趨同現象發人深省。兩國都是，或者說本應是，大國。

但遠不清楚的是，他們的政治階層或人民現在是否愿意付出努力或代價。他們只能抱最好的希望，而自己的命運卻由他人決定。這曾令戴高樂擔憂，他有句名言：法國必須表現得像一個大國，恰恰因為它已不再是一個大國。

戴高樂主義的一部分始終是故作姿態和虛張聲勢。也許這在穩定的世界里行得通，在那個世界里，無論發生什么，美國都會在那里保衛歐洲對抗蘇聯，而扯一下美國尾巴能給受辱的法國帶來些許安慰。也許英國的對立政策——“特殊關系”——在那個世界里也有道理。

但那個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當魯莽的掠奪者炫耀硬實力時，無論是否奉行戴高樂主義，英國和法國是否有能力維護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一位不是戴高樂的政客，敢于迎難而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