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的奧特曼們與中美AI的東西分野 | 地緣科技「平」論 x 黃平

大灣區評論 x 黃平

地緣科技

vol. 4 no. 4

「平」論

2026/04/15

April

在美國內部，一場圍繞AI展開的左右意識形態內戰已經白熱化。

第4期

總第4期

編者按

PREFACE

美媒近期一篇重磅調查報道揭開了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奧特曼“造福人類”的虛偽面紗，直指其背后的資本逐利本質與“反社會傾向”。這一爆料不僅打破了硅谷的科技神話，更將美國內部圍繞“技術加速”與“AI毀滅論”的深層意識形態撕裂暴露無遺。隨著帶有政治偏見的大模型走向全球，這場源自硅谷的陣營對立，正悄然演變為一場向外輸出的數字意識形態博弈。

面對日益割裂的全球AI版圖，本文深度剖析了中美在人工智能底層敘事上的核心價值分野。文章指出，不同于美國AI根植于無政府主義與資本無限擴張的“破壞性顛覆”，中國的大模型發展始終堅持“科技向善”與深度賦能實體經濟的務實路徑。在技術狂飆的時代十字路口，中國必須保持戰略定力，拒絕被西方的政治極化所裹挾，堅定走出一條以人為本、服務千行百業的新型AI治理之路。

01

美國的天才們大多是“瘋子”

美國硅谷的科技怪才：

天才與偏執

2026年4月6日，《紐約客》（The New Yorker）發表了一篇歷時整整18個月、長達16000字的重磅調查報道。該報道由普利策獎得主羅南·法羅（Ronan Farrow）和長期追蹤科技與權力交叉地帶的安德魯·馬蘭茨（Andrew Marantz）聯合撰寫。他們采訪了超過100名知情人士，并獲取了數百頁此前從未公開的內部文件，其中包括前首席科學家伊爾亞·蘇茨克維整理的逾70頁內部備忘錄、OpenAI前高管整理的內部備忘錄，以及某位核心聯合創始人留下的200多頁極度私密的私人筆記。

這篇報道的核心結論并不是某一件具體的丑聞，而是一條系統性的證據鏈：OpenAI用“造福全人類”的崇高使命建立起公眾信任，用“安全優先”的承諾招募了大批頂尖人才，但每當商業利益與這些承諾發生沖突，讓步的始終是承諾。而站在這條退讓軌跡中心的，始終是同一個人——山姆·奧特曼。報道中所呈現的奧特曼形象，與他在公眾場合的溫和儒雅截然相悖。超過100名內部人士的證詞共同描繪出一個“缺乏良知”且具有“反社會傾向”的領導者。

然而，放眼整個硅谷頂層，奧特曼的這種特質并不孤獨。馬斯克可以為了火星夢想讓員工連續數月住在工廠，也可以在一夜之間解雇公司3/4的員工；扎克伯格為了“元宇宙”執念可以在公司市值腰斬之際巋然不動，卻同時在夏威夷斥巨資修建外界幾乎無從知曉的地下末日堡壘。

可以說，美國硅谷的天才大多是偏執的“瘋子”。這里的“瘋子”并非貶義，而是指他們對自身愿景的極度沉迷與毫不妥協。他們擁有洞穿時代局限的判斷力，以及將宏大科幻構想轉化為現實產品的極端執行力；但同時，他們大多帶有根深蒂固的無政府主義傾向。他們從骨子里輕視政府的監管能力，認為傳統的規則規制、政治體系乃至道德共識，本質上不過是阻礙技術進步的官僚腐朽。在他們的世界觀里，唯有技術，才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終極答案。

位于加利福尼亞州庫比蒂諾的蘋果公司（圖源：紐約時報）

美國天才成長

背后獨特的制度和文化

這種“反社會傾向”的怪才群體為何偏偏在美國扎堆出現？這不是偶然，而是美國特殊的文化基因與制度環境共同孵化的產物。

比較來看，英國和西歐有著深厚的貴族傳統與階級秩序，尤其是二戰后，西歐社會廣泛建立起以高福利為核心的社會民主主義體制，整個社會文化更傾向于強調穩定、共識與集體安全網絡。在這樣的土壤里，極端的個人主義和對規則的公然蔑視會受到強烈的社會排斥。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歐洲沒有誕生今天意義上的硅谷。

美國則全然不同。美國的文化底色，是“新教清教徒倫理”與“邊疆拓荒精神”的奇異疊加。清教徒傳統將現實世界中的巨大成功視為上帝揀選與恩寵的有力證明，賦予財富積累和個人成功以神圣的道德合法性。這種宗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深度嫁接，在馬克斯·韋伯那里早有精辟論述，而在美國硅谷的語境下，它演變成了“成功即正義”的世俗宗教。拓荒精神則是另一個維度的解放。美國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法律真空地帶”——那些聯邦政府管不到、規則尚未建立的邊疆——在文化上塑造了一種對在規則到來之前搶先建立秩序的浪漫化崇拜。硅谷的“快速行動，打破常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哲學，本質上是這一拓荒文化的數字時代版本。

進入現代，這種文化基因被新自由主義的資本邏輯進一步強化。里根時代以來，去監管化和市場至上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經濟政策取向，而風險投資體系的成熟，更為那些打破現有秩序的顛覆者提供了幾乎無限的彈藥。在美國的創新生態中，只要你能為資本制造足夠大的預期增長，你就可以獲得豁免現有規則的特權通道。

此外，不可忽視的是美國根深蒂固的個人英雄主義文化敘事。從邊疆時代的開拓者，到20世紀的太空競賽，美國的大眾文化始終在建構“孤獨天才改變世界”的神話。這種文化敘事從兒童教育開始浸潤，持續強化著個體對于集體規范的優先性，最終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相信自己有權也有責任重新定義人類未來的科技怪才。

02

AI時代的天才將左右

人類社會的價值觀

AI的“價值觀”與創始人：

算法即偏見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把技術工具視為價值中立的存在。但大語言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這一認知——大模型是有價值觀的，而且這種價值觀具有高度的主觀性和隱蔽性。

大模型的價值觀不是憑空生長的。它直接來源于三個層面：其一，訓練語料的選擇與權重，決定了模型對世界的基礎認知框架；其二，算法架構的初始設計，決定了模型處理矛盾與不確定性的內在邏輯；其三，也是最關鍵的，是人類反饋強化學習（RLHF）的訓練過程——通過人類標注員對模型輸出的持續評分與篩選，將特定的價值判斷內化為模型的“本能”反應。這三個層面疊加，使得大模型不可避免地成為其創始團隊，特別是創始人價值觀的數字呈現。

目前，主流大模型的價值觀分野已經清晰可見：

ChatGPT（OpenAI），深深浸潤著美國主流社會的“政治正確”邏輯。在處理種族、性別、政治等敏感議題時，ChatGPT展現出高度的自我審查傾向，其輸出往往是標準的美式自由派話語體系。這與奧特曼慣于周旋于硅谷與華盛頓之間、以“利他主義”包裝權力擴張的精英做派，有著深刻的內在一致性。

Claude（Anthropic），由于其創始團隊是因憂慮AI安全風險而從OpenAI集體出走的，Claude的底層邏輯被注入了強烈的“無害性”與“合規性”優先原則。它在回應時更傾向于多方呈現、拒絕極端立場，表現出相對中立和理性的風格——某種程度上接近歐洲大陸式的哲學審慎。

Grok（xAI），與馬斯克桀驁不馴的個性高度契合。Grok旗幟鮮明地標榜“反覺醒（Anti-Woke）”，以黑色幽默和口無遮攔著稱，對政治正確的種種限制表現出公然的輕蔑。這是對整個硅谷主流AI文化的一種宣戰式反叛。

DeepSeek，與美國大模型相比，底色是東方的。其訓練語料大量取材于中華傳統典籍、歷史文獻與各民族的智慧積累，底層敘事深植于中國傳統文化脈絡。在處理個體與集體、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等議題時，它呈現出的是東方式的整體觀與實用主義。

以上這種系統性差異絕非偶然，而是創始人價值觀在技術層面的直接投影。當我們使用這些模型時，本質上是在與創始人的價值觀進行一場“被動對話”。

按年份發布的LLM模型（圖源：網絡）

AI的地緣文化屬性：

從工具到文明

AI不僅是一個產品，不僅是一項技術，不僅是一種平臺或生活方式，AI正在成為文化本身，甚至有可能孕育出新的“數字宗教”。

這個判斷并非危言聳聽。當全球數十億人口開始將AI作為獲取知識、尋求建議、驗證判斷甚至寄托情感的核心，甚至唯一渠道時，AI實質上壟斷了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知識生產和傳播功能。一旦人們習慣了向AI提問而不是向人類社區、宗教機構或傳統權威尋求解答，AI就成了新的知識創造者。

硅谷目前流行的“有效加速主義”思潮，已經顯現出技術宗教的雛形。這一思潮認為，推動人類進步的根本路徑在于不惜一切代價加速技術奇點的到來——無論是AI、加密貨幣還是星際移民技術。它有自己的神明（技術本身），有自己的信條（加速即善），有自己的異端裁判（一切主張減速或監管的力量）。技術加速主義正從單一的技術崇拜轉向更復雜的“技術-社會共生”敘事，其核心矛盾在于如何平衡技術無限可能的愿景與社會風險的現實約束。

正因如此，AI具有了極強的地緣文化屬性與意識形態外溢效應。誰壟斷了基礎大模型的接口，誰就實際上掌握了在數字世界定義真理、裁判善惡的優先權。這是一種全新形態的文化霸權，比傳統的好萊塢電影、MTV頻道或TikTok短視頻更為深層，也更難察覺和抵御。

2025年1月8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Old World Labs展區拍攝的機器人展示（圖源：新華社）

03

未來AI世界的

左右對立和東西分野

美國AI左右之爭及其外溢

在美國內部，一場圍繞AI展開的左右意識形態內戰已經白熱化。我們不妨用“科技右翼”與“科技建制左派”來描述這場對立。

美國科技右翼的思想譜系可追溯至20世紀70年代的自由意志主義運動，進入21世紀后與加密貨幣、去中心化技術崇拜合流，并在特朗普現象興起后找到了政治出口。以馬斯克、彼得·蒂爾及有效加速主義者為代表，他們極端反對政府監管，強烈抵制DEI文化（“多元、平等和包容”文化），信奉技術精英主義，并深度介入了特朗普的政治復辟，試圖通過改造美國政治生態來為技術加速掃清障礙。與之相對，科技建制左派（以部分谷歌、微軟高管及有效利他主義EA群體為代表）更強調AI的“安全對齊”，主張與監管機構合作，在技術發展與社會安全之間尋求平衡，政治上長期傾向于民主黨建制派立場。這種對立的本質，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明想象之間的沖突：一方視技術加速為人類的救贖之道，另一方則認為不受約束的技術擴張將是新的原罪。

目前這場對立還主要局限于美國國內，但放眼未來，它大概率將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外溢。當ChatGPT和Grok被數十億用戶廣泛使用，美國這場意識形態內戰也隨之向外蔓延，并與全球范圍內保守右翼和進步左派的結構性對立深度契合、彼此疊加。用戶在使用這些工具時，往往無意識地接收著帶有強烈政治偏見的信息輸出，從而進一步加劇全球范圍內的認知撕裂與立場極化。這場原本屬于硅谷的內戰，正在悄然演變為一場借助AI平臺向外輸出的數字意識形態戰爭。

中美AI的東西方

價值分野及其外溢

除了美國內部左右之爭的全球外溢，中美在AI領域的價值取向分野，更是構成了這個時代更具決定性意義的宏大敘事。

美國AI的底層敘事，深深根植于硅谷怪才們的個人英雄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以及資本邏輯的無限擴張沖動。它的核心關鍵詞是“顛覆”——顛覆現有的秩序、行業、規范，乃至人類存在的意義本身。在這個敘事框架里，技術進步是目的，而社會穩定、文化傳承、治理共識等，都是可以為之犧牲的代價。

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AI路徑，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底層邏輯。中國大模型的發展，更強調對實體經濟的深度賦能，更關注技術落地于千行百業的實用價值，而非構建一個凌駕于人類社會之上的全知神明。在文化價值層面，中國的大模型建構在集體優于個體、秩序先于自由、穩定先于創新的深層價值取向上，這與美國AI的個人中心主義形成了根本性的價值對沖。

在未來的AI時代，這種東西方價值分野同樣會向全球外溢，并有可能最終形成全球數字秩序的“G2”格局。未來的全球AI版圖，極有可能沿著這條價值裂縫，分化成兩個相互競爭的生態體系：一部分國家深度嵌入以美國大模型為核心的數字生態，在享受其技術便利的同時，也承擔著其價值體系滲透帶來的社會極化風險；而另一部分國家，特別是那些尋求獨立自主發展路徑的“全球南方”經濟體，則可能更傾向于選擇實用主義色彩更濃、意識形態輸出更少的中國AI方案。

與此同時，歐洲已經在試圖走出“第三條道路”。歐盟以《人工智能法案》為代表的監管立法，展現出歐洲一貫的在資本無序擴張與政府過度管控之間尋求平衡的治理傳統。但歐洲自身缺乏足夠強大的基礎模型能力，這使得歐洲的"第三條道路"在相當程度上仍是一種防御性姿態，而非能夠主動塑造全球AI秩序的進攻性力量。

技術人員在寧波博登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調試人形機器人（圖源：新華社）

總的來說，“山姆·奧特曼們”，以其罕見的天才與不被常人理解的偏執，強行將人類社會推入了AI時代。但當我們為技術的日新月異而震撼時，必須保持清醒的政治判斷：這些科技怪才隱秘的“反社會傾向”和根深蒂固的個人執念，正在通過大語言模型被規模化、全球化地復制和放大。

一個OpenAI的創始人如何對待承諾，一個馬斯克如何看待公共監管，一個中國工程師團隊如何理解集體與個人的關系——這些看似微小的個體價值選擇，正通過數以億計的對話交互，悄無聲息地重塑著數十億普通用戶對世界的基本認知。

未來擺在我們面前的，很可能并非一個因AI賦能而更加智慧、更加包容的大同世界，而是一個被算法固化了偏見、被機器放大了分歧、深陷左右對立與東西分野的割裂世界。在這場AI浪潮中，如何守住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如何在技術競爭中不失去價值判斷的自主權，將是比算法和算力更為根本的生存命題。

本文作者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助理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副院長。

Gemini 3.1 Pro：Google開發的第三代Gemini系列原生多模態大語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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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王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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