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采訪劉興亮 | 沒有工牌的一代：當Z世代用AI重寫創業規則

來源/ 新民周刊

記者/ 吳 雪

2026年的春天，一則融資消息在創投圈激起千層浪：25歲的洪樂潼創立的AI公司Axiom，剛剛完成2億美元A輪融資，投后估值高達16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10億元）。此時，距離公司成立僅過去一年有余。

這位在廣州普通工薪家庭中長大的潮汕女孩，17歲被麻省理工學院（MIT）錄取，三年修完數學和物理雙學位，隨后拿下羅德獎學金。本可以沿著學術精英的路徑穩步前行，但2024年深秋，她選擇離開校園，創辦AI公司。

洪樂潼不是孤例。北京郵電大學大四學生郭航江用10天時間「手搓」出AI預測引擎，獲得陳天橋3000萬元投資；自北大斯坦福教育背景的陳源培創業一年多融資20億元，專注機器人靈巧手技術；耶魯博士楊豐瑜尚未拿出產品，已斬獲數億元融資。

當外界還在討論「00后整頓職場」時，這群年輕人已經悄然坐上AI牌桌的主位。他們不再滿足于做執行者，而是要定義規則、書寫范式。他們被稱為「沒有工牌的一代」，不是因為沒有工作，而是因為工作不再需要一張工牌來定義。

面對這場由AI引發的勞動力市場「熔斷」和創業代際更替，知名數字經濟學者、DCCI互聯網研究院院長劉興亮有自己的觀點，在他看來，2026年的關鍵詞不是「有沒有AI」，而是「AI能不能規模化變成生產力」。而這場變革的核心，將催生一種全新的生存形態：超級個體。

上圖：越來越多的Z世代正在成為「數字游民」。

初級崗位消失了？

2025年10月，哈佛大學學者通過分析6200萬份簡歷和近2.45億條招聘數據，揭示了一個殘酷的事實：隨著生成式AI的普及，企業正愈發表現出「偏愛資歷」的傾向，初級崗位的招聘量在AI采納企業中下降了7.7%。在批發零售等特定行業，這一數字甚至高達40%。

這不是簡單的裁員，而是一種更為隱蔽的「縮招」。企業大幅減緩了對外部初級員工的招聘，同時加快了內部員工的晉升速度。入口在關閉，中間層在塌陷，而塔尖的極少數「AI駕馭者」正在收割一切。

劉興亮在分析這一趨勢時指出，AI正在從「能說會道」走向「商業化、規模化應用」。它不再只是一個聊天工具，而是變成了能干活、能產出、能降本增效的「數字員工」。當數字員工開始承擔過去初級員工的工作，比如，做質檢、排產、工單處理、材料預審，企業自然會問：我為什么還要招聘那么多新人？答案正在變得清晰：不需要。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工作機會的絕對減少。領英發布的《2026全球勞動力市場洞察報告》顯示，過去兩年AI創造的崗位數量至少130萬個，實際上多于其取代的崗位。大模型算法工程師、AI訓練師、AI倫理師等新職業薪資溢價顯著。問題在于，這些新崗位的門檻遠高于被替代的初級崗位。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的不是數量的收縮，而是結構的「熔斷」。

就在傳統職業階梯斷裂的同時，一種全新的生存形態正在崛起：超級個體。

他們在大理、清邁、巴厘島的數字游民社區中工作，邊旅行邊賺錢。他們不依附于傳統的組織架構，而是將自己的技能、創意和AI工具結合，打造出「一人公司」。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許紀霖將這一群體稱為「跳出系統的人」，他們擺脫了傳統組織架構的束縛，獲得了時間和空間的自主權。

但許紀霖也提出了一個悖論：「跳出系統后，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系統既是束縛，也提供安全感與歸屬；系統外雖有自由，卻需獨自面對市場的不確定性與社會保障的缺失。

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真正成為超級個體？劉興亮用一個公式概括了超級個體的核心競爭力：個人能力×AI能力=超級個體。在他看來，超級個體最核心的能力不是「會做事」，而是三件事：任務拆解能力——把復雜工作拆成AI可以執行的步驟；AI協同能力——讓多個「數字員工」協作；結果閉環能力——從需求到交付，把事情真正做完。

「AI最大的變化在于讓人從‘執行者’變成‘指揮者’。」劉興亮說，過去你是干活的，現在你更像一個「項目經理+CEO」。

這種能力在郭航江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這位大四學生開發的MiroFish，用戶喂給它新聞、政策或金融信號，它就能自動構建一個高保真的「數字平行世界」，其中數百個具備獨立人格和長期記憶的AI智能體會自行交流演化。他曾用這個系統續寫《紅樓夢》失傳的結局。根據前80回原著生成人物關系圖譜，最終預測出的「黛玉焚稿斷情、湘蓮削發出家」，竟與現有流傳版本基本吻合，而后臺成本僅消耗了14元。

這種駕馭AI的方式，被圈內稱為「Vibe Coding」（氛圍編程），即通過自然語言描述需求，指揮AI協作編程。郭航江從寫畢業設計的大四學生，一夜之間成為創業公司CEO。他的路徑印證了劉興亮給年輕人的建議：「不要All in，也不要All out。小步試水，場景先行。先創造一個‘最小可行職業’。」

為何「非00后不投」？

中國創業史經歷過幾次明顯的代際更迭。互聯網早期，主角是60后；移動互聯網時代，70后、80后登臺；如今，AI時代的創業舞臺，正在迎來00后。如果只有一兩個案例，或許只是巧合。但梳理近幾年的AI創業者名單，趨勢已然清晰。

陳源培，2001年出生，北大、斯坦福教育背景，師從「AI教母」李飛飛。他在北大期間就實現了全球首次真實環境下的強化學習雙臂雙控。面對華為「天才少年」offer，他選擇了創業。靈初智能成立一年多，融資總額飆升至20億元，更與英偉達達成深度合作。

據《2026胡潤U40全球白手起家富豪榜》顯示，AI行業已誕生27位十億美元級企業家，平均年齡僅32歲。不少投資人直言：如果AI創業團隊里沒有00后核心成員，可能都不會投。

上圖：2026全球開發者先鋒大會上，一群年輕人講述了自己成為「超級個體」的故事。

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首先，技術代差帶來認知優勢。00后成長于互聯網普及期，對新技術的接受度和理解力天然更強。他們不需要「學習」AI，而是「生活在」AI環境中。

其次，沒有歷史包袱。每一輪技術革命，往往都是年輕人率先突圍。因為他們沒有被舊路徑束縛，敢于挑戰傳統范式。洪樂潼敢從斯坦福退學，郭航江敢用10天做出產品——這些決策背后，是對新賽道的絕對信心。

最后，資本需要新故事。移動互聯網時代已成過去式，投資人急需尋找下一個增長極。而年輕人創業的成功案例，更能激發市場想象力。

洪樂潼的Axiom正是這種代際優勢的集中體現。她提出的「可驗證人工智能」概念，讓AI的每一步推理都可以被數學驗證，而非依靠概率猜測答案，瞄準的是AI行業最核心的痛點：可靠性。2025年12月，在被稱為「本科生數學奧林匹克」的普特南競賽中，Axiom系統12道題全部答對。

洪樂潼的野心不止于此：「數學只是第一步。未來AI會寫出大量軟件代碼，而這些代碼是否可靠，是一個巨大問題。我們希望用數學驗證，讓AI生成的代碼也能被嚴格證明是正確的。」

當洪樂潼、郭航江們用AI創造出百億級價值時，教育體系卻還在培養「會做題的人」。這個矛盾如何解決？當勞動力市場的入口正在關閉，我們的教育體系是否需要重構？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現行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為工業時代的「標準化生產」服務的：統一的課程、標準化的考試、按部就班的晉升路徑。但AI時代需要的是能夠駕馭技術、跨界融合、持續學習的「超級個體」。

沒有工牌，但可以有未來

上圖：劉興亮在新書《AI原生》中指出，人機關系正從「工具使用」轉向「共生協作」，而超級個體正是這場共生進化中最關鍵的那一端。

劉興亮在2023年就撰文探討過AI將怎樣顛覆教育的未來，當時他提出要培養兩類能力：一是創意創造類工作，二是帶有「溫度」的情感類工作。時隔三年，他的觀點更加明確：未來教育不是培養「會做題的人」，而是培養創造力（AI做不了的）、共情力（AI替代不了的），以及一個更關鍵的能力——與AI協同工作的能力。

面對初級崗位減少、年輕人缺乏「入口」的現實困境，劉興亮的建議是把「項目」當成新的入口。過去是「先就業再成長」，未來是「先做事再就業」。郭航江的路徑正是如此——他沒有等待大廠的校招，而是用10天做出了一個項目，憑借這個項目，他成為了CEO。

如果給大學校長提一個改革建議，劉興亮表示他只會提一個：把「AI實踐」變成必修課，而不是選修課。不是教學生「學AI」，而是讓學生用AI做項目、做產品、做服務。讓學生畢業時，不只是會找工作，而是已經創造過價值。

一個值得關注的新探索是「游牧課堂」模式。近期一項以大理「雪廬」數字游民社群為個案的研究表明，數字游民社群具備復合場景、跨界人才與開放網絡等顯著稟賦，能為教學實訓提供真實且高動態的實踐載體。研究者構建了「平臺—項目—導師」三位一體協同育人模式，將「游牧實踐」轉化為提升學生核心技能的「游牧課堂」。這種模式將數字游民社群作為連接學校與企業的「社會第三元」，有效突破了產教融合的深層壁壘。

劉興亮在解讀2026年兩會時指出，今年的關鍵詞不是「有沒有AI」，而是「AI能不能規模化變成生產力」。從「AI規模化生產力」來看，就業機會集中在三類：AI應用層（各行業落地）、AI服務層（培訓、部署、運營）、AI+傳統行業（改造存量產業）。

對于年輕人，他的建議是：不要做AI本身，要做「AI+某個具體行業」。比如AI+法律、AI+教育、AI+制造、AI+醫療。郭航江做的MiroFish本質是「AI+預測」，洪樂潼做的Axiom本質是「AI+數學驗證」，陳源培做的靈巧手本質是「AI+機器人」。他們都找到了一個具體的、可規模化的場景。

當數字員工承擔越來越多的工作時，人類員工的不可替代性體現在哪里？劉興亮的答案是三個字：判斷力。AI可以生成答案，但不負責結果。真正不可替代的，是價值判斷、責任承擔、復雜決策。洪樂潼之所以被資本追捧，不是因為她會寫代碼，而是因為她判斷出了AI可靠性的核心痛點，并且敢于用數學證明的方式去解決它。

正如劉興亮在新書《AI原生》中所言，人機關系正從「工具使用」轉向「共生協作」，而超級個體正是這場共生進化中最關鍵的那一端。

硅谷有AI大牛說「以后最好的工作可能是水管工」——意思是那些需要物理存在、人際互動的藍領工作將變得稀缺而珍貴。劉興亮對此部分認同，但他強調更重要的不是藍領更好，而是「不可替代性」更值錢。

對于「超級個體」這種新型生產力組織方式能否成為主流，劉興亮的判斷是：它不會取代公司，但會成為「重要補充」。未來的結構將會是三個方向，即大公司做規模、超級個體做效率、平臺做連接。「未來最穩定的職業，不是崗位，而是你調用AI的能力。」劉興亮的這句話，或許是對「沒有工牌的一代」最好的注釋。

對于教育者而言，這意味著培養目標的根本轉向：從培養「會做題的人」到培養「會提問、會協同、會創造的人」。對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意味著制度環境的適配：讓注冊更簡單、報稅更靈活、社保可攜帶、信用可積累。對于年輕人而言，這意味著心態的重置：不要害怕「沒有工牌」，而要害怕「沒有能力」。不要等待機會，而要創造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