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恒甫：高校改革之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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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學術推向世界一流

幾年前(2005年3月28日)，我在人民大會堂首屆人文社科長江學者大會上感言：我們這些搞經濟、金融科學的，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克曼、蒙代爾一起受聘為首屆人文社科長江學者講座教授，本人羞愧難當！

先從故事開始，2003年11月武漢大學110周年校慶，我受武漢大學委托，特請了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克曼和蒙代爾參加這一活動，另外，我一輩子崇拜數學高人，我特寫了兩個電子郵件給了新得菲爾茲獎的數學家，IAS（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Voevodsky非常高興地答應了。他到武漢后，我的麻煩可多了。第一，他不愿意見人。武漢大學領導只好到他酒店的房間里拜訪了兩分鐘不到。 第二，他每天早晨三點要跟動物在一起玩。我安排了幾位學生陪同，他不是很爽快地答應了。第三，他要花三天到荒無人煙的深山老林里去玩，并要看如狗熊和至少是狼一類的動物。這下把我和武漢大學外事辦的人給急死了：動物傷了他或吃了他怎么辦？幸好，他活著回來了。

我有太多的機會同他聊如何把中國的數學搞成世界第一流，他回答得非常簡單：學IAS，把幾個年齡不大的大數學家像他那樣養著，中國一定會留下世界上最好的幾個數學家。 他也感嘆俄羅斯的好數學家都到美國和歐洲去了， 因為俄羅斯也沒有條件養這樣的大數學家。

大學需要大師，武大郎開店是阻礙學術進步的極大障礙。中國當然有錢養幾個IAS里的國際大數學家，可悲的是我們沒有看到大學或科學院做這樣的事情。2003年北京大學搞改革，我跟張維迎說了類似的建議：只要請四位真正世界一流的，不超過四十五歲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學請個世界級大師，微觀經濟學請一個大師，計量經濟學、金融學再各請一個大師。只要有這四位大師級人物，許多亞洲青年學生就會到中國留學了，而不會選擇去英國和歐洲了。這樣一來，我們兩個和林毅夫都只能當服務員了，我們幾個北大經濟學一級教授都趴倒在地——我們不趴倒在地，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就永遠不能達到世界三流。如果不摒除武大郎開店的陋習，再好的改革也不過是三教九流的人輪番登場瞎唱主角罷了。

我認為這是可行的，也是能做到的。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我們出了那么多有名的思想家、科學家。今天，我們應該建立起類似的研究機構，辦幾所名符其實的高等研究院。我們也有這個財力，養得起一批士大夫。

那么，如何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和研究機構呢？ 我們從普林斯頓這個小城鎮當初如何辦起高等研究院 IAS 得到一些啟示。1933年，班伯格兄妹捐了500萬美元，辦起了日后對世界具有重大影響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剛開張時，該院只請了五個人。他們是愛因斯坦，馮·諾依曼，接著是戈德爾，后來是數學家亞歷山大，再后來是數學家沃爾布倫。結果，靠這5人普林斯頓的IAS名聲大噪。

對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大家并不陌生，也是中國人引以為驕傲的。中國二十世紀，幾乎每一位世界級的數學和理論物理的科學大師都與普林斯頓小城里的高等研究院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年，院里要把陳省身先生留下來，讓他當數學聯刊(Annals of Mathematics)主編；華羅庚先生在普林斯頓小城里的IAS寫了不少論文；楊振寧先生、李政道先生在那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丘老師成桐先生也在那里得了菲爾茲獎。

長期以來，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做的，是無用知識的有用性。只有無用知識，才是最終最有用的。科學巨匠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科學研究對后來的科學發展影響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說，今天我們需要更多踏踏實實坐冷板凳、扎扎實實搞學問的人。

我們做學術缺錢嗎

100年前（奇跡的1905年），愛因斯坦作為一專利局的小職員，在非常一般的生活條件下，居然寫出了劃時代的五篇論文。我們現在的長江學者和許多所謂的經濟學家比愛因斯坦和中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的生存環境要好多了，我們卻做不出小成就。哪里是沒有錢？我看是錢太多了。

就我所知，我們中國許多所謂有點名氣的經濟學家就只知道到處賺外快，那有心思做學問。在國外念了經濟學博士，便去投行做出賣中國的勾當?我強烈建議：我們所有這些長江學者把李嘉誠的這點錢捐出來辦義務教育。

我們中國在基礎教育，免費醫療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府支出的人均水平和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長期在世界銀行工作，我為此感到羞恥：我們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啊！

十多年來，我們在武漢大學就是自己拿錢辦形而上的學問班。 現在國內可以摸錢了，我們大家便都跑回來了。這是哪種德性呀！還口口聲聲說是愛國愛校。荒唐！我們有多少小孩子上不起學？！我們有多少窮人看不起病？！ 我們有多少退休工人和老農民完全沒有社會保障？ 我們好意思把錢帶回國外嗎？羞恥啊！

美國高校是怎樣的

我在此只用幾個例子說明兩點，我們看看美國是怎么辦的。

第一點，在職的政府官員在美國大學里是絕對不容許兼大學教授的，除非離開政府機關之后可以，如有名的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前主席PAUL VOLKER就當了普林斯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教授（他沒有事干，到處玩。他在中國北京和上海玩夠了，便要我安排他到武漢大學講座并游三峽。武漢市政府還認為我了不得，能請這樣的大人物到武漢！其實，他只是想看看武漢大學的風景和三峽的風景）。

但是，基辛格在1960年代既想當政府官員，又想保留哈佛的兼職教授。哈佛校長說：沒門！基辛格同班同學布熱津斯基也受到了同樣的對待。MIT的經濟史學家羅斯托以《經濟成長階段論/非共產黨宣言》一書而成名。由于他在政府里混得太久，關系太深，MIT 的薩繆爾森和索羅等人便不要他回MIT了。他后來只好去德克薩斯的奧斯丁分校。羅斯托的故事我就留給中金公司的上市專業戶楊昌伯和丁偉講給你們聽了，因為他們兩個都在德克薩斯的奧斯丁分校呆過，他們也曾是我們世界銀行的運作部的高級經濟師。學問是不做了，跟胡祖六，謝國忠，李山和蔡京勇 們一樣進了投行。薩繆爾森說他一輩子最榮耀的是沒有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睡過一夜，而我們中國的明星經濟學新聞工作者離開北京就睡不著覺：當然在外地養二奶除外。弗里德曼說得比較溫和：年輕人，花點時間在華盛頓吧，但是不要超過兩三年。巴羅說得較尖刻：兩三年在華盛頓都太長了！?

盧卡斯是最尖刻的之一，他從不到美國國會和白宮來。我在武漢同巴羅吃了許多次中，晚飯。 有一次，他看見我同幾位中國人都在桌上，他馬上回到了他的白玫瑰酒店的房間。一會兒，我的學生（也是巴羅的助手）王鵬（現在NYU 念博士）來了。王鵬問我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我說，你告訴羅伯特，他們也是書呆子。果然，巴羅一會兒又哈哈地回來了。

第二點，如果大學教授要到政府里去當官，保留兩年教授資格。兩年一過，必須回學校報到．否則就開除。1983年，我一到哈佛，費爾德斯坦叫苦地從白宮回到了哈佛。他剛干了兩年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相當于部長級的）工作。他是系里極少數的里根共和黨的成員．而系里大多數民主黨教授非常希望費爾德斯坦不回來或把他搞到另外一個學校，如保守的芝加哥大學或斯坦福大學。

給費爾德斯坦在白宮當高級經濟學家和小顧問的是后來有名的美國財政部長和哈佛校長薩默斯。在沒有獲得哈佛博士學位之前，薩默斯已經是ＭＩＴ經濟學的終生副教授．在他從白宮回到哈佛后，薩默斯才獲得哈佛博士學位，并同時得到哈佛大學正教授的頭銜．薩默斯當哈佛校長后，還是改不了他大嘴說話的習慣。一次，他居然說女生在數學和物理方面的能力生來就比男生差一點點。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哈佛董事會馬上任命了一位新的女校長。

中國大學弊病的根源

關于這一點，丁學良分析的最到位。中國大學在1952年以前是與國際接軌的，1952年以后中國學的就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辦大學，其實質是要辦高等技術專科學校，這就把中國從20世紀初期的以來一個偉大的、本來和國際上最好的大學的體制接軌的主流的大學的傳統中斷了。

1952年后中國大學的辦法就是把所有不同的大學的膀子全部砍下來，把所有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組成一個所謂的大學，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來，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變成一個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來，把所有的小腿拼起來，作為一個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來，分隔開，變成一個個同類的高校。采用這種模式，如果是這個國家二流三流的高校這么搞起來則問題不大。但1952年的時候一刀切，中國的最好和最偉大的大學，都這么干了，這樣造成的后果就非常嚴重。嚴格意義上講，從1952開始，中國就沒有國際主流意義上的這種綜合型的大學了，嚴格意義上的大學根本就沒有了。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大學有幾次大動作， 1980年代對被文革破壞的高校進行了恢復性工作，1990年代對高校的投入大幅增加，但是都沒有考慮恢復到1952年以前的與國際接軌的大學體制，并且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對高校進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做法。高校是一個具有特殊的、科學的規律的機構，有著特有的性質。我們沒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高校怎樣為國家做出最大的貢獻，以及為了這樣的目標高等學校應該怎么管理這些方面，沒有把高校作為一個特有的機構來進行管理，而只是作為一個政府的衙門來進行管理，所以中國高校現在變得非常糟糕。2000年以后的高校合并，有朝向綜合性大學、與國際接軌的趨勢，但是斯大林式辦學模式以及中國高校行政化問題仍然不容忽視。

我本人沒有能力提出如何解決中國學術界行政化，官僚化和腐化等問題的方法。目前中國一些高校學習國外大學在陸續建立董事會制度，但是到現在也看不到任何一個大學里有真正的董事會制度，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建立董事會制度是要靠很多很多直接或間接的法律條款來保障的。看看到現在為止中國的企業的董事會制度建設得怎么樣，我們就知道建立董事會制度是多么的難，有些公司有些企業也有董事會的形式，但其董事本身起不到董事的作用，不懂也不管事，這樣就有了董事的意義上、地位上和身份上的所謂的沖突。

真正的大學董事會是一個多元組合，國外的公立大學的董事并不都是由行政人員來擔任的，中國公立大學的董事也好或者什么委員也好如果還是由行政人員來擔任的話，那依然是行政部門的附屬品。國外公立大學的董事會更多的成員是來自于其他高校的非常著名的教授或管理人員、在商界非常成功而且是在社會上具有很高聲望的有責任感的企業家們，也有可能包括在文化界、演藝界非常有名的藝術家們，也可以包括在社會上很受尊重的律師們，或退休的官員們，還包括非常重要的民間機構——有的關心環保，有的關心弱勢群體。

國內高校的一些董事會，完全由出資者壟斷，國外為大學進行捐款的那些商界人士，他們在學校的董事會里也有代表，但學校不會讓出錢的人來完全壟斷一個學校董事會，不然大學的社會功能就要受到影響。中國高校到現在為止沒有自己的獨立性，沒法把自己當成一個獨立的大學來處理。

關于大學學者操守

看到今日中國大學之若干現狀，不能不讓人回憶起西南聯大這個草創的新大學有一個傳統，那就是民主與科學的傳統，2007年11月4日的《人民日報》的文章《珍視西南聯大的遺產》中說：西南聯大堅持學術自由、教學自由、教授治校；摒棄了行政化官僚化，堅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時光荏苒，今天的環境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完成了由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轉型。但在飛速發展中，也出現一些問題：部分高校貪大求洋，多了急功近利的心態，少了對大學精神的傳承；部分教師學術研究浮躁之風盛行；高校官場化，學術行政化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制約著高等教育的發展。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先生的這句話應當成為所有知識分子的座右銘，學者決不能成為任何權勢、資本的附庸。一些在海歸，在國外很老實，一到國內就開始癲狂，癲狂還不要緊，更有甚者成為了某些利益主體的代言人，幾年前的郎顧之爭中，有多少經濟學者如張維迎為顧雛軍辯護過？

我常說，經濟學家不能一切都變成經濟人，而一定要有道德、有正義感、公平感。我們知道，斯密的《國富論》揭示了人的物質屬性是利己的，而他的《道德情操論》則指出人的精神屬性是利他的。亞當·斯密去世前曾經想把《國富論》這本書燒掉，單獨留下《道德情操論》，因為他擔心《國富論》會像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樣被胡亂打開。事實上，我們現在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如果《國富論》的經濟人的思想占主導成分的話，就永遠無法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因此，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話就要左手拿《國富論》，右手拿《道德情操論》，而且一定要右手為大。這就是我對國內經濟學者的一點期待，或許可以擴展到所有學者身上。

（載《西部論叢》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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