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條叫“艷粉”的街上：一個東北下崗工人用一瓶劣質白酒送走了自己的尊嚴

沈陽鐵西區，艷粉街。

1998年的冬天，這條街沒有一絲“艷粉”的影子。路面坑坑洼洼，煤灰和積雪攪在一起，踩上去發出令人牙酸的咯吱聲。兩排蘇式老樓的墻皮大片剝落，像長了癬的皮膚。走廊里堆著撿來的紙殼和酒瓶，空氣中彌漫著劣質煤球燃燒的嗆味。

我叫小軍，那年十歲。我家住在艷粉街17號樓的三樓，一間不到三十平米的筒子間。父親建國是沈陽電纜廠的電焊工，八級工，全廠技術大比武拿過第三名。母親桂蘭在街道被服廠踩縫紉機。1997年之前，我家雖然窮，但桌上頓頓有熱乎飯，過年還能吃上肉餡餃子。

1997年春天，母親先下了崗。被服廠一夜之間關了門，桂蘭抱著一個紙箱子回家，里面是她踩了十五年縫紉機攢下的兩把剪刀和一軸白線。她沒哭，只是坐在床邊發了一下午呆。第二天開始，她去艷粉街口的早市擺攤賣襪子。一雙襪子賺兩毛錢，站一整天凍得手腳生瘡，掙的錢剛夠買饅頭。

父親建國那時候還在廠里硬撐著。他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把工裝熨得板板正正，騎二八大杠去上班。其實廠里已經三個月沒發工資了，但他不信邪。“電纜廠是國家骨干企業，政府不會不管。”他說這話時眼神很堅定，像在說服自己。

1997年秋天，電纜廠的下崗名單下來了。建國去找廠長，廠長辦公室的門關著，門口貼了一張紙：“下崗問題請找再就業服務中心，本廠長不負責接待。”他蹲在走廊里抽了兩根煙，煙頭碾滅在地上，起身回家了。

那天晚上，艷粉街17號樓的所有窗戶里，都傳出相似的沉默。沒有摔碗，沒有吵架，只有男人們坐在黑暗里一根接一根抽煙的火星。

下崗補償金，建國領了不到七千塊。那是一個八級電焊工干了二十年的青春價碼。

日子從那天起開始崩塌。

建國出去找活。去勞務市場跟二十多歲的小伙子搶活，人家嫌他年紀大、腰還有傷；去建筑工地當小工，干了三天被工頭攆了，說他手腳慢；去一家小作坊焊鐵門，老板給三塊錢一小時，他干了一星期，老板跑了，一分錢沒拿到。他每天騎著破自行車滿沈陽轉，天黑才回家，進門第一句話永遠是：“今天又沒找著。”

后來他不找了。他開始喝酒。最便宜的那種散裝白酒，一塊五一斤。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喝了酒就罵，罵廠長、罵政策、罵自己沒本事。罵著罵著就哭了，四十多歲的漢子，趴在桌上哭得像小孩。

母親桂蘭的襪子攤也擺不下去了。艷粉街上擺攤的人比買襪子的人還多，大家都沒錢。有一天她收攤回家，推開門，看見建國喝得爛醉躺在地上，吐了一身的穢物。她默默打了盆水給他擦身子，擦著擦著，眼淚一滴一滴砸在地上。

1999年開春，母親走了。不是跟人跑了，是去南方打工了。走之前她給我留了一百塊錢和一張紙條：“小軍，媽去掙錢，掙了錢就回來接你。”她再也沒回來。后來聽說她在深圳一家電子廠打工，再后來聽說她在那邊又成了家。

建國知道后，喝了整整一瓶白酒，喝到胃出血。鄰居趙叔把他送到診所，大夫說再晚來一會兒人就沒了。他醒過來第一句話是：“死了倒好，死了就解脫了。”

對面樓的王叔，原來也是電纜廠的，和王嬸兩口子雙雙下崗。王嬸去菜市場撿菜葉子，被賣菜的追著打；王叔去蹬三輪拉腳，被扣了車。2000年冬天，王叔在自家廁所里用一根麻繩上了吊。王嬸的哭聲整條艷粉街都聽得見，像刀子劃玻璃。

隔壁單元的李嬸，白天去超市偷了一袋奶粉，被抓了現行。她跪在地上求饒，說家里孩子餓得直哭。超市老板認識她，嘆口氣讓她走了，那袋奶粉送給了她。李嬸抱著奶粉回家，一路走一路哭。

建國身體徹底垮了。長期酗酒傷了肝，加上營養不良，整個人瘦得脫了形。2001年夏天，他咳血，送到醫院一查，肝硬化晚期。住院要交五千塊押金，我們拿不出。廠里說已經破產重組了，管不了。社區給湊了一千塊錢，杯水車薪。

他躺在艷粉街的出租屋里（筒子樓后來賣了，我們租了一間地下室），肚子鼓得像扣了個盆，全身蠟黃。鄰居趙嬸端來一碗粥，他喝了兩口就咽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突然精神很好，跟我說：“小軍，爸對不起你。爸沒本事，讓你跟著受罪了。”我說爸你別說了。他說：“你長大了一定要離開艷粉街，越遠越好。”

2001年秋天，建國走了。死的時候身邊只有我和趙嬸。我把他的勞模證書——1988年廠里發的“技術能手”——塞在他枕頭底下，一起燒了。街道給他弄了一口薄棺材，埋在郊外的亂墳崗。

后來我離開了沈陽，去了南方。很多年沒回艷粉街。聽說那條街早就拆遷了，蓋起了新樓。也聽說，當年那些下崗工人，有的做小買賣翻了身，有的至今還在打零工糊口，還有的，像王叔、像我父親一樣，把命留在了那個冬天。

艷粉街還在，但那些人的魂，丟在了90年代。

“謹以此文，獻給那些被時代碾碎、卻從未被時代記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