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翻巴列維后，霍梅尼執政并非十拿九穩，其競爭對手實力有多強？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在顛覆巴列維王朝的革命中，各反對派群體結成了一個多階級的廣泛聯盟，其核心包括烏里瑪、知識分子以及巴札商人，他們共同為革命提供合法性，提供人力和財力資源。

由于沒有哪個單一的社會群體具有推翻巴列維王朝的足夠資源和力量，因而在革命的前一階段，反王權聯盟團結一致，一鼓作氣推翻了巴列維政權。然而，團結是短暫的。

一旦王權垮臺，聯盟內部各集團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政治經濟利益的分歧和社會背景的差異，立刻顯露出來，聯盟的瓦解事實上不可避免。如同當年的立憲運動一樣，團結很快讓位于對抗，老盟友變成了新敵人，開始了新一輪權力爭奪。

為了準確認識君主制垮臺后的權力斗爭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是如何登上權力寶座的，有必要對參與競爭的各個集團的力量與弱點作一簡要分類評估。在反對巴列維王權的革命大潮中，伊朗涌現出數百個新老政黨、團體、組織，根據其公開的革命主張及其對伊斯蘭的態度，可以將這些組織力量分成5種類型，當然，其中不可避免會有一些重疊。

1、世俗民族主義者

第一類是世俗民族主義者，以民族陣線最為突出。它代表伊朗新中產階級的愿望，鼓吹建立一個西式民主共和國，當然，在國王尚未倒臺之前，它也構成建立在民族主義、信仰自由和政教分離基礎上的立憲君主制。民族陣線具備后國王時代權力競爭的一些優勢條件：雖然受到霍梅尼的冷遇，未能進入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這一重要機構，但它是臨時革命政府的主導力量之一，占了約三分之一的部長職位；它是唯一既擁有全國性組織網絡，又具有接管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和管理能力的一個主要政治集團；它在軍隊中有相當大的影響；它的領導人在全國甚至在國際上，尤其是美國頗有聲譽，被認為是國王政權可以接受的替代者。

但民族陣線存在很多難以克服的弱點。

第一，領導層缺乏團結，內部分歧嚴重。1978年12月巴赫蒂亞爾受國王邀請接任首相時，被民族陣線開除，促成了一次分裂。國王倒臺后，民族陣線內部脆弱的凝聚力再次遭到打擊。保守的上層領導人越是堅持不合潮流的過時口號，民族陣線內更年輕、更激進的成員就越是厭惡這個組織，摩薩臺的孫子達夫塔里利用這一不滿，于1979年3月建立了更為左傾的民主民族陣線，使民族陣線喪失了大量充滿活力的年輕成員。

第二，民族陣線的策略和手段難以適應新時期伊朗的政治氣候。當時的伊朗洋溢著革命的狂熱，民族陣線領導人卻提倡改革，強調通過憲法手段獲得權力，也未能適時建立一個自己的武裝民兵組織，這些都削弱了它的動員能力，未能將其支持基礎擴展到中產階級之外。

在歷史上，民族陣線的威望得益于摩薩臺個人的感召力和良好聲譽，得益于一貫反對國王的獨裁統治，得益于堅持實施1906年憲法，但隨著摩薩臺于1967年去世、國王流亡海外，民族陣線除了回顧昔日的榮光，已提供不了更多的東西來滿足激情澎湃的革命群眾。

第三，受到革命大潮的驚嚇，成千上萬的中產階級移民西方，這削弱了民族陣線的支持基礎。在街頭民眾往往決定政治結果的這個時期，民族陣線較小的社會基礎成為它的一個主要障礙。而且，民族陣線的支持者與原教旨主義者或人民圣戰者的追隨者不同，他們通常提倡漸進的、和平的改革，不贊成暴力革命，也不準備以鮮血來換取權力。

2、伊斯蘭民族主義者與左派勢力

第二類是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包括自由運動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自由運動在國王垮臺后的第一年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臨時革命政府中的支配性力量。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由一些商人、職業中產階級和烏里瑪創立，得到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其大本營在阿塞拜疆省。自由運動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都堅持改革路線，主張建立一種民主秩序，最好是一個基于民族主義與伊斯蘭相結合的共和國，在這樣的共和國中，烏里瑪負責監督意識形態和社會道德，但并不直接管理國家，政府的管理職責應該由世俗精英專家來擔負。

這兩個組織都享有現代和傳統中產階級、正統派烏里瑪及巴札商人的大量支持，在軍隊中也有相當大的影響，但兩者都沒有全國性網絡和獨立民兵組織。

作為伊斯蘭共和國第一任總統的巴尼薩德爾在主張上也屬于這一派。

第三類是世俗左派（或世俗社會主義者），主要代表是人民黨和人民敢死隊。左派所提倡的方案與人民圣戰者有些相似，只是少了伊斯蘭色彩。

左派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產物，在伊朗現代歷史上頗有淵源，從20世紀20年代的伊朗共產黨到40年代初期成立的人民黨，左派可以說是現代伊朗最早出現的有組織、有紀律的政治力量，而且長期以來積極活動，渴望以自己的理論改造伊朗。然而，在推翻巴列維王朝以后，左派要接管政權是極其困難的，這可以歸之于很多因素。

首先，左派的支持基礎狹小，主要限于部分知識分子尤其是大中學生、一小部分工人。

在1953年政變后，左派成為巴列維政權的主要打擊對象，多數左派分子被迫逃亡，長期在國外從事反國王活動，王朝被推翻后才返回伊朗，但他們返回時的伊朗已經完全不同于他們離開時的伊朗，因而完全缺乏與民眾交往、溝通的經驗和技巧；少數留在國內反對國王的左派分子行為隱秘，活動范圍較小，只有有限的聽眾，主要是文化人和年輕人。

此外，左派各團體更愿意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潮流保持一致，而不是針對伊朗民眾的需求與渴望。他們缺乏獨立的創造性去抓住伊朗社會的問題與矛盾，未能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伊朗化，以適應伊朗人的心理、情感和物質需要。左派因而深受文化疏離之苦，他們針對和依靠的對象主要是下層普通民眾，但他們想象中的民眾愿望與民眾的實際需要之間差距很大，他們對革命的詮釋對于大眾而言恍若隔世，他們所說的政治語言在下層階級和工人中很少有人能夠理解。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伊斯蘭革命期間左派所提出的信息不為人所知，為何他們未能大規模動員民眾。

第二，左派既遭到正統和急進派烏里瑪的敵視，又為傳統和現代中產階級所不容，更被霍梅尼排除在伊斯蘭革命委員會和臨時革命政府之外，因而既難以擴大支持基礎，又缺少政治斗爭的正式舞臺和立足點。

第三，左派缺少領軍人物和適于政治斗爭的全國性網絡。除了人民黨在早些年的一些思想家有些名望、參與過國家政治外，左派缺乏全國公認的、富有經驗的領導人。許多左派團體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國外建立的，那些在國內開展地下活動的組織大多被薩瓦克破壞，而人民敢死隊這樣的組織更適合進行游擊活動，而非動員大眾和管理國家。

第四，左派內部未能形成聯合陣線。伊朗左派由于虔誠地追隨并過分受制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每一次分裂都會引起伊朗左派內部的分歧，導致左派矛盾重重，互不相容，經常相互爭吵和詆毀。某些派別指責人民黨為修正主義者、托洛茨基分子是反動派，相互仇恨的人民黨和托派分子也以正統馬克思主義自居，譴責某些派別背叛馬克思主義。

人民敢死隊本是挑戰新政權的極佳組織，它有較大的地下組織網絡，擁有武裝，被公認為反國王的無情戰士，但它早期對原教旨主義的調和姿態，導致1979年初和1980年中發生兩次分裂，分為了多數派和少數派，其立場相互對立，多數派人民敢死隊和人民黨一樣成為原教旨主義者的傭工，少數派則對溫和派給予口頭支持。

第四類是伊斯蘭社會主義者，以武裝的人民圣戰者組織為代表。

人民圣戰者贊成在“純真伊斯蘭教義”的基礎上建立平等主義制度，由農民和工人而非烏里瑪統治國家，實行工業國有化，廢除所有“帝國主義條約”，主張與第三世界和東歐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人民圣戰者在革命前夕曾遭到薩瓦克的重點打擊，損失慘重，其領導人要么被殺，要么被監禁，最高領導人拉賈維和西亞巴尼都是在國王統治的最后日子里才被釋出獄。

伊斯蘭革命伊始，人民圣戰者隊伍較小，但由于其成員在攻克王權的戰斗中顯示出的英雄主義氣概令人敬仰，由于其伊斯蘭平等主義意識形態對年輕人頗具吸引力，在革命中它的支持者數量迅速增長。到1979年末，它在主要城市組織的集會參加者已能達到10萬之眾。盡管享有這樣的威望，但人民圣戰者缺乏全國公認的領導人和管理國家的能力，為游擊活動而設計的組織結構也不適于正面的政治斗爭。

此外，人民圣戰者未能得到霍梅尼的信任，被排除在臨時革命政府和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之外。

3、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

最后一類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以霍梅尼為領袖，以伊斯蘭共和黨為代表。伊斯蘭共和黨是1979年2月在霍梅尼的同意下成立的，是伊朗歷史上烏里瑪所控制的最大政黨。

它是多個團體的聯合，包括狂熱反對巴哈伊教的霍賈提耶(伊斯蘭敢死隊的一部分)、伊斯蘭圣戰者的一部分、真主黨和其他一些團體。

伊斯蘭共和黨的創立者包括阿亞圖拉貝赫什提、穆薩維·阿達比尼、馬赫達維卡尼、霍賈特伊斯蘭巴號納、拉夫桑賈尼、哈梅內伊，以及普通信徒哈桑·阿亞特、哈桑·哈比比和米爾·侯賽因·穆薩維。其主要領導人貝赫什提畢業于德黑蘭大學，獲得宗教哲學博士學位，能說英語、德語，熟悉歐洲歷史。

20世紀70年代，他被巴列維政府派往德國漢堡，管理當地的伊斯蘭中心，在歐洲，他認識到了政黨在社會活動和政治運作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而得以建立原教旨主義者自己的政黨組織。就制度建設而言，貝赫什提是伊斯蘭共和國的主要奠基者。

伊斯蘭共和黨主張在伊朗建立一個真正的伊斯蘭社會，提倡烏里瑪對國家的全面統治，嚴格執行沙里亞法，徹底凈化社會道德。伊斯蘭共和黨得到年輕教士、傳統商人以及貧苦移民的大量支持，成立之后，成員急劇增長，規模迅速壯大，活動日益頻繁。它在主要城市都開設了分支機構，出版發行自已的報紙，經常組織政治研討會。

伊斯蘭共和黨作為當時的一個主要政治組織，有著一些其他集團無可比擬的優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伊斯蘭共和黨代表著霍梅尼的政治觀點，它打著霍梅尼的旗號，依靠清真寺/紀念堂/宗教社團網絡來征募成員、動員民眾，而六七十年代數百萬農民移人城市淪為貧民，大大拓展了它的支持基礎。

第二，雖然它所代表的教士、商人和下層民眾之間的利益本身有所沖突，但由于霍梅尼的超凡領導，各組成部分都認識到孤軍奮戰不可能擊敗對手，這使得該黨具有相對的凝聚力。

第三，它控制著伊斯蘭革命委員會這一重要權力機構，掌握了自治于臨時革命政府之外的各種輔助機構，霍梅尼也往往任命伊斯蘭共和黨認可的烏里瑪擔任一些重要職位，如星期五聚禮領拜人和各種國家機構中的伊瑪目代表。因而可以說，國王一倒臺，伊斯蘭共和黨就處于事實上的政治領導地位。

第四，該黨擁有龐大的非正式民兵組織，這些民兵組織作為“統治大棒”在街頭斗爭中大顯身手，他們往往破壞對手的和平集會，對其進行人身攻擊。

然而，伊斯蘭共和黨也并非沒有弱點。作為一個新政黨，它缺乏管理政府的經驗和技巧；同時，它的政治宗旨與什葉派傳統教義不符，既遭到正統派烏里瑪的強烈反對，也引起其他各種力量的警惕與不滿。

上述分類主要是從各派所主張的意識形態角度出發作出的界定，如果再籠統一些，可以簡化為溫和與激進兩派：世俗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都主張漸進改革，提倡民主，贊成與西方合作，他們通常得到反對烏里瑪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正統派烏里瑪的支持，因此，這幾類力量可以合稱為溫和派；世俗左派、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這3種類別的政治力量都主張對后巴列維時代的伊朗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造，提倡暴力手段，反對外部大國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因而可以通稱為激進派。

以上各政治集團參照其改造方案的方向，也可以分為左、中、右三派：人民圣戰者和世俗左派可稱之為左派，世俗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包括正統派烏里瑪可謂中間派，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為右派。

從伊斯蘭的角度來看，還可以概括為這樣的3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伊斯蘭傳統主義者，主要指以沙里亞特馬達里為代表的正統派烏里瑪，然而這一派盡管人數不少，但很少單獨出現在革命舞臺上，故影響較小；伊斯蘭現代主義者，伊斯蘭社會主義者和伊斯蘭民族主義者一樣，其思想主張都是本土伊斯蘭傳統與外來意識形態相結合的產物，因此，這兩種力量都可以視為伊斯蘭現代主義者。（某種程度上，世俗民族主義者和世俗左派也可以歸入這一類。)

顛覆巴列維王朝后，爭奪最高權力的激烈斗爭主要在原教旨主義者、伊斯蘭民族主義者、世俗民族主義者之間展開，世俗左派和人民圣戰者組織處于這一競爭的外圍。

最終，伊斯蘭民族主義者、正統派烏里瑪、世俗民族主義者被先后趕出統治聯盟，到1983年巴列維倒臺4周年的時候，人民圣戰者和世俗左派也被清除，原教旨主義者已經牢固地掌握了國家的支配地位。但是這一勝利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像某些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原教旨主義烏里瑪完全事先計劃好的。實際上，這一結果取決于競爭各方的政治智慧和手段，取決于各方動員民眾、掌握政治資源的能力。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1979-1982)所取得的這一勝利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原教旨主義者建立了一個國中之國，削弱了臨時革命政府，并利用人質危機通過了一部新憲法，擊敗了伊斯蘭民族主義者和正統派烏里瑪。第二階段，通過將巴尼薩德爾趕下臺，發動文化革命，擊敗了世俗民族主義者，完全控制政權。

第三階段，粉碎了人民圣戰者的暴力抵抗，根除了左派，實現了權力的鞏固和社會的伊斯蘭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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