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會讓美國輸掉芯片競賽！前 CEO 基辛格揭開英特爾掉隊內幕，呼吁 AI 時代科技巨頭不能免責

AI 不只是應用游戲，整個底層計算棧正被重寫。

編譯 | 王啟隆

出品丨AI 科技大本營（ID：rgznai100）

Pat Gelsinger 是那種一開口，你就能立刻聽出他不是在追最新風口的人。

他 18 歲進入 Intel，是 486 處理器的首席架構師，后來做過 Intel CTO、VMware CEO，又在 2021 年回到英特爾出任 CEO，并在不到四年后離開。

近期，他在 Jodi Shelton 的播客上參加了一場訪談。他一邊回頭解釋英特爾為什么會掉隊，一邊談美國為什么不能再把芯片制造只交給市場，一邊又把 AI 放回更長的技術史里去看——在他看來，AI 不是突然冒出來的奇跡，而是一次“40 年后的突然成功”。

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他說出的那句“過去 60 年，是人適應計算機；AI 時代，開始變成計算機適應人”，才會顯得格外重。因為這句話后面，不只是技術判斷，還有一個老派芯片工程師對計算世界、制造能力、公司命運和人類價值的整體理解。

要點速覽

• Intel 這家公司“比外界看到的更糟”：制程技術從領先變落后、幾年沒能按時推出芯片、長期沒有持續建設制造能力，卻把大量資本通過回購和分紅返還給股東。

• 半導體不是一個能只交給自由市場的行業。因為過去幾十年的現實已經說明，放任市場的結果，就是最關鍵的制造能力一步步轉移到亞洲。

• AI 不是一波短期熱潮，而是站在過去幾十年計算基礎設施上的一次真正躍遷，是一 次“40 年后的突然成功”。

• AI 可能重演社交網絡時代的錯誤（孤立、成癮）。技術不能豁免責任，科技公司不能甩鍋說“工具是中立的，后果與我無關”。
  

• CEO 最孤獨的時刻是裁員。如果有一天做裁員決定不再感到痛，那 CEO 就失去了靈魂，淪為華爾街的機器。

從 18 歲進 Intel，到真的做了 Intel CEO

Jodi Shelton：有些職業會真的兜一個完整的圈，而你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你 18 歲進入 Intel，后來成了這家公司歷史上最年輕的副總裁之一，也是 486 處理器的首席架構師。很多年之后，你又回到 Intel，做了 CEO。現在再回頭看，這條職業弧線對你來說是什么感覺？

Pat Gelsinger：我確實會把它看成一個完整閉環。18 歲剛進 Intel 時，我的感覺幾乎像是到了一個夢一樣的地方。微處理器、半導體，對我來說都太迷人了。我經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在 Intel 經歷了青春期，也是在Andrew Grove、Gordon Moore、Robert Noyce（大名鼎鼎的英特爾三劍客）這些人的身邊長大的。

我大概在 22、23 歲時，給自己寫過一份人生目標，當時寫下一句非常瘋狂的話：我要做 Intel 的 CEO。那時候我自己其實也不相信這件事會真的發生，只是把它當成一個很遠很遠的目標。后來隨著職業往前走，我慢慢開始進入那些真正做決定的房間，也開始不斷問自己：如果坐在那個位置上的人是我，我會怎么說？我會不會那樣說？我該不該那樣說？

這些問題會改變你理解領導力的方式。你不再只是想著把手頭工作做好，而是開始從更高的位置去想問題。

Jodi Shelton：所以當 Intel 后來真的來找你時，你會不會覺得這件事幾乎帶著一點命運感？

Pat Gelsinger：會。尤其是我后來離開 Intel 去 EMC、再去 VMware 之后，那種感覺更強。因為我當年離開 Intel，就是因為我想做 CEO，而當時我并不覺得自己在 Intel 有那樣的機會。后來我在 VMware 做了八年，公司規模和市值都大幅增長。再后來，當 Intel 再次來找我時，我又想起了年輕時寫下的那句目標。那種感覺很像是：也許現在就是要回去，把我職業生涯一開始想完成的事做完。

Jodi Shelton：你離開 Intel 去 EMC，再到 VMware，這件事本身是不是也很難？因為你畢竟在那里待了三十年。

Pat Gelsinger：當然很難。我離開 Intel 后先去了 EMC。Joe Tucci 當時非常明確地跟我說，他會幫助我成長，也會在 CEO 這條路上訓練我。當時整個 EMC 團隊和董事會都知道，我是被當作未來 CEO 路徑來培養的。

我想做 CEO，而當時我不覺得自己在 Intel 有那樣的機會。所以離開雖然很難，但也是一個非常清楚的選擇。后來三年 EMC，再到 VMware，算是一個“家族內部”的轉換，因為 EMC 當時是 VMware 的大股東。回到加州、接手 VMware 之后，那八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段經歷。我們把公司規模做大了，把市值也做大了。正因為那段經歷，我后來再回 Intel，才會更像一次真正的“回去完成未竟之事”。

Jodi Shelton：所以個人愿景這種東西還是有用的，對吧？

Pat Gelsinger：有時候會實現，有時候不會。但它最大的價值，是它會逼著你不斷把自己往更高處拉。我記得自己年輕時坐在那些房間里聽 Gordon、Bob、Andy（這里指的還是前面的英特爾三劍客，但是換成了昵稱）講話，腦子里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坐在那里，我會怎么說？會不會那樣說？你開始問自己這種問題的時候，領導力就已經開始變化了。

他回到英特爾之后，才發現問題“比看上去更糟”

Jodi Shelton：你 2021 年回到 Intel 做 CEO，當時公司當然已經處在一個很難的位置上，但你后來用了一個更重的說法：它比看上去更糟。為什么？

Pat Gelsinger：因為很多問題當時被表面數字遮住了。那是 COVID 時期，PC 需求大幅爆發，所以業務看起來還可以，甚至會讓人覺得問題沒那么嚴重。但你真正坐到那個位置上，會發現更深的結構性問題。

Intel 原本在制程技術上領先兩到三年，后來變成了落后兩到三年；公司已經五六年沒能按時推出芯片；作為一家最核心的半導體公司，我們沒有持續地建設真正支撐未來競爭力的制造能力，但與此同時，卻把大量資本通過回購和分紅返還給了股東。那是非常危險的信號。

Jodi Shelton：所以問題不只是技術路線判斷失誤？

Pat Gelsinger：對，不只是技術路線沒選對那么簡單。問題更深，是整個公司對“什么最重要”的判斷，持續多年出現了偏差。當一家以制造和技術立身的公司，不再持續為制造本身下注，遲早會出事。

Jodi Shelton：你是在進來之前就已經知道這一點，還是進來之后才發現比想象中更嚴重？

Pat Gelsinger：你在接手這種職位之前，當然會有一個判斷。我那時也確實已經準備了一份戰略說明，并且和董事會做過充分溝通：如果你們讓我來做，那就是同意這套戰略，也同意我來執行它。但即便如此，你在真正坐進那把椅子之前，永遠不可能完全知道全部情況。所以進來之后，還是會有一些“哇，我沒想到會是這樣”的時刻。當然，那些都不是好消息。

Jodi Shelton：所以你覺得，當時董事會為什么會覺得你是那個對的人？

Pat Gelsinger：我想他們看到的是幾件事。第一，他們需要一個真正懂技術的人重新來帶這家公司。第二，他們看到我對 Intel 本身的感情和認同。某種意義上，我雖然不是創始人，但我是跟著創始人那一代長大的。我身上有一種 Intel 的“靈魂感”。

另外，他們也買入了我提出的那套戰略：重建技術引擎、重建制造能力、啟動代工業務。這不是只換一個 CEO 的問題，而是整家公司要不要接受一次真正的重新定向。

當然，整個故事也確實有一點“浪子歸來”的戲劇感。對我自己來說，這也是年輕時就寫下過的夢想職位。所以這些東西最后匯到了一起。

美國芯片制造到底做得怎么樣？

Jodi Shelton：如果現在回頭看，美國在芯片這件事上的競爭力，你會怎么評價？

Pat Gelsinger：更好了，但還遠遠不夠。你當然可以看到很多積極變化：美國在重建制造，Intel、TSMC、Micron、Samsung、SK Hynix 都有新的投資和工廠，CHIPS Act 也在推動事情往前走，研發項目也在啟動。這些都是真的。

但我們離真正安全、真正有韌性的狀態還很遠。我們的供應鏈依然過于脆弱，依然過于依賴亞洲。對這么重要的行業來說，供應鏈里存在單點失效風險，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們還需要更多研發能力、更多長期制造能力、更多人才培養。所以如果你問我這幾年有沒有變好，我會說有；但如果你問我是不是已經到位，我會說完全沒有。

Jodi Shelton：但很多人會問：你不擔心政府介入私營企業嗎？你不擔心工業政策會扭曲市場嗎？

Pat Gelsinger：當然會有復雜后果。工業政策從來不是沒有副作用的東西。但問題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做，所謂自由市場的真實結果，就是把最關鍵的制造能力一步步轉移到亞洲。

美國從來沒有正式投票說，我們不要半導體制造了；但過去幾十年里，亞洲很多國家一直在用補貼、稅收政策、基礎設施和整套工業政策扶持這個產業。三十年后，制造能力到了那里，這不是偶然。

Jodi Shelton：但為什么美國企業自己沒有完成這件事？

Pat Gelsinger：因為你不能假裝資本市場的激勵結構不存在。沒有哪位 CEO 能在現有邏輯下，理直氣壯地對股東說：我要投一座十年都沒有經濟回報的工廠，但這對國家和產業是對的。這樣的 CEO 在華爾街活不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求企業做一件對社會長期重要、但對公司短期不友好的事，就不能再假裝市場本身會自動給出最優答案。

Jodi Shelton：所以你對 CHIPS Act 的支持，也不是口號式的支持。

Pat Gelsinger：對。我真正關心的，不是政策寫得多漂亮，而是它能不能帶來更多美國本土制造、更多研發、更多供應鏈韌性。如果政府持股能在某些情況下幫助這件事發生，我也認為那是可以討論的工具。真正的問題只有一個：美國有沒有因此重新建設制造和研發能力。

Jodi Shelton：你不會擔心政府在 Intel 持有股份這件事本身嗎？

Pat Gelsinger：對我來說，關鍵不在于它是不是持股，而在于它能不能真的推動更多制造、更多研發、更多美國本土能力。如果它能幫助這些事情發生，那就是值得討論的安排。市場當然會有自己的看法，但最終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因此做出更多東西。

離開夢想的職位

Jodi Shelton：后來局勢發生變化，董事會不再滿意，市場和投資人的耐心也開始耗盡，你最后離開了 Intel。那畢竟是你年輕時就寫進人生目標里的職位。離開的那一天，是什么感覺？

Pat Gelsinger：很難。那不是我原本設想的結局。我一直認為，真正完成這件事至少需要五年以上時間，而我實際拿到的時間不到四年。對于一個在做長期重建的人來說，被迫提前下場，當然會痛。

但我今天不會把它講成一場純粹的委屈。我不會說，都是別人錯了、都是環境錯了、都是市場誤解了我。那一天確實很難熬——我工作了 45 年，突然不再是大公司里的領導者，這種變化非常震蕩。但我現在也確實覺得，我到了一個更好的位置。

Jodi Shelton：“更好的位置”聽起來像一句很難說出口的話。你是真的這么覺得嗎？

Pat Gelsinger：是。我不會否認那一天很難，但我今天確實能說，我沒有后悔。我當然也會回頭想：如果當時再多給我一些時間，會不會不一樣？我當然也會對一些后來繼續推進的事情感到很深的參與感。比如代工戰略、18A 節點、五年四節點，這些本來就是我們當時啟動的路線。現在一年多過去了，戰略方向本身并沒有變，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種安慰。

Jodi Shelton：所以你會覺得，你開啟的東西后來仍然在延續。

Pat Gelsinger：對。這也是我會感到自豪的一點。你會想：雖然不是我親手把它走到最后，但它沒有被推翻。

Jodi Shelton：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追大夢想，就是因為害怕失敗。你卻是在全世界都能看見的地方失去了夢想職位。那之后你怎么理解“去追一個大目標”這件事？

Pat Gelsinger：我一直都會建議人們去追比自己更大的愿景。尤其在領導崗位上，你需要一個比自己更大的目標，這樣別人才能圍繞著你形成真正的認同和投入。

當然，這會很不舒服。你會被批評，會有很多箭射到你背上。我有個朋友常說，你怎么認出一個開路的人？看他背上有多少箭。很多時候，真正推動扭轉局面的人，本來就未必是最后沖線的人。

企業也不像體育比賽那樣，真的有一個你沖過終點、站上領獎臺、故事圓滿結束的時刻。更多時候，它只是不斷把接力棒交給下一個人。

而且我越來越相信，人不會在成功里成長。真正讓人成熟的，是變化、挑戰和失敗。只有在那種時候，你才會不斷問自己：還能不能做得更好？還能不能理解得更深？

我不會每天醒來都祈禱自己遇到艱難日子，但我現在確實能說，那些艱難日子讓我成長了。

Jodi Shelton：你現在最興奮的幾件事是什么？

Pat Gelsinger：第一當然是 Gloo。它做的是一個面向信仰生態的技術平臺。這個生態本身經濟體量巨大，但技術基礎非常薄弱。你今天捐給教會或公益機構的一美元，往往因為它們的技術系統落后，最終效率大打折扣。我的目標，是讓這一美元真正發揮一塊一、一塊二的價值，而不是在低效系統里白白損耗。

另一件讓我興奮的事，是深科技投資。我現在接觸的是一些最難、最硬、也最有可能真正改變未來基礎設施的技術。這對我這種人來說，本身就非常有吸引力。

Jodi Shelton：你最近也見了陳立武。他現在接著往下做，你怎么看？

Pat Gelsinger：我最近見到他時，他第一句話就提醒我：我們并沒有改變你的戰略。對我來說，這當然很讓人感慨。因為那說明我們當時開啟的方向——包括代工、制程重建、18A、14A、EUV、高數值孔徑這些——仍然在繼續。

我最自豪的，其實是團隊。因為一旦在這個行業里落后，追趕會非常非常難。重新把技術引擎點燃，把 Intel 帶回競爭前線，這件事真的很不容易。我為那些團隊感到驕傲。

Jodi Shelton：我們把時間拉回更早一點。回到你在賓夕法尼亞鄉下長大的時候。那個家庭里，對“努力工作”和“成功”的理解是什么？

Pat Gelsinger：在那樣的家庭里，工作不是口號，而是空氣。所謂輕松一點的日子，不過是不用凌晨 3 點半起來擠奶，可以睡到 5 點而已。你會從小知道，很多東西不是想出來的，而是干出來的。

我父母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但他們極度強調教育。哪怕他們自己可能也不完全知道博士學位到底意味著什么，也會直接跟我們說：你們要去讀書，要去接受更好的教育。

Jodi Shelton：但你原本其實以為自己會繼承農場？

Pat Gelsinger：對。我一開始真以為自己會務農，也喜歡那種生活。后來接觸到電子技術和計算機，第一次真正碰到計算機時，我一下就被鉤住了。那不是因為我那時已經知道它會帶來多大的職業成就，而是我立刻感覺到：這就是我想做的事。

所以當我后來去 Intel 面試時，那種感覺幾乎像走進一個神圣之地。對我來說，那不只是找工作，而是進入一個真正讓我著迷的世界。

Jodi Shelton：你在家族里是不是那個“最出格”的人？

Pat Gelsinger：可以這么說。家里很多人都還在農業相關的行業里，而我大概算是最黑的那只黑羊了。

CEO 的邊界

Jodi Shelton：你是少數會在公開場合非常明確談信仰的科技公司領導者。很多人會問：這樣不會讓員工有壓力嗎？不會讓組織失衡嗎？

Pat Gelsinger：這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所以邊界必須非常清楚。我的看法是，如果一個職場允許人們談家庭、談興趣、談身份，卻唯獨不允許人們談信仰，那它其實并沒有做到真正的多元與包容。對很多人來說，信仰就是最重要的自我組成部分之一。

但另一面也同樣重要：我不能被看成“一個保守基督徒 CEO”，而必須首先被看成一家公司的 CEO，一個同時持有深厚個人信仰的人。這個順序不能反過來。否則，不管你的初衷是什么，組織都會失衡。

Jodi Shelton：那 CEO 在公共議題上到底該說多少？今天這個問題其實很難。

Pat Gelsinger：是。所以我一直說，優秀的人力資源負責人和外部導師非常重要。很多社會議題、內部風波和公共表達的問題，不是 CEO 單憑直覺就能處理好的。你需要有人提醒你：你的身份邊界在哪里，公司真正該說的是什么，你是以誰的名義在說話。

我也一直認為，CEO 不能把自己綁死在某一種黨派身份上。你最終要帶的是公司，而不是個人立場。你當然會有自己的價值判斷，但你必須保持在公司領導者該在的位置上。

Jodi Shelton：你剛剛提到領導力和邊界。我還想問一個更難的問題：CEO 最孤獨的時刻，對你來說是什么？

Pat Gelsinger：往往是裁員。因為那不是一個抽象數字，而是成千上萬具體的人，其中很多人可能和你共事了幾十年。他們有家庭，有孩子，有你熟悉的生活背景。你知道這些決定會影響的不只是公司報表，而是真實的人生。

如果有一天你做這種事已經不再感到痛，那你就不應該再做 CEO 了。因為那意味著你已經沒有靈魂了，只剩下一個按華爾街邏輯運轉的機器。

Jodi Shelton：但你又不是在說，CEO 應該因為心軟而不做艱難決策。

Pat Gelsinger：當然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在于：你既要保留痛感，又不能因為痛感而逃避該做的事。作為企業領導者，我仍然被要求追求卓越，而不是只做一個心軟的好人。因為只有健康的公司，才有可能給更多人提供工作、服務更多客戶、持續影響更多社區。

而且你需要導師。董事會不一定總能替你解決這些問題，團隊也不能承擔你所有的猶豫。很多時候，你需要那些真正坐過這把椅子的人，在你快要做決定的時候告訴你，還有哪些你沒看到的東西。

AI 站在過去幾十年的一切之上

Jodi Shelton：我們來談 AI。你現在怎么看這個時刻？它真的有大家說的那么大嗎？

Pat Gelsinger：有，而且我們現在可能還只是第一局。

但我對 AI 的判斷，不只是“它很大”，而是“它為什么會這么大”。原因在于，它不是從零開始的。它不需要重新發明第一塊芯片，不需要重建第一臺電腦，不需要重新鋪設網絡，也不需要讓世界重新完成一次數字化接入。所有這些，在過去幾十年里已經被做完了。

所以今天 AI 一旦跨過那個臨界點，它的觸達速度和覆蓋范圍，就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快、更廣。它踩著的不是幾家模型公司的能力，而是整個現代計算世界早已搭好的地基。

Jodi Shelton：所以你才會說，很多偉大的技術，其實都是“40 年后的突然成功”。

Pat Gelsinger：對。AI 就是這樣。類似的研究、算法和嘗試，我在上世紀 80 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經接觸過。那時候它們遠不夠成熟，也經歷過多次冬天。但很多最重要的技術，本來就不是直線前進的。它們往往要在足夠多的底層條件到位之后，才會突然跨過那個臨界點。

而今天的 AI，在我看來，就是這樣一個時刻。

Jodi Shelton：你有一句特別有代表性的判斷：過去 60 年，是人適應計算機；AI 時代，開始變成計算機適應人。你能展開講講嗎？

Pat Gelsinger：過去幾十年里，我們一直在學著適應計算機。命令行、圖形界面、搜索框、菜單結構、軟件邏輯、文件系統、表格規則——都是這樣。先有計算機的世界，再有人一點點學著怎么進入那個世界。

但 AI 正在把這條路徑反過來。人不必再先成為“會用機器的人”，機器開始學著以更接近人的方式理解語言、語境、意圖、圖像、聲音和交互。這意味著，未來我們與互聯網、搜索、軟件和數字服務的關系，很可能都會變成一種更像聊天、詢問、協商和共思的關系。

Jodi Shelton：所以你會覺得，未來很多界面都會被對話式界面重寫？

Pat Gelsinger：是。我認為未來的網頁搜索、互聯網使用方式、社交網絡體驗，很可能都會朝這種方向收攏。今天我們熟悉的很多交互方式，也許會被新的接口層重新吞掉。

不只是應用，而是整個計算棧正在被重寫

Jodi Shelton：但你談 AI 時，和很多人不一樣。很多人談的是應用、產品、替代、效率。你講的卻總是硬件、系統和基礎設施。

Pat Gelsinger：因為真正讓我興奮的，是整個底層棧正在被重寫。以前有一段時間，我會覺得計算世界有點無聊：多加幾個核，多上一些云服務，手機再多裝一個攝像頭，很多創新看起來更像增量修修補補。但 AI 一來，一切都不無聊了。

熱設計、內存架構、輸入輸出架構、數據中心結構、知識表示方式、模型形態，整個堆棧都開始重新被拽出來改寫。銅互連不夠用了，光互連開始變得真正迫切；量子計算、經典計算和 AI 也可能被放進新的組合關系里。

Jodi Shelton：所以你提到 Ayar Labs、提到共封裝光學，也提到 Snowcap。

Pat Gelsinger：對。因為在我看來，AI 不會只是一個新的軟件層，它會倒逼整套硬件和系統世界進入新的協調關系。這也是我所說的“計算三位一體”：AI、量子、經典計算，會共同構成未來更完整的計算圖景。

Jodi Shelton：你第一次覺得 AI 會變得這么大，大概是什么時候？總不會只是 ChatGPT 出來的那一刻吧？

Pat Gelsinger：當然不是。很多人是在 ChatGPT 時刻才意識到發生了什么，但如果你更早就在看這些技術，你會在更前面看到一些信號。

大概五年前，我開始非常明顯地感覺到，有些東西真的變了。之前那些模型還常常停留在“看起來有點像那么回事”的階段，比如圖像分類、語言識別，時好時壞，但突然有一段時間，它們開始從“還不行”變成“已經挺像回事”。那種跨門檻的感覺是很明顯的。

再往后，注意力機制那篇論文的影響越來越大，英偉達的數據中心收入變化也越來越說明問題——它已經不再只是圖形公司了。這些信號一條條連在一起，你就知道，有些事情已經不只是實驗室里的技術進展了。

Jodi Shelton：問題在于，AI 當然也會被用在武器系統、監控系統、操控系統里。你一直說技術本身是中性的，但它真的只是中性的嗎？

Pat Gelsinger：我的起點依然是，技術在本質上是中性的。它可以被用于好，也可以被用于壞。但真正關鍵的后半句是：既然如此，我們有沒有主動把它塑造成好的東西？

我經常會舉社交網絡的例子。按名字看，它叫“社交網絡”，好像是在幫助人彼此連接；但實際結果卻常常是削弱社會性、增加孤立、成癮、風險和傷害。也正因為有這個教訓，我對 AI 的擔憂不是抽象的“會不會失控”，而是更現實的問題：如果我們不主動塑形，它會不會把我們已經在社交網絡時代犯過的錯，再以更大規模重演一遍？

Jodi Shelton：所以你對技術公司的態度，不是“工具是中性的，后果與我無關”。

Pat Gelsinger：當然不是。技術公司應該被問責。汽車上路要滿足安全要求，藥物上市要通過測試，技術系統也不能天然豁免責任。

這也是為什么，我非常在意測試基準、價值評估和安全標準，而不僅僅是模型能力排行榜。我們在 Gloo 做 Flourishing AI 基準，也是因為我希望把“什么是好的價值導向、什么是有利于人的成長與繁榮”變成一種可測試的框架。這個框架當然還會繼續演進，但它至少意味著，價值問題不能只停留在口頭上。

AI 不只是效率工具，而是會重寫“人處在什么位置”

Jodi Shelton：你怎么看一些 AI 公司最近在政府與軍方合作上的爭議？

Pat Gelsinger：我覺得這類爭議本身說明，我們必須把討論真正做起來。問題不是簡單站隊，而是我們到底要怎么控制這些系統、怎么設定邊界、怎么建立安全要求。如果連模型本身都還無法按自己的標準完成驗證，那當然不是可以輕率放行的狀態。

Jodi Shelton：你會不會擔心，AI 最終會變成另一個社交網絡——一種被大規模濫用、最后反過來傷害社會的技術？

Pat Gelsinger：風險當然存在。但我也認為，AI 也許恰恰是修復舊互聯網的一次機會。它會改變社交網絡，也會改變搜索、互聯網和整個數字體驗。

我經常說，也許 AI 最大的影響不是它會替代多少工作，而是它會重寫人和計算機的關系。過去幾十年，我們是人在適應機器；而現在，機器開始適應人。這會改變誰更容易接觸知識，誰更容易被系統理解，誰會被照顧，誰會被操縱。

它當然可能被做壞，但它也可能被拿來做很多非常好的事情：更早發現疾病、給老年人提供陪伴、幫助那些長期被數字系統忽視的小語種和資源匱乏人群。關鍵還是那句話：我們到底要把它塑造成什么。

Jodi Shelton：最后幾個快問快答。你希望行業怎么記住你？

Pat Gelsinger：我希望別人記住我參與塑造過的技術，以及被我影響過的人。

Jodi Shelton：那你的家人呢？

Pat Gelsinger：我孫女每次插上 USB 設備時，都會說一句“謝謝你，Papa”。這當然只是一個很小的細節，但我很喜歡。因為它提醒我，技術最后總是會進入具體人的生活。

Jodi Shelton：事業、家庭、信仰，真的能平衡嗎？

Pat Gelsinger：可以，但那需要極強的紀律。因為所謂優先級，只有在沖突發生的時候才算數。事情都順的時候，誰都可以說自己重視家庭、重視信仰、重視工作；真正的問題是，當它們互相沖撞時，你到底怎么排。

Jodi Shelton：如果要你說一個現在反而感謝的失敗，會是什么？

Pat Gelsinger：Intel。

Jodi Shelton：如果不做現在這些事，你會做什么？

Pat Gelsinger：務農。

Jodi Shelton：為什么？

Pat Gelsinger：因為你能看見勞動，看見產出，看見自己做的事留下的痕跡。我一直覺得，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原視頻鏈接：youtu.be/ZMUbJEPHX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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