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全球蝴蝶指數”發布 | 海潮天下·昆蟲生物多樣性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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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是昆蟲綱鱗翅目（Lepidoptera）中一個演化地位特殊的單系群。目前全球已知的蝴蝶種類約為18,500種~20,000種。在演化史上，蝴蝶被認為是約一億年前從夜行性的蛾類中脫穎而出，為了占據日間傳粉者的生態位而演化出的白晝活動分支。在支序分類學中，蝴蝶下分鳳蝶科、蛺蝶科、粉蝶科、灰蝶科、弄蝶科及喜蝶科等主要科級類群。?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導讀】
2026年3月23日，來自全球23個國家的50多位科學家在Conservation Letters上發表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論文，正式推出了全球首個“蝴蝶指數”（Global Butterfly Index）。該研究整合了1990~2023年間超過45,000個種群的時間序列數據，發現北美蝴蝶在過去25年間下降了63%。這項研究在理論層面的貢獻在于：它將蝴蝶提升為全球生物多樣性變化的“核心指標”，類似于脊椎動物的“地球生命力指數”（LPI）。它旨在借助這類昆蟲的“魅力”，推動各國政府在昆蟲多樣性保護上的政策制定。

本文約9400字，閱讀約18分鐘

編譯 | 海潮天下

長期以來，全球昆蟲數量的下降趨勢雖受到許多關注，但由于缺乏大跨度的種群監測數據，科學界在衡量生物多樣性目標的達成進度時始終面臨障礙。2026年3月下旬，由英國生態與水文學中心（UKCEH）牽頭的國際專家團隊在《保護通訊》上發表研究，首次計算出“全球蝴蝶指數”。這一指標整合了全球范圍內的蝴蝶種群趨勢，為評估昆蟲生物多樣性的變化提供了重要的參照，也為其他昆蟲類群的監測建立了模型。

根據這項涵蓋23個國家、50多位科學家協作的研究顯示，目前全球僅有約5%的蝴蝶物種有長期監測記錄，而整個昆蟲綱的監測覆蓋率僅為1%左右。數據的嚴重匱乏，讓評估物種生存狀況變得極為困難。作為生態系統中重要的傳粉者和食物鏈環節，蝴蝶對環境變化高度敏感，其種群動態直接反映了鄉村及自然棲息地的健康水平。

UKCEH的生態學家戴維·羅伊教授指出，建立蝴蝶指數的初衷之一，是利用蝴蝶作為“旗艦物種”的公眾影響力，激發社會對生物多樣性監測的關注，從而推動棲息地維護和改善的實際行動。

該研究分析了1990~2023年間，分布在37個國家、3636個監測點的1055種蝴蝶，累計涉及45492條種群時間序列數據。計算模型借鑒了衡量脊椎動物豐度變化的“地球生命指數”。研究結果表明，盡管由于全球數據分布不均導致整體趨勢存在不確定性，但在過去的25年里，受監測的蝴蝶數量平均下降了24%。其中，北美地區的減幅尤為顯著，蝴蝶種群數量在這一時段內萎縮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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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溫怪藍蝶（學名：Polyommatus eriwanensis）是一種生活在亞美尼亞海拔1200~2200米石灰巖草原上的特有蝴蝶。這種小昆蟲生活習性規律，每年6月中旬~7月中旬是其固定的飛行期，其幼蟲對食物非常挑剔，主要以黃芪屬植物為食。作為亞美尼亞寶貴的自然遺產，它在當地被視為“藍蝶”，象征著自然與文明的和諧共處，但因其對環境變化極為敏感，已被列入亞美尼亞紅色名錄的“瀕危”級別。正是這種微小而堅韌的生命力，使其成為連接本土生態保護與國際政策的紐帶，并被選為2026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CBD COP 17）的標志原型，承擔起守護自然的新使命。上圖是一只埃里溫怪藍蝶的雄性個體翅膀腹面觀。攝影：Zeynel Cebeci （CC BY-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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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蝴蝶指數與昆蟲監測的現實困境

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追蹤物種種群數量的變化是評估生態健康的核心手段。種群豐度作為一項關鍵的生物多樣性變量，直接反映了物種的繁殖狀況、生境承載力以及其對生態系統功能的貢獻。盡管《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 #昆蒙框架）已明確將維持種群豐度列為核心目標，但目前,全球范圍內高質量、長周期的監測數據依然匱乏，且在地理分布和分類覆蓋上存在嚴重偏差。

長期以來，生物種群數據的收集高度偏向于脊椎動物。通過整合鳥類、兩棲類、爬行類、魚類和哺乳動物的數千條時間序列數據，科學界構建了“地球生命指數”（LPI）。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指數在引導公眾輿論和協助政府決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昆蟲雖然占陸生生物物種的70%以上，并承擔著傳粉、分解和食物網支撐等關鍵生態功能，卻在保護議程中長期被忽視。由于不同分類群對環境壓力的反應各異，僅通過脊椎動物的趨勢來推測昆蟲的狀況往往具有誤導性。

近年來，部分研究報道了局部地區昆蟲數量下降的現象，這引發了科學界的廣泛擔憂。然而，由于昆蟲種類繁多、鑒定門檻高，且種群數量在不同時間尺度上波動劇烈，建立全球性的監測體系面臨巨大的技術挑戰。目前，標準化的長期監測項目主要集中在少數高收入國家，因為這類項目需要持續的資源投入和專業的分類學知識。這種對生態基石物種認知的缺失，已成為當前保護生物學研究中的一個顯著矛盾。

為了突破這一瓶頸，科學家建議將蝴蝶作為構建全球昆蟲監測基礎設施的優先類群。蝴蝶具有較長的監測傳統，且在全球范圍內擁有較高的公眾認可度，這有利于提升科學傳播的效果并爭取政策支持。雖然蝴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昆蟲類群，但其作為環境變化指標的有效性已得到廣泛驗證。通過擴展現有的蝴蝶監測網絡，可以利用已有的空間和分類數據，參照“地球生命指數”的方法構建首個全球昆蟲種群豐度指標。

目前的研究重點在于評估過去30年間蝴蝶監測工作在空間覆蓋和分類上的演演進。科學界借助對這些種群趨勢的分析，試圖勾勒出建立高效、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監測網絡的路徑。這一基礎設施的完善，將為執行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提供必要的實證基礎，從而更有效地識別并應對昆蟲種群衰退帶來的風險。

▲上圖：全球蝴蝶監測樣本的物種代表性分析。本圖展示了六項關鍵性狀（[a] 科屬分布、[b] 展翅寬度、[c] 擾動親和力、[d] 飛行期長度、[e] 世代發育類型、[f] 水分環境偏好）評估了現有監測樣本與全球已知蝴蝶性狀庫（LepTraits）的偏差。左側插圖（Count）對比了采樣物種（綠色）與全球已知物種的總數；右側插圖（Proportion）則反映了各類別在樣本中的占比。數據表明，現有監測顯著偏向于中等體型、飛行期長、常出現在受干擾生境以及屬于蛺蝶科與粉蝶科的物種。注：由于右側比例圖的基準總值均為1.00，為便于觀察細節，y軸截取至0.25。論文出處：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上圖：基于“地球生命指數”（LPI）算法的單世代蝴蝶種群分析。左側插圖（a）顯示了樣本中所有物種指標的整體下降趨勢；中間插圖（b）反映了對干擾具有規避傾向的敏感物種，其衰退程度更為劇烈；右側插圖（c）則展示了適應濕潤（Mesic）及干旱（Xeric）生境的物種同樣面臨顯著的種群縮減。該結果證實了生境偏好與水分適應性是預測全球變化下蝴蝶種群脆弱性的關鍵指標。論文出處：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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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蝴蝶監測的

現狀與數據格局

建立全球蝴蝶指數的核心基礎，是目前已知針對單一昆蟲類群最詳盡的數據庫。該數據庫匯集了1990年~2023年間，來自37個國家、3636個監測點的1055種蝴蝶，共計45492條種群時間序列數據。作為參照，2018版“地球生命指數”（LPI）涵蓋了5230種脊椎動物的31821條種群時間序列。從數據規模來看，蝴蝶監測在記錄深度上已經具備了顯著的代表性。

盡管數據量巨大，但空間分布不均仍然是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在過去的35年里，參與監測的國家數量和覆蓋物種數雖然保持了增長態勢，顯示出監測工作的持續推進，但這種增長率在2010年之后出現了放緩跡象。隨著《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實施，科學界期望能借此契機重新獲得監測增長的動力，填補地理分布上的空白。

除了空間偏差，分類覆蓋率不足也制約了指數的全面性。目前納入監測的1055個物種僅占全球蝴蝶區系的5.2%，且并非隨機抽樣。現有的監測樣本表現出明顯的偏向性：飛行期較長、中等體型、屬于蛺蝶科（Nymphalidae）或粉蝶科（Pieridae），以及常出現在受人類活動干擾生境中的物種，在數據中占比過高。相比之下，大量在全球范圍內分布的其他蝴蝶物種，其自然史信息依然匱乏，甚至連基礎的性狀數據也尚未建立。這種樣本的非隨機性意味著，當前的監測結果可能更傾向于反映那些與人類環境共存的物種狀況，而忽略了更為脆弱、或分布在偏遠地區的類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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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達加斯加被譽為“印度洋上的進化實驗室”，其蝴蝶類群展現出極高的特有性，在約300種已知蝴蝶中，有超過70%的物種是該島所獨有的。它們是熱帶雨林和落葉林生態系統的重要傳粉者，也還是研究物種島嶼化演變及遺傳漂變的關鍵樣本，但受限于棲息地喪失，許多特有物種正面臨嚴峻的生存挑戰。上圖是來自馬達加斯加的一些蝴蝶標本。?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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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全球蝴蝶指數

帶來的啟示與挑戰

在構建“全球蝴蝶指數”的過程中，研究人員采用了與“地球生命指數”（LPI）一致的計算方法。考慮到該方法基于年度種群增長率，而一年發生多次世代的蝴蝶物種易受氣溫升高影響而增加世代數，為確保準確性，分析范圍被縮小至1995~2020年間采樣的213種單世代蝴蝶，涉及10386個種群樣本。

初步監測結果顯示，全球蝴蝶種群呈現出平均下降的趨勢，指數值為0.76。盡管這一整體變化在統計學上尚不顯著，但不同地理區域的表現差異巨大。在數據覆蓋最充分的北美地區，蝴蝶種群出現了顯著下降，指數值跌至0.37；歐洲地區也呈現下降趨勢，指數值為0.79。相比之下，由于監測樣本極度匱乏，世界其他地區的指數值雖然顯示為增長，但伴隨著極高的數據不確定性，難以反映真實的生存現狀。這種區域間的數據失衡，正是導致全球總指數出現波動的主要原因。

為了進一步探究種群下降的深層原因，研究團隊根據物種對生境的偏好進行了分類分析。

結果驗證了科學界的預期：那些回避人為干擾生境的物種（涉及32個物種，1262個種群），其衰退速度明顯更快，指數值僅為0.44。與之形成對比的是，與人為干擾生境相關的物種（涉及49個物種，4010個種群）在平均數量上有所增加。此外，對水分條件有特定要求的物種——無論是偏好濕潤環境還是干旱環境——都表現出比廣適性物種更劇烈的下降趨勢。

這些數據表明，生態位較窄、對生境要求苛刻的蝴蝶物種，在全球環境變化中正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生存壓力。雖然部分結果受限于樣本量而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其趨勢與生物學預測高度吻合。利用物種的功能性狀來預測哪些種群對全球變化更為敏感，將成為未來制定精準保護策略的重要手段。填補監測空白，尤其是加強對非人為干擾區域和特定生境物種的追蹤，是完善全球蝴蝶指數、真實還原昆蟲多樣性現狀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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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環紋袖蝶（Heliconius cydno）的腹面圖，拍攝于中美洲圣路易斯動物園的孟山都昆蟲館。攝影：羅伯特·勞頓（2006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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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蝴蝶監測

優先任務

構建全球蝴蝶指數的研究結果，既證實了蝴蝶作為生態指標的巨大潛力，也揭示了當前監測體系的嚴重局限。盡管部分地區的蝴蝶種群呈現出明顯的衰退趨勢，但要形成真正具有全球代表性的評估結果，必須在擴大地理覆蓋范圍和修正物種代表性偏差兩個維度上取得突破。

目前的監測數據高度集中在歐洲和北美，這種空間分布的極度失衡，限制了科學家對全球蝴蝶種群動態的推斷能力，尤其是對于那些生物多樣性極其豐富、且正積極履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發展中國家。除了地理上的空白，現有的監測方案往往傾向于記錄常見物種，而忽略了那些低豐度、難探測的類群。因此，未來的監測工作要向數據真空地帶延伸，還得在現有項目中引入針對性協議、以覆蓋那些目前被邊緣化的稀有物種。

如何快速提升地理覆蓋范圍并確立統一的數據標準，是當前面臨的實際問題。歐洲蝴蝶監測計劃（eBMS）和北美蝴蝶監測網絡（NABMN）的經驗表明，跨區域的協調與投入能夠有效促成通用標準的落地。目前，印度等熱帶國家也已開始啟動類似的監測體系。盡管工具和經驗可以跨國界轉移，但人力資源——尤其是專業協調員的知識儲備和社區參與度——以及資金投入，依然是建立新項目的關鍵瓶頸。

與此同時，將分散的監測倡議整合為全球網絡，需要加強數據質量、獲取及共享方面的規范化。現代分析方法雖然可以整合多種數據源，但其效力的發揮有賴于基礎數據的標準化。借鑒歐洲的經驗，通過建立專門的網絡來共享和共同開發監測能力，對于克服技術障礙、實現規模化監測至關重要。這不僅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也能最大化既有投資的科學產出。

從政策層面看，將昆蟲納入保護法規是推動監測項目落地的強有力抓手。例如，北美的繁殖鳥類調查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直指導著當地的保護管理，而歐洲草地蝴蝶指標雖起步較晚，但已被歐盟環境署采納，并寫入了2024年通過的《自然修復條例》。歐盟成員國已被要求在2030年前扭轉傳粉昆蟲下降的趨勢。然而，如果沒有一個成熟的國家級和全球級監測系統，任何旨在達成這些目標的管理行動都將因缺乏評估依據而難以衡量其真實成效。

在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的新階段，建立全球蝴蝶監測網絡是科學研究的需要，亦是政策執行的必然要求，需要各國在政治和財政上給予持續支持，加強數據提供方之間的協作，填補長期監測的空白區域，方能在未來幾十年中獲得更具說服力的全球蝴蝶指數、為遏制全球昆蟲種群衰退提供實證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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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鳳蝶科蝴蝶體型較大，翅展通常在80~150毫米之間，后翅多具尾突，色彩以黑、黃、白為主，部分種類具金屬光澤。上圖是國家動物博物館昆蟲館內的蝴蝶標本展柜，陳列的12件中國鳳蝶科蝴蝶標本。涵蓋了多種鳳蝶，如玉帶鳳蝶、寬帶鳳蝶、藍鳳蝶等，均為鳳蝶科（Papilionidae）成員，是中國本土分布的代表性蝴蝶物種。?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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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的現實挑戰

構建全球蝴蝶監測網絡，不是增加采樣點那么簡單，這里面有一系列深層挑戰仍有待解決。

一是，傳統的監測方法在面對生物多樣性極高的昆蟲群落時往往顯得力不從心。在歐洲和北美，監測方案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志愿者的貢獻，但，這種基于公民科學的模式并不適用于全球所有地區。在許多中低收入國家，尤其是熱帶地區，物種鑒定的難度極大，開展高質量種群時間序列數據的采集面臨更高門檻。此外，在某些偏遠或安全受限的區域，依靠普通民眾進行生物監測并不現實，這導致全球生物多樣性數據始終存在地理上的傳統偏見，即原始生境的數據往往比受干擾區域更難獲取。

專業調查雖然能部分彌補公民科學的空缺，但目前全球范圍內完整的物種名錄依然匱乏，分類學專家的短缺，也限制了監測工作的推進。即便是在具備監測條件的地區，樣點選擇和采樣方法的權衡也是關鍵。例如，在森林生境中，單純依靠傳統的樣線法或點計數法，很難同時兼顧林冠層和林下層的蝴蝶種類。目前，針對不同環境最有效的采樣組合——如誘捕與樣線法的結合——仍缺乏大規模的適用性測試。

數據收集之后的分析環節同樣存在技術難點。種群豐度分析極易受到“移動基準線綜合征”以及模型假設的影響。目前的LPI方法在處理昆蟲數據時，對時間序列長度、區域權重等分析決策高度敏感。特別是對于一年發生多個世代的蝴蝶物種，LPI基于年度豐度估計的計算方式，很難區分種群總數的增減究竟源于代數的波動呢、還是個體密度的真實變化。為了繞過這一難題，當前的研究不得不將范圍縮小至單世代物種，但，這又無疑限制了指數的整體代表性。

目前建立的全球蝴蝶指數仍處于原型階段。除了數據偏差帶來的局限，如何對現有的LPI方法進行修正（如平滑處理），使其能夠適應昆蟲種群劇烈的年度波動，仍需大量的基礎研究。鑒于昆蟲獨特的自然史特征，如何將其準確轉化為被廣泛認可的生態指標，目前尚不明確。盡管昆蒙框架的目標可能惠及昆蟲保護，但如果現有的評估指標對昆蟲種群的狀態變化反應遲鈍，那么，這些保護目標在執行層面將面臨失效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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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柑橘鳳蝶，屬于鳳蝶科鳳蝶屬的一種蝴蝶，也常被稱為春鳳蝶、橘鳳蝶、燕尾蝶等。它的翅膀以黑色為底，布滿清晰的黃白色斑紋，后翅末端有明顯的尾突，整體形態優雅，是城市公園、庭院及果園中常見的蝴蝶之一。?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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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全球昆蟲種群豐度指標

建立全球蝴蝶指數不僅是為了保護特定類群，其核心意義在于動員各方力量，共同構建起一套完整的昆蟲監測體系。盡管技術層面的挑戰依然艱巨，但整合現有監測資源，已成為開發陸生昆蟲全球指標最為務實的路徑。在執行《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的過程中，優先支持、并擴展已有的蝴蝶監測項目，是打破昆蟲保護僵局的關鍵切入點。

具體的執行邏輯，還是在于利用既有體系開展多層面的能力建設。這包括舉辦技術培訓、為青年學者搭建交流平臺，以及充分利用歐洲蝴蝶監測計劃等現有的數據共享基礎設施。與此同時，建立跨區域的資助機制對彌補數據真空地帶至關重要，特別是那些生物多樣性極高但科研投入相對匱乏的地區。

以蝴蝶為觀測核心雖然存在局限，卻能產生脊椎動物指標無法提供的實證數據。深入研究蝴蝶種群趨勢與其他無脊椎動物類群之間的關聯，有助于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真正覆蓋到那些維系生態運轉的小生靈。

過去幾十年的監測進展，已經給這項工作奠定了基礎。要將目前的指標原型轉化為具備權威性的全球指數，下一步的工作重點在于修正全球采樣不均的問題，并針對昆蟲的生物學特性，來優化“地球生命指數”（LPI）的計算模型。所有分析方法的改進，最終都取決于監測覆蓋范圍的代表性。

研究人員指出，科學界應當利用這一勢頭，在全球及國家層面設定明確的監測目標。整合歷史數據、并加強對數據缺失地區的投入，產出急需的昆蟲種群趨勢指標。將昆蟲納入全球政策框架需要投入大量資源，但這對于實現生物多樣性目標而言必不可少。缺乏像蝴蝶這樣具有指標意義的體系，昆蟲就難以進入國家級的生物多樣性匯報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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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國家動物博物館內陳列的15件鱗翅目昆蟲標本，每件標本下方均附有中文名稱與學名標簽。從上至下、從左至右依次為：第一排左側為褐鉤鳳蝶，右側為麗蛺蝶；第二排左側為依帕絹蝶，中間為紅翅尖粉蝶，右側為大艷眼蝶；第三排左側為顯脈球須刺蛾，中間為金星垂耳尺蛾，右側為紅肩棉黃蛾；第四排從左到右是花布麗燈蛾、旋夜蛾、六點溝蛾；第五排為黑脈厚須螟、點帶草娥、棕色卷蛾、黑臀蓑蛾。?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目前，這項旨在填補昆蟲監測空白的科研項目得到了阿伯丁集團慈善信托基金和英國自然環境研究理事會的支持。科學家們認為，雖然蝴蝶在全球范圍內的衰減程度已初見端倪，但若要制定有效的保護干預措施，仍需大幅度提升對昆蟲種群的采樣頻率和地理覆蓋廣度。只有建立起持續且真實的監測體系，才能準確判斷生物多樣性流失的臨界點，并為生態修復提供實證依據。

(圖文無關)▲昆蟲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也深刻的影響了人類的歷史文化。上圖是一幅木雕漢字藝術作品。這些字多以“蟲”為部首（或構件），反映漢字“象形→會意→形聲”的演變，如“蟲”本義指蛇，后泛指昆蟲、節肢動物；“蝗”（蝗蟲，形聲，從蟲，皇聲）、“蜂”（蜜蜂，形聲，從蟲，夆聲）等通過“蟲+聲旁”表意兼表音。?Linda Wong 攝影 |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作為受關注度最高的昆蟲類群，蝴蝶在引導社會轉向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著橋梁作用。在人類世的背景下，持續擴大蝴蝶監測項目，將決定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能否真實記錄生命樹上的劇烈波動。只有依靠覆蓋廣泛且科學嚴謹的網絡，人類在應對全球生態危機時，才能擁有真正全面且精準的數據支撐。

感興趣的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讀者可以參看該研究的全文：
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 Addressing gaps in butterfly population monitoring to catalyze global insect conservation[J]. Conservation Letters, 2026, 19(2): e70037.

01

全球蝴蝶指數

全球蝴蝶指數（Global Butterfly Index）是由英國生態與水文學中心（UKCEH）牽頭開發的全球首個針對單一昆蟲類群的種群豐度指標。該指數借鑒了脊椎動物監測中的“地球生命指數”方法，通過整合全球范圍內成千上萬條蝴蝶種群的時間序列數據，旨在反映全球昆蟲多樣性的動態變化趨勢。它是評估《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目標達成進度的重要實證工具。

02

核心生物多樣性變量

核心生物多樣性變量（Essential Biodiversity Variables, EBVs）這一概念是由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絡（GEO BON）提出來的，指代監測生物多樣性變化所必需的一組最小、核心的數據指標。種群豐度（Population Abundance）就是其中最關鍵的變量之一。它能夠直接反映物種的繁殖成功率、環境承載力以及滅絕風險，是連接原始監測觀測值與高層政策指標之間的一個橋梁。

03

單世代物種

在生物學中，單世代物種（Univoltine Species）是指在自然狀態下，一年循環中僅完成一個生活史周期的生物。簡單來說，這類生物從卵出生、生長發育到成熟繁殖，每年只發生一個世代。這一現象在昆蟲、節肢動物以及某些植物中非常普遍，尤其多見于溫帶和寒帶地區。由于這些地區的季節更替明顯，氣候條件僅在一年中的特定時間段（如夏季）支持生物的活動與繁殖，因此生物進化出了與環境周期高度同步的生命節律。

在本文中這個關于“全球蝴蝶指數”的研究中，單世代物種成為了科學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因為需要排除氣候干擾、確保數據的純凈度以及預測的準確性。因為隨著全球變暖，許多原本一年發生兩代的昆蟲，可能會增加到3代、甚至更多。如果在監測時統計全年的個體總數，數據增長可能僅僅是因為它們“多生了一胎”，而非生存環境變好。世代物種每年只出現一次，其數量的變化直接對應了當年的生境質量。通過分析這類物種，科學家可以更準確地識別出環境壓力（如農藥使用、棲息地破壞）對生物多樣性的真實影響。而且，它們的生命周期高度固定，對季節變化的敏感度極高,如果一個單世代物種的出現時間發生大幅偏移，往往可以看作是生態系統失衡的早期預警信號。

思考題·舉一而反三

【思考題】這個研究構建了全球首個蝴蝶種群豐度指數，打破了長期以來生物多樣性監測過度依賴脊椎動物的“數據偏見”，為占據陸生生物絕大多數的昆蟲群體建立了科學的評估范式。雖然不完美，還是客觀地指出了全球監測網絡在熱帶地區和稀有物種覆蓋上的嚴重真空，迫使科學界重新審視現有的保護策略。對了，53位作者，小編認真數了數，里面似乎沒有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照例，舉一而反三，我們來思考幾個小問題（沒標準答案，僅供激發好奇、啟發思考）。

圖源：Conservation Letters

Q1: 長期以來，全球生物多樣性評估高度依賴以鳥類、哺乳類為核心的“地球生命指數”（LPI）。然而，昆蟲占陸生生物物種的70%，其生命周期、環境敏感度與脊椎動物截然不同。如果蝴蝶這一昆蟲界“旗艦類群”的監測覆蓋率僅為5%，且北美種群已出現63%的劇烈萎縮，那么，過去幾十年基于脊椎動物數據制定的全球保護策略，是否在系統性地忽視生態系統基石的崩塌呢？換句話講，你覺得，保護生物學的“脊椎動物偏好”是否正在誤導全球生態決策？

Q2：這個研究里面提到了，說目前的監測數據高度集中在了歐洲和北美等高收入地區，而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熱帶及中低收入國家仍處于“數據真空”。那么，當保護政策日益依賴大數據和標準化指標時，這種基于“志愿者文化”的監測模式是否會強化一種科研霸權——即只有被發達國家觀測到的物種才擁有“被保護的科學依據”，而那些處于監測盲區的生態危機則因缺乏數據而被迫“消聲”？你覺得，公民科學的“地理偏見”會不會加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不平等呢？

Q3：這個研究提到，他們在處理多世代物種時表現出“極大的謹慎”，因為氣溫升高可能導致昆蟲年發生代數增加。那么回過頭看的話，在監測數據中看到的某些物種數量增長，究竟是種群健康的真實回升，還是它們在環境壓力下被迫加速生命周期的“末路狂歡”？面對氣候變暖，物種豐度的增長究竟是復蘇信號呢、還是生態陷阱？如果無法在監測方法中區分“個體總數增加”vs“世代更替加速”的本質區別，又會不會面臨著誤判全球變暖生態后果的風險呢？

Q4：這個研究里面講到了，說目前監測數據高度偏向于蛺蝶科、中等體型及受人為干擾生境的物種。不過，即便是監測網絡向熱帶擴張，如果依然依賴現有的路徑采樣（Transect）、或誘捕法，你覺得，有沒有可能只是在全球尺度上復制了一種“路邊效應”呢？這種基于可達性的采樣邏輯，是否會導致建立的“全球指標”本質上只是一個“次生生境演替指標”？如果那些對原始生境高度依賴、低擴散力、且難以被標準協議捕獲的隱秘物種（如林冠層特有種）正在靜默滅絕，那么一個由“廣適性物種”支撐的增長或穩定趨勢，有沒有可能，反而成了生態系統功能崩潰的某種“粉飾工具”呢？

Q5、這個研究團隊提到說，未來可能通過地理加權來來解決采樣不均。但，我們換個角度想想。從宏觀生態學角度看，歐洲和北美的蝴蝶種群動態受土地利用變化（如集約化農業）主導，而熱帶和深遠地區的種群則受極端氣候事件和生境破碎化支配。將這些驅動機制完全迥異、統計學特征（方差、自相關性）又完全不同的時間序列，強行用某種數學手段（如LPI模型）來歸一化為一個單一的“全球指數”，你覺得，這究竟是科學上的進步呢，還是為了迎合政策制定者（如#昆蒙框架）對“簡單數值”的近乎病態的需求而進行的統計學妥協？換句話講，指數構建中的這類“地理加權”的邏輯，會不會在科學中偽造出一種不存在的“全球一致性”？

聲明：1）本文僅代表資訊、以及作者本人的觀點；僅供讀者參考，不代表平臺觀點。2）本文已經開啟“快捷轉載”，歡迎微信公眾平臺轉發；3）本文在編譯過程中，對原研究的核心觀點、數據及結論進行了整合與翻譯。具體請以原英文論文為準。4)歡迎專家、讀者不吝指正、留言、賜稿！歡迎有理有據的不同意見，激發思考、百家爭鳴。

資訊源 | Riva F, Schmucki R, Cooke R, et al.(2026)

編譯 | 王芊佳

編輯 | 海潮君

排版 | 盧曉雨

時間 | 2026年4月1日

本文參考資料
https://conbio.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con4.70037
https://www.naturetoday.com/intl/en/nature-reports/message/?msg=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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