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皇帝一生英明神武，晚年卻有個大遺憾

唐大中十三年八月七日夜（公元859年9月），大明宮。

這個帝國的統治者，即后來被人稱為“小太宗”的唐宣宗李忱，此刻已經是病入膏肓。

圖|唐宣宗

李忱心里很清楚，他的人生已經走到了盡頭，但身為皇帝的他心里很清楚，自己還有最后一件事沒有辦完，就是他死后傳位的問題。

出奇的是，李忱并沒有召來宰執商量這件事，而是召來了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內廷傳宣詔命）王居方，反復的叮囑他們，要立當時在宮里夔王李滋當太子。

不過，當時在病中的李忱并沒有發現，他的這個決定里面有個大問題。

1

李忱生前并未立皇后，所以他沒有嫡出子女。

按照宗法制，序齒應該由年齡最長的鄆王李溫繼位。

可問題就是，李忱很不喜歡這個長子。

唐宣宗在位期間，共有十二個兒子。其中鄆王李溫最長，為元昭皇后晁氏所出。

應該指出的是，晁氏這個皇后，是兒子李溫繼位以后，才給母親追封的，也可見夔王李滋后來并未如愿登上皇位。

唐會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一日，唐武宗去世，37歲的光王李忱（原名李怡）在宦官、左神策軍中尉馬元贄的擁立下登基稱帝。

李忱沉默寡言，過去一直被人視為不聰明，直至掌權后才露出獠牙。

不過，李忱繼位以后，他沒有把生下長子的晁氏立為皇后，而僅僅只是封為美人。

不僅如此，李忱在繼位后并沒有第一時間立太子，而是下令封五王，長子李溫被封鄆王，二子李渼封雍王，三子李涇被封為雅王，四子李滋則成為夔王，五子李沂被封為慶王。

其余諸子都是大中二年以后才陸續封王，所以理論上，能成為太子的也就是上述五王。

盡管是五王同封，可在待遇上，李忱明顯是有區別的，因為他所有的兒子都是住在宮內的，只有長子李溫是獨自一人住在宮外的十六王宅的。

李忱如此明顯的偏心，也讓人比較疑惑。

如果說是因為愛屋及烏的關系，顯然并不對。

根據史料來看，李忱并沒有對晁氏有多少厭惡，相反還十分喜愛，晁氏不僅育有長子李溫，而且還育有兩個公主，這兩個公主后來也都頗受李忱寵愛。

唯一只是沒把晁氏封為皇后。

這里姑且猜測，李忱只是為了不讓長子李溫成為嫡長子，才故意這么做。

不少人也認為，李溫生母晁氏僅為光王府側妃，無顯著政治背景，導致李溫缺乏“嫡出”優勢，在重視門第與禮法的皇室繼承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

可事實上就是，李忱喜歡的第四子夔王李滋，其生母吳昭儀本身也無政治背景。

唯一的可能就是，李忱覺得這個兒子（李溫）暗弱，他之所以喜歡第四子夔王李滋，認為這個孩子很像自己，將來有能力把控朝局。

大概也是為了讓兒子順利繼位，李忱不僅將夔王李滋安置于大明宮內，并且還安排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為侍讀，以姚勖為師傅，為王授經。

從這個安排也不難看出，李忱就是要把李滋扶上太子之位。

可李忱這個舉動，明顯是過不了宗法制這一關。

按照宗法制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的傳統，李溫在繼位一事上有著先天的優勢，無論李忱如何努力，這是他無法改變的事實。

李忱也是考慮到這個原因，所以遲遲沒能下定決心立太子。

本來李忱還打算慢慢等待機會，可底下的大臣就已經先坐不住了。

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十月，戶部魏侍郎向皇帝進言：

“如今天下無事，惟有未立儲君，是臣下最為憂心的大事。”

這魏侍郎說到動情處，聲淚俱下，令在場所有朝臣也很動容，紛紛附和，可李忱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對。

圖|大中之治

大中十年（公元856年），宰相裴休覲見皇帝，李忱叫他暢所欲言天下大事，裴休也很直接：

“早立太子，便是天大的事兒。”

李忱聽了這話，心里很不高興，在一旁陰惻惻的說：

“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閑人，”

一聽這話，裴休嚇得跪倒在地，此后再也沒敢提立儲的事兒。

可李忱并沒有想到，他到此只剩下三年壽命了。

2

李忱是唐憲宗李純之子，之后又經過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至37歲才登基。

除開國皇帝外，李忱也算是歷史上繼位比較晚的皇帝了。

也因為繼位比較晚，所以他在位也可能比較短。

為什么這么說呢？

李忱早年日子過得并不好，特別是侄兒輩兒的敬宗、文宗，武宗繼位以后，也把他看成威脅，李忱少年時不愛講話，為人沉默寡言，因而常被人譏諷為不聰明，文宗、武宗時期常在宴飲集會之時強逼他說話。

在如此危險的境地下，李忱也只能是裝出一副不聰明的摸樣，來勉強保全性命。

野史上，多有記載武宗為了保皇位，迫害李忱的記錄，比如武宗指示指使宦官將李忱綁架關了起來，幾天之后又找人將李忱捆綁起來扔進了宮里的茅廁。有個叫仇公武的宦官有心搭救，便假意借口已殺死李忱，而將其送出皇室。三年后，武宗死，宦官才將李忱請出來當皇帝。

也因為受迫害日漸，李忱還曾逃到江南，出家為僧。

后世史家認為，武宗因為皇位迫害李忱沒有根據，可從這些野史也不難發現，李忱在登基之前，處境其實很艱難

過于艱難的生活環境，使得李忱繼位壓抑，以至于李忱后來繼位以后，頗有些報復性享樂的意味，過分的親近女色，并且不加以節制。

客觀上造成了李忱身體狀況每況愈下。

根據《太平廣記》記載，唐宣宗聽說羅浮山的軒轅先生特別長壽，于是特意派人把他請進宮，詢問長壽之道，軒轅先生告訴他：

“廢止歌舞和女色，去掉食物的滋味，對待哀和樂沒有分別，施舍恩惠不偏不倚，自然和天地會合恩德，日月齊明，到達堯、舜、禹、湯的治道。而長生不老的道術，又算得上什么難呢?”

盡管故事記載軒轅先生為唐宣宗批讖的說法不可信（即指唐宣宗在位十四年），可軒轅先生勸說宣宗的話卻很耐人尋味。

李忱意識到自己身體情況不妙，所以后來就有了服食丹藥的習慣，希望能延長壽數。可這個習慣又加劇了他身體的每況愈下。

唐大中十三年五月（859年），李忱因為食用太醫李元伯所獻的仙丹中毒，身體狀況非常糟糕，一連一個多月都不能上朝。

纏綿病榻三個月，李忱就迎來了自己的大限。

在他去世的這天晚上，李忱連夜召集了心腹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主管內廷傳宣詔命）王居方，要立當時在宮里夔王李滋當太子。

我們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

為了防止宰相專權，隋唐時期的三省六部制逐漸完善，形成了“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奉而行之”的分工原則，客觀上加強了皇權統治。

即便是如此，當時宰相的權力依然很大，皇帝也感覺勢單力孤，因而拉宦官入場，作為皇權與相權爭斗的籌碼，這也導致了中唐以后，宦官逐漸掌權的形勢，甚至于宦官可以直接掌握兵權，廢立皇帝。

與高力士、李輔國等權勢宦官憑借與皇帝關系親近而掌握實權不同，樞密使是從制度上確立宦官干政。他們夾在皇帝與宰相、文武大臣之間，專門負責上情下達。

當然因為宦官掌握兵權的關系，所以出現假傳圣旨等一類的事情屢見不鮮。唐代宦官之所以能廢立皇帝，也是基于此。

李忱在位期間，已經極大了壓制了宦官專權，所以在位的樞密使都是他自己的人，便于他牢牢的掌握權柄。

不過，在傳位的這個要命的檔口，李忱也不知道是疏忽了，還是忘了，只是傳召了親信的宦官，卻忘了召集掌握兵權的親信將領（李忱忘了他自己就是掌握軍權的宦官扶持上位的）。

由于李忱在位期間并沒有立太子，當時能左右宮禁的左右神策軍（禁軍）因為支持誰為太子，其實已經列成了兩派，一派是以尊奉嫡長子制度的，主張立李溫偉太子的左神策軍中尉王宗實，另外一派就是追隨李忱的右神策軍中尉王茂玄。

就在這個決定帝國繼承人的晚上，李忱只叫來了樞密使和宣徽南院的親信嫡系，卻忘了叫神策軍中王茂玄。等于說埋下了一個極大的漏洞。（也有說法認為是王歸長幾人故意不叫以免消息泄露）

李忱當晚病逝后，王歸長、馬公儒等人也許是基于私心，想把擁立之功攔在懷里，竟然也未通知與他們交好的王茂玄，而是假傳圣旨，貶左神策軍中尉王宗實出任淮南監軍。

王宗實于第二日凌晨時分接到了皇帝的圣旨，最初也沒有辨別真假，而是欣然領命。

就在這個關鍵時候，左神策軍副使亓元察覺出了不對勁，他建議王宗實：

“圣上病重，已經逾月，中尉平日里只能隔門請示起居，何不見圣上一面，以辨真偽，然后再走也不遲。”

王宗實恍然大悟，于是穿戴整齊重新入宮。

當時，因為李忱已經病逝，皇城多處宮門已經臨時增派了警衛，任何人都不能隨意出入，然而王宗實、亓元憑借身份，硬是叫開了宮門，等到他靠近大明宮門口時，聽到了里面隱隱約約傳來哭聲，這才知道皇帝已經病逝。

王宗實怒不可遏，當即闖入宮禁，嚴厲指責王歸長等人假傳圣旨。

王歸長幾人也都驚呆了，為了保命紛紛跪倒在地，請求寬宥，王宗實也不與他們廢話，立即派出宣徽北院使齊元簡去迎接當時還住在宮外十六王宅的李溫。

沒過一會兒的功夫，李溫抵達御榻前，看著已經去世的父皇，他大哭了一場，隨后王宗實命人擬了遺詔，立李溫偉皇太子，權知軍國政事。

次日，唐宣宗大斂，李溫于柩前繼位。

不久之后，李溫下了一道圣旨，以偽造圣旨為名，捉拿王歸長三人，當日就將三人處斬。

次年，李溫安葬了宣宗后正式繼位，并改名為李漼，同年十一月，因唐宣宗所作的一首曲子中有“海岳晏咸通”的句子，李漼改元為咸通。

夔王李滋于咸通四年（863年）去世，年僅20歲，死時無后。

從此開始，大唐進入了嶄新的紀元。

3

當然，站在歷史的角度上，李漼繼位對于大唐而言并不是一個好事，盡管他繼位以后，頗有開創父祖事業的精神。可事實上沒過多久，李漼便暴露了本來面目，他喜好飲宴、游樂，對國家大事不屑一顧，也是因為他的無能，導致了大唐逐漸走向下坡路。

也因為過于貪圖享樂，原本正值盛年的李漼身體狀況也每況愈下。

唐咸通十四年（873年）七月，李漼病入膏肓，同月十九日，病逝于咸寧殿，謚號睿文昭圣恭惠孝皇帝，廟號懿宗。

《新唐書》在談及李漼以及其子李儇（唐懿宗、唐僖宗），說他們父子倆是“以昏庸相繼”。

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李忱當年不立這個兒子為太子，確實是有先見之明。

不過也很遺憾的是，因為李忱在立儲一事上反復猶豫，導致了朝廷內外因為立儲爭執，使得本來已經被遏制的宦官勢力又重新抬頭。為大唐王朝的覆滅埋下了伏筆。

而敲響大唐王朝的喪鐘聲，似乎已經提前到來。

也就是在李漼繼位兩個月后（唐大中十三年十一月），浙東便爆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史稱裘甫起義。

裘甫起義相比于后來的王仙芝、黃巢起義的規模就要小太多，卻是引發一系列禍端的開始。

不過這里有必要解釋一下，為什么是浙東爆發了農民起義？

事實上，自從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割據就已經成為唐王朝尾大不掉的問題，地方藩鎮可以自主任命官員，截留賦稅、征召兵員。

當時，浙東是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還聽從朝廷詔令，上繳賦稅的地區，而且也因為浙東地區十分附屬，繁重的賦稅帶給當地百姓的負擔也很沉重。

浙東的百姓受不了了，索性公然造反（不造反活不下去了）。

按照馬克思哲學注意的唯物史觀，在存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不同階級之間的斗爭是推動社會變革的直接力量。

在封建王朝時代，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之間因為土地問題天然對立，這也是為什么即便是古代在開明盛世，也伴隨農民起義的一個重要原因。

特別是到了一個王朝的末期，土地兼并越來越重，當農民被剝削到了極點，無法生存的情況下，必然也要為了生存反抗。

農民起義就成為封建王朝推動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開端。

不過，對于李漼而言，以他所處的時代，自然難以看清這一形勢（他本人況且也并不具備遠見卓識），浙東的農民起義以后，首先挑戰的就是他的權威，他自然是不能夠容忍。

圖|裘甫起義

唐咸通元年（860年）二月，李漼召集朝臣商討對策，下令罷免了鎮壓農民起義不利的浙東觀察使鄭抵德，并令百官重新推選一個人指揮平叛。

出奇的是，宰相夏侯孜并沒有推薦武將，反而是推薦了一個文官平叛——時任安南都護的王式。

夏侯孜這個推薦在當時來看，并不算是錯，王式能力確實不錯，后來他也確實平定了叛亂，可從來發展來看，卻又釀成了另外一個頗為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