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特曼、馬斯克到阿莫戴伊：私人恩怨如何決定AI未來

一間舊金山群租屋，埋下了今天AI 世界最深的裂痕

很多人談人工智能，習慣用一種近乎自然史的語氣。

仿佛 AI 的發展像潮汐、天氣或者地殼運動。算力到了，數據到了，模型自然變強；模型變強了，產品自然擴散；產品擴散了，社會自然被改寫。整個過程看起來像一條冷冰冰的技術曲線，持續向前推進，誰也擋不住。

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道理。技術、資本、國家、監管，都是決定 AI 走向的重要力量。

但現實世界從來沒有這么干凈。

歷史上那些真正改變世界的技術，走到關鍵節點時，往往都會冒出另一股更混雜、也更古老的力量：人的情緒、人的舊傷、人的權力欲、人的自尊心，以及人與人之間多年積累下來的不信任。

很多時候，實驗室里的分歧只是開端，真正改變方向的，是后來不斷疊加的人際沖突、組織斗爭和道德控訴。

華爾街日報剛剛發表了一篇長篇報道，《塑造AI未來的十年宿怨》，講的正是這件事。文章寫了 OpenAI 和 Anthropic 之間延續多年的裂痕，表面上是兩家 AI 巨頭的競爭，往深處看，卻是在講今天影響人工智能未來的一條暗線：推動這項技術走向的，不只是模型、產品、算力和融資，還有一群核心人物之間長達十年的私人恩怨。

那些曾經發生在辦公室、會議室、群租屋里的爭執，后來一點點沉淀成公司路線，沉淀成行業分裂，也沉淀成整個社會將如何遭遇AI。

很多人熟悉的，是山姆·奧特曼和埃隆·馬斯克之間的公開沖突。畢竟 OpenAI 在 2015 年成立時，馬斯克、奧特曼和Greg Brockman格雷格·布羅克曼都在最初的核心發起人名單里。

華爾街日報這篇報道，則補上了另一條更深的故事線：今天OpenAI和Anthropic的裂痕，既關乎奧特曼和馬斯克，也關乎Dario Amodei達里奧·阿莫戴伊、Daniela Amodei丹妮埃拉·阿莫戴伊，以及布羅克曼這批人之間，從OpenAI時代就埋下的積怨。

報道把這段恩怨的起點，追溯到 2016 年舊金山 Delano Avenue 的一間群租屋。達里奧和妹妹丹妮埃拉住在那里，布羅克曼也常出入其間。那時他們討論的，表面上只是一個很抽象的問題：如果 AI 真會像他們預感的那樣深刻地改變世界，那么研究者究竟應該先告訴公眾，還是先告訴政府。

布羅克曼的直覺更接近典型硅谷創業者，技術既然會改寫社會，就該盡早面向大眾敘事，盡早建立影響力。達里奧那邊的直覺則更謹慎，他擔心某些關于前沿 AI 的判斷過于敏感，更應該先進入國家治理體系。

今天回頭看，這幾乎像一場預演。后來 OpenAI 越來越像一家迅速部署能力、擴張生態和爭奪現實基礎設施地位的公司，Anthropic 則越來越像一家強調邊界、強調約束、強調治理順序的公司。

問題在于，理念分歧本身，通常還不足以讓一個組織徹底分裂。真正把分歧燒成裂痕的，往往是一連串更具體、更難堪、更私人化的摩擦。

華爾街日報梳理了很多這樣的細節：早期裁員造成的創傷，對誰掌握權力的猜疑，對誰該獲得功勞的憤怒，對誰有資格代表公司發言的不滿，還有圍繞 GPT 項目控制權的長期沖突。一路積累下來，到最后，所謂的路線之爭里，已經混進了太多關于自尊、信用、控制權和背叛感的東西。

這也是這篇報道最值得深思的地方。我們平時談技術公司，總喜歡用很抽象的語言，仿佛“安全路線”、“商業化路線”、“公共利益路線”這些東西都是先在紙面上設計出來，再被公司忠實執行。

現實遠沒有這么整齊。

很多時候，公司路線就是創始人性格的外化，是組織內部舊傷長期沉淀出來的制度形狀。到了后來，外界看到的是兩種公司，內部真正運轉的，往往是兩種人格。

兩個人沒有握手，而是碰了下胳膊

OpenAI 與 Anthropic，像兩種公司，也像兩種人格

如果只看公司名，很容易把今天的沖突理解成 OpenAI 和 Anthropic 之間的競爭。如果把人重新放回去，畫面會清楚很多。

達里奧·阿莫戴伊，如今是Anthropic 的聯合創始人兼 CEO。他原本學的是生物物理，后來去了Google Brain，再到OpenAI，參與了 GPT-2、GPT-3 相關工作，之后和妹妹丹妮埃拉以及一批前 OpenAI 核心成員一起離開，創辦了 Anthropic。Anthropic 官方對他的長期定位，一直和先進 AI 的安全性、可控性與長期影響密切相關。

很多中文讀者對奧特曼和馬斯克很熟，對達里奧相對陌生。達里奧并不是那種天然適合站在聚光燈中央的人。他更像另一類硅谷核心人物：研究密度極高，對系統后果異常敏感，對組織失控也高度警覺。

這類人往往非常強，也往往很難合作。因為他們對含糊、權力交易和風險外溢的容忍度都很低。一旦公司進入高速擴張階段，這種人格和另一種更強調速度、執行和現實推進的人格碰撞起來，沖突幾乎很難避免。

布羅克曼Greg Brockman則更接近另一極。他早年是 Stripe 最早期員工之一，后來成為 CTO，2015 年離開 Stripe 共同創辦 OpenAI。

OpenAI 官方后來專門把他的角色定義為總裁，強調他在旗艦系統訓練和公司戰略推進上的核心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奧特曼更像前臺的協調者、募資者和政治操盤手，布羅克曼更像后臺的總工程師和推進器。

把這幾個人放在一起看，就能明白今天的 AI 沖突里，為什么總有一種很強的人格色彩。OpenAI 更相信一件事：能力到了，就應該盡快部署，盡快進入市場、進入政府、進入基礎設施，先占據現實，再在現實中修正問題。

Anthropic 更相信另一件事：能力越強，越要先畫邊界，先談約束，否則一旦全面進入現實，很多底線都很難再拉回來。表面上看，這是兩套理念。再往里看，它也是兩種不同性格、不同判斷方式、不同權力觀之間的持續碰撞。

greg brockman

今天的AI 沖突，究竟是理念之爭，還是權力與道德敘事之爭

如果只把這場沖突理解成“安全派”和“商業派”的爭執，理解還不夠深。

因為走到今天，所謂理念之爭，已經和權力之爭、信用之爭、道德敘事之爭纏在了一起，很難拆開。

華爾街日報提到，達里奧近來對 OpenAI 的批評越來越尖銳。他一方面把 Anthropic 的品牌塑造成更健康、更克制、更安全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把 OpenAI 及其同類公司描繪成明知產品有巨大風險仍然大規模推進的組織。這里面當然有理念表達，也有道德占位，更有現實競爭。

這就讓今天的 AI 世界出現了一個很微妙的局面。大家嘴上談的是安全、治理、公共利益，底層博弈的卻還有另外幾層。

誰有資格定義“安全”。誰能把自己的邊界觀寫進行業標準。誰能讓政府相信自己是更可靠的合作對象。誰能在公眾面前占據道德高地，把對手放到一個更難堪的位置上。技術路線到了這個階段，已經不只是做產品，更是在爭奪未來解釋權。

這種事情在技術史上并不陌生。

十九世紀末，托馬斯·愛迪生和尼古拉·特斯拉圍繞電力系統路線爆發沖突，表面上看是在爭直流電和交流電誰更好，背后卻同時是資本聯盟、公共敘事和社會心理的戰爭。

愛迪生早早押注直流電，把自己的商業布局壓在這條路線上。特斯拉后來站到了交流電一邊，喬治·威斯汀豪斯則看中了交流電長距離輸電的優勢，買下特斯拉的專利。接下來發生的，就不只是實驗室比較了，而是一場圍繞“哪一種電更代表現代生活”的大戰。

愛迪生不斷強調交流電的危險，試圖把它和死亡聯系在一起。威斯汀豪斯一方則用現實場景回應。1893 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交流電系統點亮了成千上萬盞燈，讓整個城市像忽然跨進了一個新時代。隨后，尼亞加拉瀑布水電項目又進一步證明，交流電更適合支撐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規模供電。

到這個時候，贏下來的已經不只是一種技術方案，更是對未來生活方式的定義權。

今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沖突，和當年那場戰爭當然不完全一樣，但有一個內核非常接近：真正決定社會將如何接受一項新技術的，從來不只取決于實驗室里的優劣，還取決于誰更會塑造敘事，誰更會定義風險，誰更能讓公眾相信自己代表了更可接受的未來。

當AI 進入國家機器，私人恩怨就不再只是私人問題

這件事真正開始變得嚴重，是因為 AI 已經進入國家問題了。

如果人工智能還只是聊天機器人、寫作工具、辦公插件，那么創始人之間的沖突，大體還可以被當作科技圈八卦來消費。可今天的 AI 早就越過了這個階段。

它正在進入國防、情報、輿論分析、關鍵基礎設施和政府系統。走到這里，誰和國家合作，誰被國家排斥，誰愿意為國家機器調整邊界，誰又堅持某些底線不讓步，這些都不再只是企業選擇，而會慢慢變成公共問題。

華爾街日報這篇報道的現實背景，就是OpenAI和Anthropic在國防與國家安全問題上的分裂公開化。報道提到，雙方最近圍繞五角大樓如何使用 AI 發生了公開沖突。

OpenAI 宣布拿下美國國防部涉密工作合同，Anthropic 則因被阻止與五角大樓做生意，把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原本埋在組織內部多年的私人裂痕，到了這一刻，開始直接投射到國家層面。

這一步一旦跨過去，事情的性質就變了。因為國家不會只選擇技術，也會選擇人格，選擇治理風格，選擇自己更愿意與哪一種組織相處。

對于OpenAI 來說，更深度地嵌入國家能力體系，會進一步放大它的基礎設施地位。對于 Anthropic 來說，堅持某些限制，同樣是在把自己的價值觀寫進現實。表面上看，兩邊都在說原則。可一旦原則進入軍工、情報和政策合作，它就同時變成了力量分配。

從技術史來看，這種時刻很少平靜。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威廉·肖克利 回到加州創辦了 Shockley Semiconductor，本來想圍繞自己聚攏一批最頂尖的年輕科學家，打造下一代電子工業的核心基地。問題在于，他雖然是天才發明家，在管理上卻越來越專斷、多疑，方向也反復搖擺。

最后，實驗室里八名最重要的年輕骨干集體出走，后來被叫作“八叛徒”。他們另起爐灶，成立了仙童半導體。接下來發生的事，幾乎改寫了整個現代科技產業的地理和組織結構。

仙童后來成了硅谷真正意義上的母體公司，衍生出大批新公司，英特爾也和這條譜系直接相關。一個實驗室里的人際沖突，最后改寫的卻是一整個產業版圖。

這個故事之所以值得今天再講，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很冷酷的提醒。

真正改變技術未來的，有時并不是某項技術本身的突破速度，而是關鍵人物之間能不能繼續共事。一旦他們不能，分裂出來的新組織就會把另一套理念、另一套權力結構、另一套道德敘事帶進現實，最后連整個行業的默認路徑都跟著改變。

今天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關系，已經有了一點這樣的味道。

決定人類和ai走向的，可能只是少數人的性格

寫到這里，問題就開始變得更深了。

很多人談人工智能時，會默認一個前提：技術系統大體是中性的，關鍵只在于社會如何使用它。這個說法有一部分是對的，但不夠。因為真正推動技術進入現實的人，從來都不是中性的。

他們有各自的氣質、創傷、執念、野心、恐懼和道德直覺。技術一旦強到足以塑造經濟秩序、戰爭形態和社會治理，這些人格因素就會被系統放大。

劉易斯·芒福德就是少數長期盯著這個問題的人。他是二十世紀很重要的技術思想家、城市評論家和歷史學者，寫過《技術與文明》和后來的《機器的神話》兩卷本。

在他看來，技術從來都不是孤立運轉的工具，它總是和組織形式、權力結構、人的想象方式一起運轉。尤其當一個社會越來越崇拜規模、效率、控制和速度時，技術體系就會慢慢長出一種壓迫性的邏輯，人也會越來越像服務于機器體系的部件。

把芒福德的觀點放到今天來看，會很貼切。AI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并不只是模型越來越聰明，而是這個系統太容易吸附和放大人的意志。

有人想更快部署，它就會成為速度機器。有人更在意安全，它就會成為邊界機器。有人希望與國家深度綁定，它就會成為國家能力的一部分。有人把自己理解為“人類長期利益”的守門人，它又會披上一層更強烈的道德語言。

所以，今天更深的一層問題，并不在于 AI 越來越像人。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正在把自己最偏執、最頑固、最難以和解的一面，寫進 AI 的未來。

這也是為什么華爾街日報這篇報道值得一聊。它沒有把這場沖突寫成一個簡單的理念分歧故事，也沒有把它寫成一個純粹的公司宮斗故事。它讓人看到，這兩種東西在今天的AI世界里已經纏在一起。

私人舊傷會變成組織路線，組織路線會變成品牌敘事，品牌敘事會變成公共道德語言，公共道德語言再進一步，就會進入國家合作和行業治理。到那時，一間舊金山群租屋里的爭論，就會以一種誰也想不到的方式，回到每個人的現實生活里。

我們面對的從來不只是機器，還有通過機器擴張意志的人

如果要給今天這場 AI 紛爭下一個更準確的定義，它可能既不是單純的技術路線之爭，也不是單純的公司權力斗爭。它是一場混合體。里面有理念，有利益，有組織政治，有私人宿怨，有道德占位，也有對未來解釋權的爭奪。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今天的 AI 行業看上去越來越像一部技術史，也越來越像一部人性史。模型固然重要，算力固然重要，國家關系也固然重要。可到最后，真正把這些東西捏成一個方向的，仍然是人，而且往往是極少數的人。是少數人的性格，少數人的舊傷，少數人的道德直覺，少數人的野心和恐懼。

我們總以為自己活在一個“技術決定未來”的時代。可很多時候，更接近現實的說法是：技術會決定未來，前提是先有人決定，技術要把未來帶向哪里。

技術史反復告訴我們，人類文明并不是沿著純粹理性的軌道前進的。很多改變未來的大技術，最后都帶著它們創造者的性格痕跡。電力如此，半導體如此，今天的 AI 也如此。

AI 當然是機器。

但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它首先仍然是一面鏡子。照出來的，還是人。【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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