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漲底氣，南沙群島是中國固有領土，這鐵證沒人能推翻

最近，筆者打開手機刷到南海相關新聞，總能看到一些別有用心的言論，試圖歪曲南沙群島的歸屬問題，特別是有些南沙島礁被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侵占數十年的情況下，他們懷疑是否還歸中國所有。

筆者始終堅信，領土主權不容置疑，是我們的誰也拿不走。

而最有力的底氣，是穿越百年、鐵證如山的歷史與史料。

最近，筆者在查閱史料中發現，1879年英國海軍部的航行指南、1933年法國雜志的記載，它們均以第三方的視角，無可辯駁地證明了，南沙群島自始至終都是中國的領土，是中國漁民世代耕耘的“祖宗海”。

很多人或許會疑惑，為什么第三方的記載更有說服力？

因為在沒有主權爭議的年代，這些文字只是客觀記錄所見所聞，沒有利益糾葛，沒有立場偏向，卻恰恰留下了最真實的歷史印記。

今天，我們就循著這些百年史料的足跡，撥開迷霧，看看南沙群島的主權歸屬，從來都沒有任何模糊地帶，從來都屬于中國所有。

一、我們先從1879年英國皇家海軍出版的《中國海航行指南》說起。

作為當時全球最權威的航海參考資料之一，這部指南的記載具有極高的可信度，畢竟英國海軍當年在全球海域航行，其記錄的核心目的是為了航海安全，而非介入領土爭端。

這部指南第二卷第67頁明確寫道：“中業島、North Danger Reef水域有兩個沙洲，兩個沙洲附近經常遇到來自海南島的中國漁民（Chinese fishermen from Hainan）在那里采集海參、龜殼等水產。他們從東北部一個沙洲中心的水井取水。”

這段文字看似簡單，卻藏著三個無法反駁的關鍵信息。

第一，明確指出活動在中業島附近的是“來自海南島的中國漁民”，直接將漁民的國籍、籍貫與南沙群島的活動綁定，說明當時在這片海域生產生活的，只有中國人。

第二，記載了漁民的具體活動，包括采集海參、龜殼，還提到了“水井”，這絕非臨時停靠的過客，而是長期在此活動的痕跡，畢竟只有在島礁上長期居住、生產和生活，才會知曉水井的位置，才會形成固定的作業模式。

第三，作為英國海軍的官方記載，全程沒有提及任何其他國家的漁民或居民，足以證明當時南沙群島的活動主體，只有中國漁民。

更詳細的記載在這部指南的第383、384頁。

其中提到，中國漁民曾常年居住在南沙島礁之上，他們“在中國海的東南部，在數量眾多的沙堤與暗礁之間撈捕海參，并將海龜與魚翅曬干”。

更具體的航行與作業模式被清晰記錄：“他們的航程在3月開始，首先抵達北邊的淺灘，放下一兩位船員，以及數罐淡水，然后繼續航程，前往婆羅洲（Borneo）附近較大的暗礁繼續撈捕，直至6月初返航，順路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及其捕獲的海產。在中國海，我們在島礁之間遇到不少這些漁船。”

這段記載有多震撼？我們可以拆解來看。

第一，時間上，3月出發、6月返航，形成了固定的季節性作業周期，這說明中國漁民在南沙的活動并非偶然，而是持續了上百年的傳統。

第二，作業方式上，“放下船員駐守”“順路接回伙伴與海產”，這種分工明確的模式，證明中國漁民在南沙的活動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體系，甚至可以說是“常態化定居式作業”。

第三，范圍上，從北邊淺灘到婆羅洲附近暗礁，覆蓋了整個南沙群島海域，說明中國漁民對這片海域的熟悉程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指南還引述1817年丹尼·羅斯船長的評價，稱中國海南漁船“使用硬木、重木建造，航速很快”，不少漁船每年遠航長達兩個月，航行距離達700至800英里，目的地正是南沙群島。

這足以證明，當時中國漁民的航海技術，已經能夠支撐他們長期在南沙海域活動，而這種持續的、大規模的生產活動，本身就是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的重要體現。

按照國際法“通過發現和先占取得領土主權”的原則，中國漁民最早發現、開發南沙，早已確立了中國對這片海域的歷史性權利。

二、1933年法國出版的《彩繪殖民地世界》雜志，是近距離的“中國南沙主權現場實錄”。

如果說1879年的英國指南是“遠方觀察者”的記錄，那么1933年法國出版的《彩繪殖民地世界》雜志，就是更近距離的“南沙主權現場實錄”。

這本雜志于1933年9月在法國出版，記載的內容直指南沙群島的居住情況，其客觀性同樣不容置疑。畢竟當時法國并非南沙主權的聲索國，只是作為殖民時期的旁觀者，記錄下了島嶼的真實狀況。

雜志明確記載：“南沙群島9島之中，唯有華人（海南人）居住，華人之外并無他國人。”

這句話直接否定了任何其他國家對南沙群島的“先占”可能，清晰地表明，當時南沙群島的唯一居民，就是來自中國海南的華人。

雜志上有更具體的人口數據，讓這份記載更具說服力。

雜志記載西南島（南子島）有中國居民7人，其中孩童2人；帝都島（中業島）有中國居民5人；斯帕拉島（南威島）有中國居民4人，較1930年增加1人。

孩童的存在，是最有力的證據之一。

試想，如果只是臨時停靠的漁民，不可能有孩童在島上居住，只有長期定居、世代繁衍，才會有孩童在島上出生、成長。

這說明，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的居住，已經從“季節性作業”發展為“常態化定居”，他們在島上建立了穩定的生活秩序，甚至形成了小型的聚居點。

而人口數量的增加（如南威島從3人增加到4人），則證明這種定居生活是可持續的，南沙群島早已成為中國漁民的“第二家園”。

雜志還記載了各島嶼的具體情況，羅灣島（南鑰島）上，有華人留下的神廟、茅屋、水井；伊都阿巴島（太平島）雖不見人跡，卻發現了中國字碑，大意是“運糧至此，覓不見人，因留藏于石頭之下”；其他各島，也到處可見漁人居住的蹤跡。

這些細節，還原了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的生活場景，有神廟用于祭祀，有茅屋用于居住，有水井用于取水，有字碑用于記錄，這一切都不是臨時過客能留下的痕跡，而是長期居住、開發的鐵證。

更重要的是，雜志還提到，太平島、中業島、南威島等島嶼植被茂盛，有水井可飲用，種有椰子樹、香蕉樹、木瓜樹、菠蘿、青菜、土豆等作物，還蓄養有家禽，適合人類居住。

這說明，中國漁民不僅在南沙群島居住、捕魚，還主動進行墾荒種植、蓄養家禽，將這片荒島變成了能夠自給自足的家園。這種對島嶼的開發與建設，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領土主權的行使，從來都離不開人類的開發與管轄，而中國漁民正是南沙群島最早的開發者、管理者。

三、或許有人會說，這些都是百年前的記載，現在還有意義嗎？

答案是：當然有，而且意義重大。

因為領土主權的歸屬，從來都不是“誰先占就是誰的”，而是基于歷史事實的傳承與確立。

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中國人民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通過持續的發現、開發、管轄，逐步確立的，這一點，不僅有中國自身的史料記載，更有第三方國家的客觀佐證。

除了這兩份核心史料，還有更多考古與歷史證據，進一步印證了這一事實。

根據中國南海網的報道，1992年至1995年，中國考古學家在南沙群島進行了系統的考古調查，發現了大量秦漢至明清的文物，包括秦漢時期的印紋硬陶甕殘片、漢代“五銖”錢、唐代“開元通寶”、宋代龍泉窯瓷器殘片、明代青花碗以及清代的銅錢和鐵錨等。

這些文物跨越千年，證明中國人民在南沙群島的活動，早在秦漢時期就已經開始，從未中斷。

臺灣“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在1995年對太平島的調查中，還發現了7處陶瓷片遺物點和2處墓葬，采集到的瓷器可辨器形有盤、碗、杯、香爐等，進一步證明了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長期居住的歷史事實。

而明清時期流傳下來的《更路簿》，作為中國漁民的航海指南，更是詳細記載了南沙群島70余處島礁的命名，這些命名有的源于海南方言，有的源于島礁形狀或特產，后來很多被西方航海家引用，成為南沙群島歸屬中國的又一佐證。

四、從法理層面來說，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

二戰結束后，中國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的規定，收復了被日本非法侵占的南沙群島，于1946年組織力量南下接收，重立碑石、測繪島圖，正式恢復對南沙群島行使主權，這一行為是戰后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受到國際法的保護。

百年前，英國海軍的指南、法國雜志的記載，客觀記錄了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的生產生活；百年后，南海考古發現、法理依據，進一步鞏固了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

這些鐵證，跨越時空，共同表明一個事實，南沙群島，自古以來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是中國漁民世代耕耘的“祖宗海”。

如今，南海的波濤依舊洶涌，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守護，從未停歇。

這百年史料的鐵證，成為我們守護南沙、守護祖國海疆的底氣。

讓更多人了解這些鐵證如山的史料，更要讓世界知道中國的領土，一點都不能少。

南沙群島，永遠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夏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