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間介紹人的刑事責任

居間介紹人的刑事責任

居間是常見的社會活動，比如房產交易中介機構提供居間信息服務，收取居間服務費。以此為業的居間服務十分常見，受法律保護。

在刑事案件中，同樣存在一類特殊群體——居間人。其在犯罪活動中究竟應當按照共犯論處，還是獨立構成犯罪，抑或不構成犯罪，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居間人在犯罪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決定其構成何種犯罪，或者不構成犯罪的基礎。地位作用的認定從主客觀兩個方面審查。如果居間人自始參與聯絡共謀，實施犯罪活動的，就屬于共同犯罪。如果只是介紹，就區分兩種情況，第一種構成獨立罪名的犯罪，比如介紹賄賂罪，介紹賣淫罪，介紹虛開情形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等等。第二種不構成犯罪，比如只是一般的介紹認識，被介紹各方是否實施了犯罪活動，其不知情，不參與，也未從中獲利或者提供其他幫助等。這是證據審查問題，而且極易觸發共同犯罪。

居間人的身影一般出現在交易環節的中間，屬于上下家關系的紐帶，異常重要。因此，刑法設置了專門罪名打擊此種居間犯罪行為。沒有單獨設立罪名的，并不意味著不處罰，共同犯罪就是典型的處罰。

因為居間人所處位置的特殊性，即便在設置了專門罪名的情況下，也同樣存在共同犯罪問題。比如介紹賄賂罪與受賄罪以及斡旋受賄情形下的受賄罪具有天然的模糊性，究竟以何罪論處，核心在于證據審查，事實認定。又比如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居間人究竟靠近開票方還是受票方，同樣決定罪與非罪，以及量刑輕重的關鍵。

如何確定居間人的罪名核心看事實，看證據審查。只有事實審查清楚后，才能確定是否構成犯罪，準確適用罪名。

我們從《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武漢會議紀要》）中看看對居間人的行為定性邏輯。

《武漢會議紀要》在“共同犯罪認定問題”中規定：“居間介紹者在毒品交易中處于中間人地位，發揮介紹聯絡作用，通常與交易一方構成共同犯罪，但不以牟利為要件；居中倒賣者屬于毒品交易主體，與前后環節的交易對象是上下家關系，直接參與毒品交易并從中獲利。居間介紹者受販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購毒者的，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明知購毒者以販賣為目的購買毒品，受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的，與購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受以吸食為目的的購毒者委托，為其介紹聯絡販毒者，毒品數量達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最低數量標準的，一般與購毒者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同時與販毒者、購毒者共謀，聯絡促成雙方交易的，通常認定與販毒者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同犯罪。居間介紹者實施為毒品交易主體提供交易信息、介紹交易對象等幫助行為，對促成交易起次要、輔助作用的，應當認定為從犯；對于以居間介紹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間介紹者的地位，對交易的發起和達成起重要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認定為主犯。”

居間者有兩種，分別是居間介紹人和居間倒賣者。居間介紹人需要結合證據證明的事實確定與哪一方構成共同犯罪，與販賣者共謀或者明知販賣而介紹就構成販賣毒品罪的共犯。如果與吸食者共謀或者明知吸食而介紹的，則可能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同時又根據其發揮的作用確定是否屬于從犯。

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同樣存在居間介紹者，如果其與開票方站在一起，涉嫌虛開或者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如果靠近受票方，可能就是逃稅罪的共犯，此時就可能實現“首次不刑”的結果。

如何認定站在哪一方或者靠近哪一方呢？證據。比如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案件中，如果居間人提供了銀行賬戶給開票方用于資金回流的，就是認定站在開票方一端的核心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