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因·穆勒森：基辛格的噩夢與歐洲泥潭

我的一生，似乎總是坐在談判桌的兩邊。

作為愛沙尼亞人，我曾擔任戈爾巴喬夫的法律顧問，在蘇聯體制內工作；后來在我的祖國恢復獨立時，我起草了愛沙尼亞的獨立宣言，并出任第一副外長。更富戲劇性的是，我又協助葉利欽起草了承認愛沙尼亞獨立的文件。

這種經歷讓我明白了一個樸素的道理：在國際政治的棋局上，沒有永恒的敵人，也沒有永恒的朋友。正因如此，當我看到今天歐洲彌漫的仇恨與割裂，看到人們似乎被義務裹挾著互相敵視時，我總感到一種深深的憂慮。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與共情，而不是更多的口號與詛咒。

不久前，格倫邀請我談論我那篇題為《從基辛格的噩夢到歐洲泥潭》的文章。這篇文章試圖剖析我們身處的這個動蕩時代，而今天，我想把這些思考分享給更多的讀者。

美國如何將歐洲拖入泥潭

讓我開門見山：烏克蘭戰爭的本質，是美國將歐洲——有些國家心甘情愿，有些則半推半就——拖入了一場違背其自身利益的沖突。

這個過程始于2014年基輔的獨立廣場，隨后是不斷的武裝與再武裝。美國歷屆政府推動著這一進程，而歐洲則像被附庸化的伙伴，跟著華盛頓的指揮棒起舞。到2022年2月，這場最初帶有外部勢力介入的內戰，演變成了俄羅斯與西方之間的直接對抗。

我勾勒了三種可能的結局，或者說三種情景的組合。但無論最終結局如何，一個基本事實已經清晰：歐洲被綁架了。

現在的中東局勢又為這場危機增添了新的變量。以色列與美國對伊朗的襲擊，以及伊朗的回應，不可避免地會波及烏克蘭戰場。這里有三個因素值得關注：

第一，油價和天然氣價格必然上漲。霍爾木茲海峽的緊張局勢和海灣國家能源設施的受損，意味著俄羅斯的能源收入將增加。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美國和以色列正在消耗大量的攔截系統。一枚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愛國者導彈，攔截的可能是僅值兩三萬美元的伊朗無人機。烏克蘭已經感到焦慮：美國用于出售給歐洲、再轉交給烏克蘭的軍事硬件正在減少。

第三，這次襲擊發生在美伊談判期間。雖然我不認為這會讓俄羅斯對與美國的談判更加抵觸——俄羅斯領導層早已不再天真——但無疑會加深不信任。

有趣的是，所有這些因素對俄羅斯既有負面影響，也有正面影響。但我想強調的是：在經歷了戈爾巴喬夫的天真和葉利欽的機會主義之后，普京和他的團隊早已吸取了教訓。他們不會對西方抱有任何幻想。

基辛格的噩夢：歐亞大陸的聯合

我深深認為，基辛格最深的恐懼，就是俄羅斯與中國這兩個歐亞大陸的巨人走到一起。1972年尼克松訪問北京，其戰略意圖之一就是在蘇聯身邊埋下一顆棋子，這是經典的地緣政治游戲。

而今天，這個噩夢不僅成為現實，還可能迎來第三個玩家——伊朗。

當以色列和美國的攻擊持續下去，伊朗必然會向中俄更加靠攏。一個俄羅斯、中國、伊朗背靠背、共同應對共同對手的局面正在形成。這對西方意味著什么，不言而喻。

我一再警醒和試圖揭示，美國一直在竭盡全力阻止俄羅斯與歐洲接近。從當年德國與蘇聯的能源交易開始，這種努力就從未停止。華盛頓的邏輯很清晰：讓歐洲分裂，不讓俄羅斯被接受為歐洲的一員，才能維持美國在歐洲的主導地位。

現在特朗普政府表現出的矛盾性很有意思。一方面，特朗普與俄羅斯接觸，談論經濟合作、北極開發；另一方面，他又鼓勵歐洲國家大幅增加軍費——針對誰？顯然是俄羅斯。

這種政策的矛盾之處在于：美國希望與俄羅斯保持某種正常關系，卻要求歐洲維持對俄敵意，這完全違背了歐洲的利益。

為什么歐洲無法轉身？

有人問我：既然美國要轉向亞洲，為什么歐洲還要堅持與俄羅斯對抗？為什么不讓歐洲走向多元化、自主化，而要甘愿被分裂？

這個問題，恐怕連很多歐洲人自己也答不上來。

我的看法是：歐洲領導人已經被他們自己的政策所玷污，難以轉身。

還記得澤連斯基嗎？他當初競選總統時的綱領是“和平”。但他不被允許實現和平。首先是烏克蘭國內極小但極活躍的極端民族主義勢力——如果澤連斯基走向和平，那些人可能不僅會終結他的政治生涯，還會終結他的生命。

其次，西方也不允許。2022年鮑里斯·約翰遜飛往基輔，傳達的信息是：如果你現在與俄羅斯達成協議，你將孤立無援。

西方，特別是歐洲，迫使烏克蘭戰斗到最后一個烏克蘭人。

現在，對于歐洲領導人來說，改變論調意味著政治自殺。他們在這條反俄道路上走得太遠，已經無法回頭。

但在表層之下，變化正在發生。《外交事務》雜志最近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烏克蘭正在輸掉戰爭，基輔應以土地換和平》。

愛沙尼亞總統卡里斯最近訪問哈薩克斯坦時沒有批評俄羅斯——這與他一年前的言論形成鮮明對比，當時他說要讓俄羅斯跪下?，F在他說，歐洲為了能坐到談判桌前，必須開始與俄羅斯對話。

馬克龍也在說類似的話。但我對他不抱希望——他總說得好聽，做的卻是另一回事。

被遺忘的俄羅斯理解

這里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西方失去了對俄羅斯的理解。

在蘇聯時期，美國有許多真正的俄羅斯專家?，F在呢？幾乎沒有了。那些自稱了解俄羅斯的人，很多其實是仇恨俄羅斯的人。仇恨不是理解，它只會導致危險的誤判。

普京在2011年的一次演講中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俄羅斯幾乎一直擁有獨立的外交政策。當然，并非始終如此——17世紀初波蘭人占領莫斯科時期，1917年革命時期，90年代初期，這些都不是俄羅斯的本色。

當強國試圖附庸化其他國家時，各國的反應不同。有些國家選擇"搭便車"，熱情地追隨領導者，取悅老板。但俄羅斯不是這樣的國家。俄羅斯人不會為了討好誰，就提前把自己的膝蓋彎好。

這就是區別。90年代試圖附庸化俄羅斯的企圖沒有成功。那些因為仇恨而無法理解俄羅斯的人，今天在各種平臺上占據顯眼位置，這本身就是一種悲劇。

烏克蘭的悲劇與歐洲的迷失

澤連斯基的轉變令人唏噓。最近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他用臟話攻擊普京和俄羅斯，歐洲政客竟然鼓掌歡呼，這既滑稽又悲哀。

他的悲劇在于，他是靠和平綱領上臺的，卻被逼成了戰爭總統。而現在，烏克蘭內部的問題正在積累：人力不足，裝備短缺，經濟瀕臨崩潰，政治分裂加劇。外部支持也在減少——美國不僅不愿意提供更多武器，而且因為中東局勢，也沒有能力提供了。

與此同時，歐洲陷入了一種認知的僵化。在我生活的英國，在我訪問的挪威，政客們的論調如出一轍：俄羅斯就是要擴張領土，想恢復蘇聯，任何不同意這種說法的人都是"普京派"或“投降派”。

這就是歐洲人辯論的深度，這就是政客討論的水平。沒有真正的思考，沒有對現實的適應，只有一廂情愿的道德口號。

當無知與仇恨結合，再加上無能，結果必然是災難性的。

何去何從

我并非要否定西方的一切。啟蒙運動的遺產，歐洲文明的成就，這些都不應被抹殺。俄羅斯有些人完全排斥歐洲，我不屬于那一類。

但是，當歷史發生根本性轉變，當世界其他地區變得越來越重要，西方掌權的卻仍然是那些想要延長自己日益衰落的支配地位、想要阻止多極化趨勢的人。

這讓我想起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魯比奧的演講。他說歐洲應該再次崛起，但他所指的只是"500年的帝國主義"，歐洲遠不止這些。那些值得保存的價值——理性、寬容、人文精神——才是我們應當珍視的，而不是恢復霸權。

俄羅斯屬于歐洲。沒有柴可夫斯基的歐洲音樂是不完整的，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的歐洲文學是不可想象的。他們都是歐洲人，他們至少都說法語。俄羅斯一直是歐洲的一部分。

我仍然希望，俄羅斯能逐漸重新融入這個歐洲。我知道現在很多俄羅斯人已經不再相信與歐洲的關系是可能的了。但我相信俄羅斯人的務實——當特朗普說"我們可以與俄羅斯和平相處"時，情緒立刻就變了。

修補破碎的東西，永遠不會太晚。只是這場可怕的戰爭持續得越久，修復的難度就越大。烏克蘭的毀滅本身就是一場悲劇。

基辛格的噩夢或許正在成為現實，但噩夢之所以可怕，不僅因為它的內容，更因為它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歐洲人必須問自己：我們真的愿意永遠活在別人的戰略設計中嗎？我們真的準備好為自己的命運負責了嗎？

答案，在風中飄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