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是氣候變化，其實是利益紛爭

《后天》

咖啡喝到一半，紙吸管先撐不住了。它軟下去，斷掉，最后被扔進“可回收”垃圾桶——雖然它根本進不了回收系統。

咖啡館的外賣杯依然堆到天花板那么高，2024年，地球經歷了北半球歷史上最炎熱的夏季。紙吸管沒有改變氣候，但讓人以為自己做了點什么。真正的排放源，在這根吸管的掩護下，繼續著它們的生意。

娜奧米·克萊恩在《改變一切：氣候危機、資本主義與我們的終極命運》一書中犀利地指出：氣候危機并非一場單純的“環境事故”，而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一個持續擴張、永不滿足的系統，與一個擁有物理極限的星球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矛盾。不是社會機器出了故障，而是機器本身就是故障。

全世界的公共森林都在被變成私有林場，從而使它們的所有者可以收集“碳信用額度”；“天氣期貨”的貿易正在蓬勃發展，這使得公司和銀行可以拿氣候變化賭博；億萬富翁承諾用科技“修復地球”，其實是在兜售一種精致的逃避——讓我們相信，無需改變生活方式，無需觸動既得利益，一切自有救世主。而那些真正在守護森林、保衛土地的原住民，卻在被驅逐、被遺忘。

但本書最終傳遞的，是一種近乎悖論式的力量。作者走遍世界，記錄了那些被主流媒體忽略的“封鎖區運動”。這些扎根于土地的微小反抗，正在構筑一道真正的防線。克萊恩提出：氣候危機也是懸崖邊的歷史轉機。它強迫我們去思考被長期擱置的根本問題：一個不再崇拜GDP增長、轉而追求社區韌性、生態修復與公共福祉的社會，是否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改變一切”的雙關寓意浮現：氣候危機正在改變一切，而要阻止氣候崩潰，我們必須改變一切——改變能源結構、改變分配邏輯、改變我們的發展方式。環保不是在“拯救地球”——地球不需要拯救，它經歷過比這劇烈得多的氣候變化，依然存在了四十六億年——而是尋找一種更公平、更有人情味的文明形態。

本書一經出版便被新環保運動奉為工作指南，獲2014年度觀察之書，《紐約時報》最值得關注圖書，《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觀察家周報》年度好書，美國亞馬遜書店暢銷書第1名。《時代周刊》評價其為“可能是關于氣候變化第一本真正誠實的書。”

民主危機

隨著反化石能源運動逐漸發展壯大，能源開采企業開始用其慣用手段進行反擊：自由貿易協定中的投資者保護規定。如上文所述，在魁北克省成功地通過法案禁止水力壓裂法后，在美國注冊成立的油氣公司“孤松資源”宣布計劃向加拿大政府提起訴訟，并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中有關征用沒收和“公正與公平待遇”的規定，要求得到2.3億美元的賠償。在仲裁文書當中，孤松公司抱怨稱這一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施行的暫停令導致了“對企業在圣勞倫斯河底下開采油氣的寶貴權利的武斷、反復無常，而且是非法的撤銷”。它同時（令人難以置信地）聲稱，這一決定“沒有可辨識的公共目的”,更不用提“沒有一分錢的賠償”了。

不難想象，這些開采夢因民主運動而破滅的公司將會發起更多類似的挑戰。而且的確，在“基斯頓XL”管道建設被延期后，2014年4月，加拿大政府和橫加公司官員又開始暗示可能將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框架下對美國政府發起挑戰。

《污染改變了一切》

實際上，目前的貿易和投資規則為外國公司反抗當地政府對其化石燃料開采行為進行規管的任何嘗試提供了法律依據，特別是當一個碳能源儲存地已經被投資，且開采已經開始的時候。而當投資的目的已經明確是為了面向世界市場出口油氣和煤炭時——情況越來越是這樣——成功阻擋這些出口的運動同時也將面臨不少類似的法律挑戰，因為對跨境自由流動的貨物施加“數量限制”違反了貿易法的基本原則。

“我真心覺得如果想要應對氣候危機，最為基本的一步就是剝除化石能源企業享有的權力，因為它們借此在貿易方面煽動了巨大的投資挑戰，”塞拉俱樂部的貿易專家伊萊娜·所羅門說，“比如在美國，隨著我們開始規管化石能源行業，它們可能會越來越多地用出口原材料的方式來進行回應，不管是煤炭還是天然氣。而按照貿易法規，一旦這些資源被開采出來，其阻止出口在技術上就是非法的，叫停因此會非常困難。

意料之中的是，隨著封鎖區運動取得的勝利越來越多，化石能源企業的商業挑戰也開始越來越多。當下的投資糾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多，其中大部分來自化石能源企業——在2013年，世界銀行爭議仲裁局169個未決案件中竟有整整60件與油氣或采礦行業有關；而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與這類行業相關的案件加起來也僅僅只有7件。據公民全球貿易觀察董事洛瑞·沃勒克所言，在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與雙邊投資協定的框架下給出的超過30億美元的賠償中，超過85%“涉及對自然資源、能源和環境政策的挑戰”。

這些事情發生并不奇怪。世界上最有錢、最強大的公司當然會利用法律來鏟除現實的和可能的威脅，鎖定自己在全世界隨心所欲地開挖鉆探的能力。很多政府似乎死心塌地地要頒發新的、覆蓋面更廣的貿易協定，為這些公司遞上更致命的法律武器，而這些武器隨后就會被用于反對政府自己制定的國內法規。

《污染改變了一切》

不過，開采行業大肆動用貿易法規以獲得環境相關案例的勝利的情況還是有可能出現轉機的：在面對神秘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長達十年的麻木不仁與缺乏關注后，新一代活動家再一次逐漸適應了這些條約所代表的民主威脅。事實上，當下有關貿易協定的公眾監督和爭論比之前的許多年都要更多。

不過，這種公眾監督，不應該意味著向另一個阻礙著明智環境運動的障礙物舉起雙手投降。因為，盡管企業權利的國際法律架構的確既令人生畏又陰險，但是這些交易背后深層次的秘密則是，其效力范圍的決定權還是在政府手里。這些交易充滿了漏洞和操作空間，任何與科學一道、贊同認真采取減排氣候政策的政府肯定能找到一種方法來與其對抗，不管是通過積極挑戰站在污染企業一邊的貿易裁決，還是通過拒不遵守裁決或是采取反制措施（因為這些機構本身實際上并不能迫使政府改變法律），還是通過嘗試重新通過談判制訂規則。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不在于貿易協定使得化石能源公司可以挑戰政府而是在于政府沒有針對這些企業的挑戰進行反擊。而這種情況的出現與其說應怪罪于任何單獨的貿易協定，不如說更應怪罪于我們政治制度的深度腐壞。

為了應對支持開采經濟的企業一國家權力關系，很多人選擇直面允許跨國公司自己制定自己遵守的法規的潛在民主危機——不管是在城市層面、省州層面、國家層面，抑或是國際層面。我們的政治制度就像戰爭核心的燃料一樣僵化，正是這種腐壞狀態推動了封鎖區運動迅速轉變為一場草根親民主運動。

《污染改變了一切》

有能力保衛自己的社區水源免遭威脅，對于很多人來說似乎就是自決的精髓所在。民主如果連集體決定去保護我們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質的能力都不包括，又算什么民主呢?堅持要在與水、土地和空氣有關的決策中有一席之地，是貫穿整個封鎖區運動的主線。

這種感情被海倫·斯羅提耶——一位曾協助大約170座紐約州的城市采用反水力壓裂法法令的前企業律師，很好地總結為:“你在開什么玩笑？你覺得你可以直接跑來我們城里，然后告訴我你要在任何你想要的地方，任何你想要的時間，做任何你想要的事情，而我卻毫無發言權嗎？你以為你是誰啊？”瑪麗莉·帕潘尼科拉歐也對我說過類似的話。她是一個一頭鬟發的希臘山地自行車向導，一直快樂地撫養自己的小孩，帶領著旅客們穿過森林小徑，而如今她將自己的空閑時間用在反對開礦的示威與集會當中。“我不能讓任何人進到我的村子里來，然后未經我允許就做這種事情!住在這里的是我!”你也可以從得克薩斯州的土地擁有者那里聽到非常相似的言論，他們因一個加拿大管道公司試圖使用土地征用權的相關法案來得到他們祖居的土地而憤怒不已。“我完全不認為一個顯然是為了獲取經濟利益而建造輸油管道的加拿大組織對于我的土地比我更有權利。”朱莉亞·特里格·克勞佛德說。她曾經向法院起訴橫加公司，該公司占用她在得克薩斯州巴黎市附近的650公頃的牧場土地，這片土地由她祖父在1948年購入。

然而反開采的草根運動中最為不和諧的慘痛現實是大部分社區的確缺乏這種能力；而外部力量——一個遠在天邊的中央政府，及與之狼狽為奸的跨國企業——純粹只是在將巨大的健康和安全隱患加于居民之上，即便這有時候意味著違反當地法令。水力壓裂設施、瀝青砂管道、煤炭鐵道和出口碼頭，正在大多數人已經通過投票箱、官方咨詢活動以及街頭抗議明確表明了反對意見的那些地區計劃修建。

《污染改變了一切》

然而當地居民是否同意似乎無關緊要。一次又一次，政府在無法說服當地居民這些項目符合他們真正的最佳利益之后，選擇與能源企業合作，將和平的活動家誣陷成恐怖分子，使用暴力和嚴苛的法律手段鎮壓反對意見。

各色各樣的非政府組織發現自己處于安保部隊和能源企業越來越嚴密的監控之下，而且這兩者常常是聯合行動的。賓夕法尼亞州國土安全局雇用了一個私人承包商以搜集反水力壓裂法團體的情報，并同步與大頁巖氣公司分享。同樣的現象也正在法國上演，2011年，公益性質的美國環保協會被判非法刺探綠色和平組織的情報。與此同時，在加拿大，有消息披露說加拿大負責監督間諜機構的國家安全情報局的委員會主席查克·施特拉爾，曾登記為恩橋公司的游說者——而這家公司正是極具爭議性的北方門戶瀝青砂油管道的幕后企業。這是一個麻煩的事情，因為國家能源局已經指定該機構評估該管道工程遭受的安全威脅，而明眼人都能看出這實際上是監視環保人士和原住民的暗號。

環境社會學經典之作

揭露氣候危機背后的種種利益角逐

“可能是關于氣候變化第一本真正誠實的書 ”

為世界的宜居而戰，也是為世界的公正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