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轟炸伊朗的最大風險，暴露了……

從馬杜羅到哈梅內伊，不僅改變了戰爭的形態，還重寫了國際政治的游戲規則。沒有傳統意義的“全面戰爭”，卻是改變傳統地緣政治的“斬殺線”游戲。

01

美以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至今，很多評論者還在強調，空襲不可能達成顛覆伊朗現政權的目的。按照傳統的“戰爭-地緣政治”模板，他們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戰爭、2001年的伊拉克戰爭，都有長時間、大規模的空襲。但是，最終還是要靠大規模地面入侵和占領，才能實現推翻敵對政權的戰略目標。

顯然，特朗普不想這么做。不是害怕所謂“人民戰爭”的海洋，而是“入侵-占領-改造”的傳統戰爭模式成本過高，不符合“美國優先”的理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車之鑒充分證明，“入侵”不難，“占領”也不難，但“改造”的成本和風險巨大。在特朗普看來，這種成本投入，對美國的利益毫無促進，白白花錢。

特朗普對奧巴馬介入敘利亞戰爭的批評就是“除了推高美債，一無所獲”，他當然不想重蹈覆轍。基于“美國優先”的現實主義、功利主義理念，對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精準打擊、定點清除，才是特朗普理想中的“戰爭”模式。

目前在伊朗發生的戰事，是放大版的委內瑞拉模式，而不是伊拉克戰爭的翻版。

國內斷言“不敢打”的專家，從一開始就誤判了特朗普的戰略目標。

特朗普多次表示，美以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有四個明確目標：摧毀伊朗的導彈能力、消滅伊朗海軍、確保伊朗停止支持其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武裝組織，以及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顛覆伊朗現政權，并沒有出現在這張“愿望清單”上。

特朗普想要的不過是一個風險可控的伊朗政權，至于這一戰略目標是以政權更迭的方式實現，還是以領導人換馬的方式完成，特朗普并不在意。正如他對委內瑞拉所做的。抓捕馬杜羅后，他甚至沒有安排反對派上臺，對馬杜羅的接班人的“反美立場”也毫不在意。

特朗普本來就沒有把推翻伊朗現政權作為目標，也就不必選擇大規模入侵和占領。基于入侵風險和占領成本演繹的“不敢打”也就成了戰略誤判。

當然，如果伊朗現政權因為這輪軍事打擊引發的連鎖反應崩潰，特朗普也樂見其成。所以他在開戰講話中強調自己給了伊朗人民選擇、愿意給伊朗人民幫助。但是，對伊朗現政權的談判大門還在。3月1日，特朗普在海湖莊園回應媒體稱，伊朗的新領導層“想談”，而他“也同意談”。這不是“和談煙霧彈”，對美國軍事力量高度自信的特朗普不屑于搞這種小動作。當然更不可能是對伊朗軍事報復的畏懼，明眼人都知道伊朗無力甚至無意報復。

在特朗普看來，是戰是和，是和新政權談還是和現政權談，只要能實現既定的目標，都無所謂。這就是特朗普現實主義的地緣政治觀。

02

在特朗普看來，只要伊朗現政權有合適的談判對象，談判隨時可以重啟。他能和馬杜羅的繼任者順利達成協議，和哈梅內伊的繼任者也一樣。2月28日對伊朗高層的斬首行動，也應從政治角度解讀，而不是“打擊軍事指揮鏈”的軍事目的。

去年以色列對伊朗的“七日戰爭”，已經充分暴露了伊朗武裝力量的低能，不存在決定勝負的關鍵節點。正因為伊朗核美以的軍事實力的存在斷崖式的代差，2月28日美以戰機大白天堂而皇之、如入無人之境的空襲也不可能發生。

2月28日對伊朗高層的選擇性打擊，就是在潛在的篩選談判者。這也會是后續軍事行動的主要目的之一。哈梅內伊代表的宗教強硬派，和伊朗伊斯蘭衛隊的軍事強硬派，是美以“重點關照”的對象。未經證實的消息稱，繼任哈梅內伊的臨時最高領袖阿拉希就任僅一天，就在新一輪襲擊中身亡。還有著名的強硬派前總統內賈德，目前也生死不明。被視為世俗務實派的總統佩澤希齊揚安然無恙，政權內部邊緣化的伊朗國防軍也沒有成為重點打擊的對象。這種傾向性并不意味著特朗普手上有明確的“白名單”。“可執掌伊朗政權的合適人選”?既不唯一，也非不可替代。

這場“非全面戰爭”甚至有點像是伊朗政權繼任者的招聘會，“招聘標準”是符合美國中東戰略目標、安全利益的“斬殺線”。特朗普不在意“提名權”，他只會用導彈和無人機行使“否決權”。他會不斷“否決”，直至談判桌前出現一位合適的談判對手。可以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總統或最高領袖，也可以是王太子、國王或其他“新人”。只要是符合美國在中東地區利益的，都是可以接受。至于這位繼任者能否勝任治理的責任，那是伊朗人的選擇，他不甚關心，不對此負責，更不會為此埋單。

所以，按照特朗普的路線圖，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不會是大規模的地面入侵和占領。占領意味著重建政權的責任，這是他不想要的。他想要的勝利是以最小的風險、最低的代價，實現戰略目標。

03

特朗普處理伊朗問題的原則和方法，迥異于前任。強硬，卻不是布什父子按部就班式的大規模戰爭。靈活，卻又不是卡特、奧巴馬那般“溫柔”。遭遇這樣“不講武德”的對手，伊朗高層被“偷襲”了。哈梅內伊“大意”了，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亂拳打死老師傅的懵圈效應還在持續發酵。

持續的定點清除，對伊朗政壇高層的心理沖擊無疑是巨大的。在這樣高強度的精準打擊下，以立場強硬劃分“忠誠”和“背叛”的界限毫無意義。一如辛瓦爾死后，哈馬斯再無強硬派，劫后余生的伊朗現高層誰是真正的強硬派，無從分辨。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伊朗現政權會像委內瑞拉那樣快速轉向，反美反以為立國之本多年，霍梅尼主義的忠實信徒不會一夜間消失殆盡，只是“殉職”的概率會更高。朝不保夕的巨大陰影下，他們還能順利接過哈梅內伊的衣缽嗎？最高領袖名下幾千億美元的宗教基金、革命衛隊龐大的軍事-商業帝國，是誘人的遺產。但是，綁定為前領袖復仇的義務，是要以生命危險為代價，誰都要掂量掂量。忠誠很可貴，經得起導彈的考驗？死去的都是忠誠的，活著的都是可疑的。

因此，伊朗現政權當務之急不是抓叛徒，而是在最高領袖空缺的條件下順利完成權利交接。

“最高領袖”的合適人選本就稀缺，現在更成了世界上最高危的職業。雖然“三人委員會”名義上第一時間接掌了政權，但是毫無章法、亂打一氣的軍事報復，可不是有序交接的表現。革命衛隊各自為戰的草率行動，明顯缺乏統一的部署。對海灣鄰國的全面打擊，不會對美國、以色列造成實質傷害，卻因殃及池魚透支國際社會本就不多的同情。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更是顢頇魯莽，把所有人都拖下水的做法，只會讓伊朗現政權陷入舉世為敵的被動。革命衛隊急于表現對前最高領袖的忠誠，卻暴露了伊朗政教二元結構的內部撕裂。

戰事至今，至少在大幅削弱伊朗現政權的階段性目標上，特朗普是成功的。

伊朗現政權正處于內外交困的危機中。來自美以的外部軍事壓力自不待言，國際社會的處境也相當孤立。國內則是經濟凋敝、權力交接不暢，派系分化嚴重。種種不利條件下，伊朗現政權能否頂住四到五周的持續軍事打擊，很不樂觀。尋求談判，相對體面地擺脫戰爭，或許是伊朗現政權存續的現實選擇。

當然，特朗普“不走尋常路”的操作，也存在風險。他最近表態“不惜一切代價”、“必要時可派地面力量”，顯示了沖突規模擴大的風險。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承受“不惜一切代價”的戰爭，美國也不行。“不惜一切代價”贏得的戰場勝利，往往意味著代價不可承受的政治失敗。

美國的軍事力量足以贏得任何一場對中等規模國家的戰爭，但是美國總統卻會因代價昂貴的軍事勝利輸掉選舉。如果這場戰爭發展到非要美軍大規模地面入侵的地步，無論輸贏，都是特朗普的重大失敗。目前看來戰事擴大為“伊拉克模式”的風險不大，但是風險就是風險，無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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