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小品《又來了》，諷刺力度真的大嗎？

閑著打開網頁，看到好多個新聞，說今年的春晚小品《又來了》，“諷刺拉滿、尺度不小，力度不輕?！?/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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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沒看春晚，今年也沒，好奇的了解了下這小品的內容故事，感覺是，“就這”？你們怎么好意思說“尺度不小”，如果說這小品諷刺就拉滿了，那某相聲演員“賈張”的作品的諷刺那叫啥？

撇開那些情緒化的褒貶，只從敘事結構看，《又來了》只是一則典型的“減壓閥故事”，從表達內容看，它確實提到了幾個真實痛點，形式主義的工作負擔、.權責失衡、基層疲憊感；問題在于，它的敘事實質，并不是在追問“為什么會這樣”，而是在展示“我們已經知道你們很辛苦”。

當一個作品的主要功能，變成“證明我們對問題的關注”，它就很容易滑向一種表演式關心。

再聯系下前段時間官媒剛痛批過形式主義，《又來了》便好像有些尷尬，力度都沒官媒文章大，它諷刺的是形式主義，但它的存在方式，又帶著帶上了“形式主義自覺，諷刺形式主義這件事，本身好像就有了形式主義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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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視角拉回二三十年前，再看春晚小品，會發現一種很有意思的反差。

那時候的小品創作者，不管有沒明確的“公共議題意識”這個概念，也不一定動不動就“我要表達什么社會思考”；但他們對生活的觀察和對人物處境的體察，讓作品天然有一種鋒利。

許多相聲小品，諷刺的不是某個具體人，而是一個熟悉的權力姿態，高高在上、情緒化執法、對規則有選擇性的理解。

一些反映“辦事難”的橋段，也會演到機關窗口前排長隊，一會兒“去那邊蓋章”，一會兒“資料不齊”，一會兒“時間到了下班”；笑點后面，是所有人對“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共同記憶。

還有當時的現實題材小品，展現的是一種社會轉型期的心態沖撞，既有對舊觀念的嘲弄，也有對新矛盾的直視。

它們不會讓你看到一個具體的人，在制度縫隙里怎么被推搡、被誤解、被擠壓；也不一定有一個“皆大歡喜”來收尾；哪怕在結尾處認錯，也留著點不舒服的余味，那種不圓滿，恰恰讓觀眾有繼續思考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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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更多指能不能講到敏感點上；力度，則是問：笑聲過后，觀眾有沒有被迫面對一個不太好繞開的問題？

很多作品，會把矛頭集中在某個“壞人”或“懶官”身上；觀眾看完很解氣，以為問題出在“這個人身上”。這樣很安全，也很容易得到掌聲，但真正有力度的諷刺，會讓你隱隱意識到：即便換一個人，這事也不一定能完全改變；優秀的諷刺未必要把“原因”說明白，但它會在情節安排上，讓你感受到這種荒誕不是偶發，而是常態。

《又來了》認真描繪了“常態”，對基層的疲憊描寫得頗有真實感，但幾乎沒有留下追問“常態從何而來”的空間；矛盾止步于“村主任很累”，而不是“為什么一層層加碼不會被糾偏”；

控訴很容易，真正復雜的是理解，幫觀眾理解那些“壞”背后的邏輯，利益、恐懼、歷史慣性、組織壓力……等等；它對人物是同情的，對邏輯是無情的；共情當然可貴，但對諷刺來說，還不夠。

當所有人都覺得將基層某些現實搬上銀幕就已昌“尺度不小“，覺得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事，那像不像一套精致的自我安慰，一邊批評形式主義，一邊生產更高級的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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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看聯歡晚會，觀眾的要求很簡單，忙活了一年，在這歡慶時刻，看了能讓我笑，讓我歡樂就行，但不知從何時起，有些人卻好像總試圖要在這“聯歡“中教育觀眾；春晚，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成了社會展“年度表情管理”，快樂要有，團圓要有，希望要有；對問題的承認可以有，但最好是柔和、不傷人、不留下太多不安；在這樣的系統中，要期待一個小品承擔“挖根源、動刀子”的職能，本身好像也不太現實吧。

真正的問題在于，我們是不是把過多的“表達期待”壓到了一個晚會節目的身上？當我們反復刷著“某某小品尺度真大”、“這個作品把真話都講了”，某種程度上，是不是在把自己安置到一個旁觀的位置，仿佛“真話被說出來”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接近解決問題。

而也許，更重要的，是在笑過以后，冷靜地問一問，為什么對這種“有限的真話”如此興奮？我真正期待改變的，是哪一層的東西？在自己的能力邊界之內，能不能稍微調整點什么，而不是只等待“某個節目沖破束縛”？

注：小品的意義是好的，可能只是個人以為的尺度力度有些不同，個人觀點，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