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確定性”稀缺的時代，年代劇何以歸來

文 | 蔣賞

來源 | 看電視

2026年開年，一股扎實、溫熱的力量正悄然成為大小熒幕主角。

由趙麗穎、黃曉明主演的《小城大事》在央視一套開播后，直接創下2026年央視開年劇的收視紀錄。

這并非一次偶然的熱度，而是一個明確信號的釋放——年代劇，正重歸內容舞臺的中央。

從《小城大事》描繪的農民造城奇跡，到待播作品《冬去春來》中北漂青年的奮斗，再到1月30日即將播出的《生命樹》守護的高原生態，一系列重磅年代作品已密集排布于主流平臺的播出序列。

當下，年代劇早已超越了復古濾鏡與懷舊情懷的單一層面。

它們正集體進行一場深刻的敘事轉向，從對過往時光的沉浸式緬懷，轉向對跨越時間的時代精神的精準提純。

從書寫家庭與個人的命運沉浮，升維至刻畫更具建設性的集體奮斗圖景。

創作升級

向文學借深度，向時代要格局

當下的國產年代劇創作，正以前所未有的熱忱向文學與紀實作品汲取深度，而其敘事格局也從家庭悲歡顯著拓寬至更具建設性的集體奮斗史詩。

這股浪潮在2026年開年由《小城大事》推至高峰，它不僅創下可觀的收視熱度，更以其改編路徑昭示了行業創作理念的迭代。

該劇扎實的敘事根基源于魯迅文學獎得主朱曉軍的報告文學《中國農民城》，作品以中國第一座農民城溫州龍港市的真實崛起為原型。

這意味著，當下的年代劇向文學借深度，已不限于古典的茅盾文學獎小說，而是擴展到更具即時性、現場感的非虛構寫作。

劇集所依托的并非一個虛構的文學想象，而是一個已被驗證的、關于奮斗與成功的社會實驗完整記錄。

這種前置的、堅實的歷史可信度，為劇集提供了情感擔保，能讓當代觀眾，尤其是對懸浮敘事感到疲憊的年輕觀眾，快速代入并相信劇中人物所面臨的困境與掙扎。

這揭示了年代劇創作的一個新邏輯：在信任感稀缺的時代，真實是最高效的共鳴支點。

與文學性提升同步的，是年代劇敘事格局的顯著拓寬。

與過往作品相比，《小城大事》代表了一種更聚焦于紀實性與集體性的創作趨向。它沒有選擇去改編一個文學性極強的虛構史詩，而是錨定了一段波瀾壯闊的當代史實。

其成功的關鍵在于，它沒有試圖塑造單一的英雄，而是精心構建了一個充滿煙火氣的小鎮和生動立體的普通人群像。

從趙麗穎飾演的留法歸來的鎮長李秋萍，到黃曉明塑造的混不吝卻魄力十足的黨委書記鄭德誠，再到朱媛媛演繹的熱忱個體戶等，每個角色各有局限卻皆具光芒。

這種去中心化的群像敘事，體現出“人民城市人民建”這一宏大社會進程的本質。

它讓時代的壯闊圖景，落地為一個個具體人物的抉擇、掙扎與擔當。

而后續待播作品同樣延續這一風格。由正午陽光制作的《生命樹》，將目光投向青藏高原，講述筑路隊長家庭收養走失女孩，女孩長大后加入巡山隊，與隊友們共同克服萬難、守護自然保護區的故事，譜寫的是一曲關于守護與奉獻的集體贊歌。

而由鄭曉龍執導、高滿堂編劇的《冬去春來》，則將背景設定在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通過一家名為“冬去春來”的小旅館，聚焦一群懷揣夢想的北漂青年，展現他們在大時代下的迷惘、互助與奮斗。

這些故事共享一個更昂揚、更具建設性的內核——它們書寫的是一部部關于奮斗、創造與改變的集體成就史。

可以看出，當下的年代劇創作，正在完成一次雙向奔赴：一方面向上汲取紀實文學所承載的、經過考證的真實與時代精神，奠定作品的深度基石；

另一方面向外擁抱更廣闊的時代畫卷，通過從真實歷史中生長出來的集體敘事的磅礴力量，回應當下觀眾對于精神厚度與奮斗美學的雙重期待。

這標志著年代劇作為一種重要劇集類型，進入了更成熟、也更具雄心的新發展階段。

強共鳴時代

細節復刻記憶，精神對話當下

年代劇能屢次成為收視熱點，其核心吸引力在于它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情感空間——祖輩能重溫記憶，父輩可確認來路，而年輕一代則能從中窺見自己家庭的前傳，理解當下生活的源頭。

家庭，是這座情感橋梁最穩固的基石。無論敘事格局如何拓展至江河大地，對家庭倫理與親情羈絆的極致刻畫，始終是年代劇叩開觀眾心門的萬能鑰匙。

從《父母愛情》中江徳福與安杰夫婦相濡以沫的漫長守候，到《人世間》里周家三兄妹在時代洪流中的相互扶持，家庭故事提供了最普適的情感接口。

去年的熱播劇《六姊妹》將半個多世紀的社會變遷，濃縮于安徽淮南一個無男丁的何家之中。

其成功不僅在于呈現母女、姐妹間的日常扶持，更在于它通過溫暖的現實主義筆觸，主動打破了傳統年代劇中緊張的婆媳關系等刻板矛盾，塑造了何家麗這樣在傳統與現代夾縫中用堅韌守護家庭的中國式長女靈魂人物。

這種對家庭關系與時俱進的重塑，使得劇中的親情既保留了時代感，又具備了能與觀眾，尤其是年輕一代溝通的當下性接口，讓不同年齡層的觀眾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家庭情感的影子。

然而，僅有家庭倫理并不足以構成完整的年代感。真正讓長輩沉浸、讓晚輩信服的，是劇中那些被精準復刻的時代印記與生活肌理。

《鐵馬豪情的日子》為了還原鐵路工人的質樸生活，在服化道上嚴格遵循時代特征，讓人物的性格從其衣著打扮上便可窺見一斑，同時融入的京劇、評彈等京音元素，更讓老北京的風韻撲面而來。

《冬去春來》劇組為了真實還原90年代的北京風貌，在懷柔影視基地1:1重建胡同，道具組更收集了300多件舊物，細致到墻皮剝落處故意露出的舊報紙。

這些細節并非簡單的堆砌，它們共同構筑了一個可信可感的時空，讓親歷者瞬間喚醒記憶，讓后來者得以觸摸父輩生活的紋理。

但新一代年代劇的雄心遠不止于復刻記憶，更在于與當下進行精神對話。

它們超越了表層的懷舊，致力于提煉一個時代最具感召力的心氣，并將其轉化為能與當代青年同頻共振的奮斗能量。

《小城大事》導演孫皓明確提出“不懷舊”的美學理念，創作從物質復原轉向精神提純，其內核聚焦的，是基層干部與普通群眾身上那股敢想敢干、敢為人先的開拓實干精神。

優秀的年代劇為不同代際的觀眾提供了差異化的情感投射路徑。

在《北上》中，年輕觀眾看到的不僅是運河風光，更是謝望和、夏鳳華等角色在家庭經濟變故中，主動擔責、北上拼搏的成長史。

他們的故事，關于在快速變化的時代中尋找個人價值，這與當下年輕人的奮斗體驗緊密相連。

而在《小巷人家》這類聚焦市井生活的劇集中，莊、林兩家鄰居面對住房改革、個體經營浪潮時的不同反應與命運起伏，如同一面鏡子，讓當代都市年輕人得以窺見父輩在城市化進程中的拼搏軌跡，從而更深刻地理解當下的生活來自何處。

正是在這種多元的代入與理解中，年代劇完成了它最珍貴的使命：促成跨越時間的代際對話，讓過往的時光真正照亮當下的生活。

年代劇何以成為大眾情緒出口

在信息碎片化、注意力日益渙散的當下，一個看似反其道而行之的現象卻持續成為主流。

那就是需要觀眾靜心投入、與人物共度漫長歲月甚至半生時光的年代劇，屢屢成為收視核心。

究其根本，年代劇在快餐式的媒介消費環境中，為大眾提供了一個稀缺的深度情感容器。

而當下的一批新作，正通過更具當下性的敘事語法和更深層的價值共鳴，將這個容器打造得更為精準、有效。

年代劇提供的是一種不可替代的沉浸式回甘體驗，其核心在于創造了一種深度的情感代償與心理掌控感。

與短視頻追求即時刺激不同，以《小城大事》為代表的年代劇，創新性地采用了游戲化的敘事框架。

它將建設一座城市的宏大史詩，拆解為競選鎮長、整頓衛生、解決用工風波等一系列目標清晰、路徑明確的關卡任務。

對于身處現代社會的觀眾而言，這種結構將龐雜的歷史進程轉化為可理解、可追蹤的進度條，在觀看中提供了一種類似破解難題、逐步推進的心理掌控感和成就反饋。

這種需要耐心陪伴、最終獲得復雜情感凈化的過程，如同文火慢燉，帶來的回甘是碎片化內容無法給予的。

更深一層看，年代劇扮演著社會集體記憶的建構者與情感療愈者這一不可或缺的文化角色。

它通過對過去幾十年社會變遷圖譜的藝術化梳理與再現，為全社會提供了一份可供共同觀看、討論和認同的記憶草案。

這種療愈功能，在于它為社會情緒提供了安全且富有建設性的敘事出口。

《小巷人家》中莊、林兩家對教育的極度重視，不僅再現了改革開放初期知識改變命運的社會心態，也折射出當下對教育公平的持續關切。

這種跨越時空的映照，為在快速變化中感到焦慮和失序的現代人提供了情感上的錨點與慰藉，實現了廣泛的情感療愈。

年代劇的未來生命力，正體現在其不斷向廣闊社會剖面縱深的能力，這讓其情緒容器的功能始終充盈。

行業的探索早已超越了傳統的家庭倫理敘事，通過對特定行業、地域和議題的深耕，為時代精神提供豐富多樣的切片。

《生命樹》將目光投向青海高原的生態保護，講述巡山隊員守護綠水青山的動人故事。

《贏風》則聚焦中國民營快遞行業的創業發展史。這些作品將人物的命運與具體的社會進程緊密捆綁，讓共鳴不止于個人悲歡，更升維至對集體奮斗歷程的理解與共情。

年代劇的持久吸引力，在于它精準地回應了大眾在高速流轉的時代中對確定性、根源感和深度情感聯結的渴求。

近期新一代年代劇表明，其成功的關鍵并非簡單的形式創新，而在于能否將歷史沉淀真誠地轉化為具有當代共鳴的情感表達。

對于行業而言，在面臨市場收縮與觀眾分流的挑戰下，更應堅守長劇的深度敘事優勢，摒棄套路化的創作與懸浮的表達，沉下心來進行深度的創作沉淀，在貼近生活的煙火氣與超越時代的精神性之間找到平衡。

唯有如此，年代劇這股提供溫暖與慰藉的文化浪潮，才能持續奔涌。

主編：羅姣姣???????

文：蔣賞

排版：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