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好望角”叢書最新力作重磅來襲！

2026年“好望角”叢書最新力作重磅來襲！

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教授吉安卡洛·卡薩萊力作《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終于引進出版！該書屢獲大獎，全球最高獎金額的歷史著作獎坎迪爾獎、福阿特·柯普呂律圖書提名獎、中東研究圖書提名獎統(tǒng)統(tǒng)收入囊中。

該書可被稱為改寫世界史的“野心之作”，顛覆你所知的全球史敘事，補全“大航海時代”丟失的另一半版圖。

讀完這本書，你會發(fā)現，奧斯曼帝國，不是一個被動挨打的古老文明，而是一個野心勃勃、手段高超、積極參與并試圖主導全球游戲的東方帝國。

看懂奧斯曼的海洋戰(zhàn)略，才能看懂今天的歐亞格局。

此次，我們也特別推出了特裝版，封面采用尊貴絨布面，三面書口精細刷邊，一版一印首發(fā)，出版社自營店鋪加固發(fā)貨，感興趣的讀者朋友不容錯過！

尊貴絨布封面

溫柔耐磨，指尖撫過滿是質感

收藏翻閱都安心

特種紙 + 專金環(huán)襯

光線折射下閃著低調光澤

翻開就是儀式感

書口三面刷邊

戰(zhàn)船紋路、炮火光影清晰可見

翻頁像親歷歷史對決

設計說明

勒班陀海戰(zhàn)（1571）是奧斯曼帝國海權的 “分水嶺時刻”，恰好對應《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的核心敘事 —— 本書顛覆了 “奧斯曼是純粹陸上帝國” 的認知，聚焦其 16 世紀向印度洋、地中海擴張的 “海洋野心”；而勒班陀海戰(zhàn)，正是這一野心從 “巔峰” 轉向 “調整” 的標志性事件。

刷邊選取的海戰(zhàn)畫作，既是帝國海上霸權的視覺縮影（此戰(zhàn)是槳帆船時代規(guī)模最大的海戰(zhàn)之一），也是其海權戰(zhàn)略轉向的符號：此戰(zhàn)之后，奧斯曼雖未完全退出海洋，但地中海擴張勢頭被遏制，轉而更聚焦印度洋與內陸的博弈 —— 這恰恰是本書后半段的核心脈絡。

出于多種原因，很少有歷史題材能像歐洲大航海時代那樣激起人們長久的興趣。盡管有大量的而且數量還在不斷增長的文獻專門論述該主題，但學者們對其起源、范圍和結果仍有很大分歧。盡管這一現象可以用多種方式來定義，但就當前目的而言，問題不需要弄得如此復雜。因此，本書將重點放在歐洲海外擴張的幾個關鍵方面，這些方面既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同，又與奧斯曼帝國直接相關。

首先，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歐洲是相對孤立的。15世紀上半葉，當穆斯林商人幾乎可以暢通無阻地從摩洛哥航行到東南亞，明朝的航海家可以吹噓自己聲勢浩大地遠至霍爾木茲、亞丁和蒙巴薩時，歐洲人無論在物質上，還是在認知上，都幾乎完全被封閉在以北大西洋和地中海為界的一方小世界里。即使到了哥倫布第一次航行的前夕，歐洲人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了解仍然只基于少數幾位中世紀旅行者的粗略描述，以及一些塵封的地圖和剛剛從古希臘語翻譯過來的地理文獻。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歐洲的大航海時代之所以成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歐洲人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探索。

然而，相當諷刺的是，盡管歐洲處于這種孤立的狀態(tài)中，但大航海時代的第二個突出特點卻是其大膽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設想。針對這一點，最好的例子莫過于著名的《托德西利亞斯條約》，該條約由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于1494年在教皇亞歷山大六世的主持下簽署。根據條約，兩個伊比利亞大國同意對整個歐洲以外的世界進行分割。雙方都聲稱自己有權征服和統(tǒng)治其所在半球的所有土地，并獨占這些地方的航運和海上貿易。這項條約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遍及全球。而且，它還凸顯了國家權力和海上貿易之間的聯系，建立了一種新的海外帝國的雛形，并在未來幾個世紀里重塑了歐洲的政治話語。然而，在簽署《托德西利亞斯條約》時，葡萄牙、西班牙或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沒有在亞洲或新世界的任何地方控制哪怕一平方英寸的領土（甚至連一艘船也沒有）。歷史上可能還有其他統(tǒng)治者，以類似的方式聲索普世統(tǒng)治權，但那些聲索很少像這次一樣以如此出人意料的新方式實現。

簽署托德西利亞斯條約

當然，歐洲列強之所以樂此不疲地肆意設想這些不切實際的愿望，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兩項關鍵技術的進步——火器和遠洋帆船，它們使從前無法想象的大規(guī)模遠航和殖民擴張成為可能。嚴格來說，前者不是西方的創(chuàng)新，因為在16世紀之前，火藥的軍事用途在歐洲以外的地方絕非完全未知。不過，手槍的廣泛使用以及重鐵炮膛和重青銅炮膛的鑄造技術，都是由西方人加以完善的。上述火器與克拉克帆船（carrack，一種創(chuàng)新的帆船，非常適合遠距離航行，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船上安裝大量的大炮）相結合，就成為西方人實現他們的帝國夢想的完美軍事工具。到16世紀初，全副武裝的帆船已經發(fā)展成為名副其實的水上堡壘，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能夠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海洋向外部世界輻射力量。

除了技術和政治設想，大航海時代最后一個，也許是最容易被識別的歐洲元素，是其獨特的文化和知識轉變。伴隨著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的傳播和活字印刷術的發(fā)明，海外探索在西方知識界開創(chuàng)了一個思想激蕩的時期。來自國外的新信息的涌入，改變了歐洲人的傳統(tǒng)世界觀，以及對他們在世界中地位的認識。從認知上講，許多今天被理解為西方文明的東西，可以被看作是歐洲大航海時代的直接副產品。

總而言之，這就是16世紀歐洲海外探索的四個特征，它們構成了本書對“地理大發(fā)現時代”這一術語的基本定義：源起于相對的地理與文化隔離，隨后發(fā)展出特別注重貿易路線和海上航行的擴張性政治意識形態(tài)；幾個關鍵軍事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創(chuàng)新使海外擴張成為可能；對外部世界的知識興趣空前增強。

但該定義與奧斯曼帝國在16世紀的特殊經歷有什么關系？事實上，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歐洲大航海時代的所有特征。那些習慣于從不同角度看待奧斯曼帝國的人，無疑會對這一論斷感到驚訝。在他們看來，奧斯曼帝國首先是歐洲新航路開辟的主要障礙，后來又成為這一歷史事件的主要受害者。畢竟，多疑的讀者可能會問：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都把他們的海外事業(yè)視為十字軍東征的延續(xù)，這難道不是眾所周知的嗎？葡萄牙在印度建立貿易帝國不也是以損害穆斯林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嗎？從長時段來看，這難道不正是使伊斯蘭世界的經濟長期處于邊緣地位的原因嗎？

有一定道理，但不盡然。一方面，盡管歷史學家們一直在爭論伊比利亞國家早期擴張在經濟上的長期影響，但毫無疑問，葡萄牙奪取印度洋香料貿易控制權這一臭名昭著的行動，確實使得穆斯林商人成為首當其沖的受害者。但另一方面，穆斯林和奧斯曼人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qū)別。不理解這個區(qū)別，就無法正確理解奧斯曼帝國在近代早期歷史中的真正地位。

本書特別想指出的一個基本情況是，奧斯曼帝國在地理大發(fā)現時代開始之前，與印度洋之間幾乎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接觸。盡管在印度洋世界中，當地的本土穆斯林勢力早已根深蒂固，但對奧斯曼人來說，這片區(qū)域就像對同時代的歐洲人一樣遙遠而陌生。在16世紀之前，奧斯曼帝國的學者們幾乎不了解印度洋的歷史和地理，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家們甚至對印度洋的資源和政治經濟狀況都缺乏基本的了解。帝國與該地區(qū)的貿易雖然重要，但主要是通過中間商進行的。在這方面，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的奧斯曼帝國與葡萄牙或西班牙的情況并無本質區(qū)別：盡管它是一個新近鞏固并迅速擴張的國家，但它的知識、政治和經濟視野仍被地中海牢牢地限制住了。事實上，奧斯曼人在這種相對孤立狀態(tài)中所持續(xù)的時間，甚至比他們的歐洲對手更久——直到1517年奧斯曼人征服埃及才結束這種孤立的狀態(tài)，而此時距瓦斯科·達·伽馬順利繞過好望角已經過去了近20年。

然而，一旦奧斯曼人在這個以前不曾知曉的地方建立了立足點，他們就開始迅速調整自己的方向，對該地區(qū)進行調查，并萌生出了一種特別適應其廣闊海域的新的帝國野心。更重要的是，奧斯曼人很快發(fā)現來自歐洲人（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來自葡萄牙人）的競爭，使這些野心更加容易實現，因為奧斯曼家族可以借此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主權和合法性提出聲索。

1517年后，奧斯曼人以征服了埃及為由，開始宣稱對印度洋地區(qū)的所有穆斯林擁有一種超然的權威，因為他們?yōu)樽约旱耐醭A得了以前屬于馬穆魯克人的哈里發(fā)和“圣城保護者”的頭銜。這兩個頭銜盡管在伊斯蘭法律術語中有著古老的傳統(tǒng)，但長期以來并沒有任何實際的政治意義。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只是出于儀式、威望等模糊的動機而使用這兩個頭銜。但自從葡萄牙人抵達印度洋并實行海軍封鎖，在歷史上首次封鎖了通往圣城麥加和麥地那的海上通道后，這些頭銜便獲得了全新的政治意義，而奧斯曼人證明了他們善于利用這種意義。到16世紀下半葉，由于這些頭銜的作用，奧斯曼蘇丹作為遜尼派穆斯林的最高領袖，至少在理論上得到了整個亞洲海域的普遍承認。換句話說，“普世哈里發(fā)”這一概念作為《托德西利亞斯條約》中所表述的普世統(tǒng)治權的伊斯蘭版本，成為國際伊斯蘭政治話語的核心議題，其影響力之深遠，是自9—10世紀的阿拔斯王朝以來所未有的。

《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

作者 [美]吉安卡洛·卡薩萊

譯者 董世康

審校 朱明

出版日期 2026.01

內容簡介

1517年，奧斯曼帝國蘇丹“冷酷者”塞利姆率軍征服埃及，將帝國版圖首次延伸至印度洋貿易圈。在此后的數十年間，奧斯曼人持續(xù)深入這片陌生而遼闊的海域，最終向其主要競爭對手葡萄牙帝國發(fā)起全面挑戰(zhàn)——這場為掌控亞洲海上貿易命脈的角逐，涵蓋意識形態(tài)、軍事與商業(yè)多重維度。

本書首次全景式再現了這場持續(xù)百年的全球霸權之爭。戰(zhàn)火從地中海沿岸蔓延至馬六甲海峽，從非洲腹地延燒到中亞草原。作者基于土耳其與葡萄牙檔案館的一手文獻，匯集六大語言書寫的大洲史料，通過蘇丹與宰相、間諜與海盜、雇傭兵與后宮女性等鮮活群像的傳奇經歷，生動展現了16世紀奧斯曼帝國的全球影響力。本書顛覆了西方主導的傳統(tǒng)敘事，論證了奧斯曼人不僅積極參與大航海時代的競逐，更運用海洋霸權、帝國威望與商業(yè)智慧，最終在印度洋建立起超越葡萄牙的帝國秩序，成為全球政治博弈的最終贏家。

吉安卡洛·卡薩萊

(Giancarlo Casale)

歐洲大學學院歷史系主任、教授，奧斯曼—土耳其研究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會成員，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Renaissance Quarterly、Medieval Encounters 等多家權威期刊的執(zhí)行主編或編委會成員。專攻近代早期奧斯曼帝國史、印度洋史與文藝復興時代東西方跨地中海的知識交流等。憑借《奧斯曼的大航海時代》，榮獲2010年坎迪爾歷史學獎、2011年福阿特·柯普呂律圖書獎提名獎、中東研究圖書獎提名獎。

朱明，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印度洋史史料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中國航海學會航海歷史與文化研究專業(yè)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為歐洲史、城市史、全球史、海洋史等。出版《歐洲中世紀城市的結構與空間》《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經濟體的興衰》《極簡法國史》《狼與雛菊》《印度洋史》等多部著作和譯著。

董世康，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碩士，上海大學歷史系博士在讀，研究方向為奧斯曼帝國史、中東史、印度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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