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醫院17個月，他們發現促進醫院“合理用藥”之法！

“科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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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位“低地位”的員工被賦予職權，去監督“高地位”同事、讓其配合工作時，“地位與職權不對稱”可能導致跨職能協調受阻，這不僅影響員工關系與團隊工作效率，還影響整個社會與人民的利益。

比如醫院為了合理用藥，會讓醫生負責開藥，藥師負責審方，但通常來說，醫生地位更高，即便藥師擁有審核監督的職權，也可能因“地位與職權不對稱”在干預時遇到困難，影響醫院用藥安全與醫療效率，進而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那是否有辦法讓低位者既能有效行使職權，又不引發高位者的抵觸，避免這些影響？浙江大學管理學院研究團隊發現，數字時代為解決上述問題帶來了新機遇。

圖片來源：?千庫網

過去17個月，在“學科交叉BEST戰略”與“科研思政育人模式”引領下，浙大管院教授謝小云、副教授胡瓊晶帶領博士生葉忱璨深入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一線，聯合醫院藥劑科專家戴海斌、何巍，共同跟蹤調研了該院上線的“合理用藥管理系統”，觀察訪談了50余位醫生與藥師，以“管理學+醫學”學科交叉研究，探索低位藥師如何實現與高位醫生之間的有效協調。

近日，他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高水平期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該研究發現，對數字技術進行權變式利用 （即有策略、靈活地利用數字技術），可以幫助低位者有效實現其跨職能協調目標。

那么如何開展對數字技術的“權變式利用”？本期【科研】專題，一起走近這項促進用藥安全、維護人民生命健康，扎根一線培養“頂天立地”科研人才的高質量研究。

學者簡介

胡瓊晶，浙大管院領導力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領導力，地位、權力與層級，群體與團隊

學者簡介

葉忱璨，浙大管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數字化轉型中的組織變革，人機協作，跨職能協調

學者簡介

謝小云，浙大管院領導力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研究方向：組織變革與轉型，極端環境下的團隊效能研究，領導力與團隊過程，數字化轉型中的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藥劑科專家戴海斌、何巍同為論文合作者。

“權變式利用”的關鍵在于，

對三個維度進行策略化構型

考慮到醫療體系專業層級分明、協作緊密，“地位與職權不對稱”帶來的跨職能協調難題在醫院表現得更為顯著，研究團隊選擇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開展民族志研究。期間，他們扎根醫院一線，跟蹤了24名藥師和35名醫生的日常工作，特別關注藥師與醫生如何圍繞處方進行跨職能協調，并通過“合理用藥管理系統”進行互動。

通過大量觀察、訪談與數據分析，他們發現，傳統場景下，當藥師和醫生對處方意見不一致時，“地位與職權不對稱”會阻礙其有效協調，最終的處方往往只能以醫生的意見為準。當“合理用藥管理系統”介入后，藥師可通過修改系統規則，攔截不合理的處方。如圖1所示，系統會彈出警告，并只提供“修改”按鈕，醫生必須修改處方，否則無法保存。

圖一： 不可忽視的系統警告典型案例（處方流程攔截）

這似乎完美地解決了醫生不配合的問題，但藥師并不敢輕易動用這一“強制權限”。一是怕引來醫生的抱怨和抵觸；二是擔心醫療現場情況多變，“一刀切”的攔截可能影響患者生命健康安全。因此，他們并沒有簡單地依賴系統強推規則，而是通過任務分類實踐，發展出一套靈活運用的策略，研究團隊將其稱之為“權變式利用”。

為了將這種策略理論化，研究團隊基于協調的三個維度（輔助、共同決策、監督），將藥師的系統利用策略分別編碼為流程優化、知識印記、強制服從，這三個維度共同構成了“權變式利用”，即有策略、靈活地利用數字技術。

“權變式利用”的三個維度

1

流程優化

藥師借助系統加快審方流程，把原來“人工一審到底”改為“系統先審，我再復審”。這不僅提升了藥師審核處方的效率，也優化了跨職能協作，提升整體處方簽發的效率。

2

知識印記

藥師把自己的專業知識通過系統提醒的方式向醫生傳遞，從而影響醫生的決策。例如，在提醒中說明“給藥方案不合理”，并解釋“該藥品應口服，必須整片吞服”，既傳遞了專業知識，又不顯生硬。

3

強制服從

藥師只在醫生出現嚴重錯誤時，才啟動系統的強制攔截功能。他們不隨意擴大自己的“指揮范圍”，而是在必要處加強管控，守住合理用藥的底線。

研究團隊表示，“權變性”主要體現在低地位專業人員對這三個維度的策略化構型。也就是說，這三種系統利用方式并不是平均使用的，藥師們有意控制系統的“干預力度”：強制服從最為謹慎，知識印記次之，流程優化則較為開放。

總之，“權變式利用”的核心在于：低地位的專業人員并不追求技術使用上的最大化，而是有策略地調控系統介入的程度。他們清楚自己在不同協調場景中的角色，既不回避職責，也不激化沖突。通過這種靈活而有原則的應對方式，藥師在復雜的醫療協作中既維護了專業立場，也保障了患者用藥的安全與合理。

胡瓊晶（右2）帶領博士生葉忱璨（右1）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與藥劑科專家何巍（左1）、戴海斌（左2）交流

不只是改善溝通與協作過程，

“權變式利用”擁有多重功效

研究團隊發現，藥師通過“權變式利用”數字技術，即有策略地、靈活地使用“合理用藥管理系統”，不僅能有效改善與醫生之間的溝通與協作過程，還能提升跨職能協調效果，提升整體醫療服務的效率，更好地促進用藥安全、維護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權變式利用”的三重功效

1

效率提升：讓合理處方暢通無阻

在沒有系統支持的傳統模式下，所有處方無論合理與否，都混在一起處理。當藥師花費大量時間處理早期的不合理處方時，后面的合理處方就可能被延遲發放，導致整體工作效率低下。而通過“權變式利用”，藥師可以有效區分處方優先級，有策略性地使用系統功能，使得合理處方能夠快速通過，不合理處方被及時攔截，整體工作效率顯著提高。

2

訣竅創造：在解決爭議中積累智慧

每次藥師和醫生成功解決處方爭議，都可能催生新的工作訣竅。當臨床實踐與藥理學說明之間出現沖突時，他們通過協商尋找到的變通方案就成為了寶貴的經驗積累。這些訣竅可以不斷豐富醫療實踐的知識庫，惠及后續的協作過程。

3

行為規范：技術輔助下的良性改變

通過技術系統對不合理處方進行攔截的成功率高達100%，有效減少了醫生的不當處方行為。這種由技術支持的干預方式，既保持了專業間的尊重，又確保了醫療規范的執行，同時促進了合理用藥與用藥安全。

他們的研究為企業數字化轉型

與醫療服務優化帶來重要啟示

以往的研究揭示，低地位專業人士想要獲得高地位專業人士的配合，通常有兩種策略：尋求第三方支持和討好高地位群體。但這兩種策略都可能帶來各種各樣風險。

而研究團隊所揭示的“權變式利用”策略，則提供了一條更為可行的路徑——低地位專業人士通過對數字技術的“權變式利用”，既行使了職能職權，又避免了高地位專業人士的抵觸，在維持良好協作關系的同時，大大提升了跨職能協調的效率與質量。

該研究不僅提出了一種通過數字技術解決跨職能協調“服從難題”的創新策略，豐富了跨職能協調的理論研究，還擴展了對專業人士在目標沖突環境下如何適應技術的理解，為技術適應理論做出了貢獻。

圖片來源：?千庫網

同時，該研究也為我國數字化轉型、醫療與藥學服務效率提升等提供了三點重要的實踐啟示：

01

數字化轉型需要關注“隱形”的地位差異

組織在推進數字化轉型時，除了要考慮技術因素，更應重視平行職能間存在的非正式地位差異，這些差異往往會成為技術適應與落地的隱形障礙。成功的數字化轉型需要采取權變性方法，在強制服從與靈活應變之間找到平衡。

02

有策略性的技術利用，可有效推動跨專業協作

醫療行業特別依賴跨專業協作來確保治療方案的安全有效。通過策略性設計和利用，數字技術可以作為一種有效的溝通媒介，增強醫療專業人士之間的雙邊學習和相互理解，提升跨專業協作的效率與質量。

03

中國藥學服務轉型需要新能力建設

隨著中國藥學服務向“以患者為中心”轉型，藥師需要提升兩方面的能力：專業的藥理學知識和數字技術應用能力。藥學部門應加強針對性培訓，支持藥師順利完成角色轉變，在臨床決策中發揮更大價值。

該研究也是浙大管院

扎根一線培養人才的生動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這項學科交叉融合研究，不僅發現了數字技術為解決傳統組織管理難題帶來的新機遇，助推國家“數字中國”與“健康中國”戰略深入落實，還通過“深入一線的人才培養模式”，激發同學們踐行“Standing in the field”學術理念，以“頂天立地”研究服務國家戰略與經濟社會發展。

此次研究中，博士生葉忱璨在浙大管院教授謝小云、副教授胡瓊晶指導下學習并運用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扎根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一線進行深入調研。盡管面臨醫生工作繁忙、訪談與數據收集工作較為困難等挑戰，但博士生葉忱璨在導師們的指導下，最終通過觀察、正式與非正式訪談等等，成功克服困難，完成了數據收集與分析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博士生葉忱璨實現了跨學科科研創新能力、思辨能力、問題解決能力以及協作能力等多方面的提升。

團隊成員、浙大管院博士生葉忱璨扎根醫院交流

此外，該研究鼓勵本博同學共同參與項目，通過共研協作的方式，本科生從中體會到了科研的樂趣，博士生則通過扎根一線的調研，進一步提升了科研能力。

更重要的是，該研究激發了同學們心懷“國之大者”的科研使命感，研究團隊通過構建系統性科研訓練路徑和扎根一線的多維度能力培養機制，讓同學們深刻體會到踐行“Standing in the field”學術理念對社會的深遠影響，未來將更加注重面向國家戰略和產業發展重大需求做研究。

博士生葉忱璨參加首屆MOR論文發展工作坊暨學術會議，圍繞該研究作學術報告

聚焦“四個面向”，

以有貢獻力、有影響力的

高水平科研與學科交叉會聚，

服務國家戰略

與人類生活美好進步，

是每一位浙大管院學者的使命。

【科研】系列專題

將持續為你講述

他們的最新科研進展。

附：論文摘要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is common in contemporary work and requires professionals with different expertise and roles to cooperate to complete tasks. However, conflicts can exist between functions.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specific factor that impedes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 status–authority asymmetry, where professionals with lower status are assigned functional authority to supervise higher-status professionals and demand their compliance with particular processes or task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suggests strategies for the low-status group to elicit the high-status group’s compliance; however, neither approach is cost-effective. We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investigate how low-status professionals can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to improve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We conducted a 17-month ethnographic study in a Chinese hospital to determine how low-status pharmacists obtain compliance from high-status doctors in the prescription review process. We propose that contingent exploitation (i.e., strategically restricte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achieve the low-status function’spurposes. Through strategic configuration of process streamlining, knowledge imprinting, and compliance enforcement, the low-status group can exert functional authority without evoking fierce resistance from the high-status group.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on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and extends our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ical adaptation in a cross-functional context.

采訪編輯：段婷

審核：佟慶、胡瓊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