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
不作為犯罪通常須以行為人負有某種特定義務為前提。不作為犯罪的義務來源包括先行行為產生的義務在內。司法實踐中，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雖無法律或血緣上的保護、扶助義務，但如果雙方基于個人意愿在特定時間、私密空間實施特定行為時，相互對另一方具有保護義務，即當一方處于危險狀態時，另一方負有積極救助的義務。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長期從事刑事辯護與刑法教學，作為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資深執業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下面張教授探討特定時空下的救助義務如何界定。
首先要明確，刑法中的故意殺人罪并非僅指積極的暴力加害行為，“不作為”也可能構成犯罪。不作為犯罪的成立，必須滿足一個核心前提：行為人負有特定的作為義務。這種義務不是憑空產生的，我國刑法理論通說將其來源分為法律明文規定、職務或業務要求、法律行為引起以及先行行為引起四類。王某案的關鍵，就在于“先行行為”引發的救助義務。
什么是“先行行為”？簡單來說，就是行為人實施的某種行為，使他人的法益陷入了危險狀態，那么行為人就負有排除該危險、防止危害結果發生的義務。
在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王某故意殺人案中，王某與被害人在地下停車場王某的轎車車廂內發生性關系時，被害人突發疾病，出現意識不清、昏迷不醒的情況。被告人與被害人自愿進入密閉的轎車內實施特定行為，這一先行行為構建了一個特殊的“特定時空環境”——在地下停車場的轎車內，這個相對私密且與外界隔離的空間里，雙方成為了彼此最易接觸、也最有可能提供救助的人。此時，被害人突發疾病陷入昏迷，其生命安全直接依賴于王某的救助行為，王某的先行行為便自然衍生出了救助義務。
王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應當具有突發疾病昏迷不醒可致人死亡的常識，且在其對被害人實施“開窗通風、人工呼吸、掐刺人中”等行為后，被害人仍昏迷不醒時，其更應認識到不予以積極、有效救治可能產生死亡的后果。其作為負有特定義務的人在有能力將被害人送醫急救的情況下，自當日12時04分駕車開出事發停車場遲延至14時22分才送至醫院，使被害人無法得到及時、有效救治，放任了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致使被害人因疾病身亡。
本案中，王某與被害人雙方雖無法律或血緣上的保護、扶助義務，但王某駕車與被害人至停車場在車廂內發生性關系的先行行為，產生了雙方基于個人意愿在該特定時間、私密空間內對另一方的保護義務，即當一方處于危險狀態時，另一方負有積極救助的義務。王某未履行積極救助的義務，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不作為）。
可能有人會問：普通朋友相處時，一方突發疾病，另一方不救助也不會構成犯罪，為何此案不同？這就涉及到“特定時空”對義務強度的強化作用。在開放公共空間中，救助義務可能由多個主體分擔，甚至可依賴公共救助力量；但在密閉私密空間中，行為人對危險狀態的控制力更強，也排除了他人介入救助的可能性，此時其救助義務就具有了排他性和強制性。王某作為心智正常的成年人，在實施人工呼吸、掐人中等簡單措施無效后，完全能夠預見到不及時送醫可能導致死亡結果，卻仍拖延近兩小時才送醫，最終導致被害人因錯失最佳搶救時機身亡。這種“明知可能發生危害結果而放任其發生”的心態，已構成刑法意義上的間接故意。
此案的判決，打破了“無血緣無法律關系就無救助義務”的認知誤區。法院明確指出，即使雙方無法律或血緣上的扶助義務，基于個人意愿在特定時間、私密空間實施特定行為時，就會產生相互保護的義務。這一裁判邏輯，本質上是刑法對“危險控制原則”的踐行——誰制造或控制了危險，誰就有義務消除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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