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萬唐軍不敵1000吐蕃人？從出土文獻，解讀蘇定方事跡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微漫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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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隋唐演義》這部作品中，蘇定方的形象被塑造為一個追求榮華富貴、臨陣脫逃的懦夫，以及陷害羅藝的奸人。這一形象在后世的文學作品中被進一步固化，使得蘇定方的“反派”形象深入人心。

然而，在更早的《大唐秦王詞話》中，“蘇定方是以忠臣孝子面目示人，為竇建德政權鞠躬盡瘁，力挽狂瀾，卻功敗垂成，非人數(shù)，實天數(shù)”。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了蘇定方形象的巨大轉變呢？以下三個因素不容忽視：

①歷史記載中對蘇定方早期在竇建德手下的事跡記載較為簡略，這為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想象空間。

②《大唐秦王詞話》中創(chuàng)作了蘇定方殺死唐朝大將羅成的情節(jié)，雖然本意是展現(xiàn)蘇定方的驍勇善戰(zhàn)，為大唐勁敵。但由于羅成在民間的崇高地位，這一行為反而使蘇定方的形象受損。

③《隋唐演義》創(chuàng)作時期正值明清交替，當時文人對外族統(tǒng)治持有反感，而竇建德曾向突厥稱臣，受到突厥扶持，這一行為讓當時的文人對蘇定方等竇建德部將產生了負面看法。但是隨著一份文件的出土，蘇定方在歷史圈這個小圈子中的地位迎來反轉。

▲吐蕃文獻的出土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的藏經洞中的那次驚世發(fā)現(xiàn)，為我們揭開了吐蕃歷史文獻的神秘面紗。這些用古藏文書寫的歷史文獻，詳細記載了唐朝與吐蕃之間的一系列沖突與戰(zhàn)爭，其中，659年唐將蘇定方與吐蕃亞相達延奔布在吐谷渾之間的一場戰(zhàn)斗，尤為引人注目，因為這一事件在漢文史料中并未有所記載。

文獻中的相關記載按通譯本為：“及至羊年(高宗顯慶四年，已末，公元659年)贊普駐于“扎”之鹿苑，大論東贊前往吐谷渾(阿豺)，達延奔布之于烏海之“東岱”處與唐朝蘇定方交戰(zhàn)。達延亦死，以八萬之眾敗于一千。是為一年。”

在這段由吐蕃敵手所留下的記載中，它似乎迎合了一種普遍的心理預期：一旦連對手都不得不承認的敗績，那唐軍的勝利便顯得更加確鑿無疑。網絡上的歷史討論區(qū)充滿了對這一唐軍“驚天動地大勝”的肯定，人們將其塑造成了一幅千名勇士以一敵八十，英勇戰(zhàn)勝強敵的宏偉畫卷，對唐軍的威武形象進行了極致的渲染。

在這樣的贊歌聲中，蘇定方如同戰(zhàn)神降世，一舉成為了“大唐戰(zhàn)神”的代名詞。然而，將吐蕃的記載視為唯一真理，這種做法未免顯得過于草率和武斷。我們必須更加細致地審視幾個關鍵的歷史問題：這場戰(zhàn)斗的時間與空間坐標是否準確無誤，其歷史背景是否合理；蘇定方與吐蕃交戰(zhàn)的深層動機和戰(zhàn)略目的是什么，這些動因是否與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相符。

若這些關鍵點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證和合理解釋，那么關于這一戰(zhàn)斗的記載，終究只能是孤立的證據(jù)，難以確立其不可動搖的地位。因此，我們需要嚴謹?shù)难芯俊Ｍ瑫r一個無法回避的疑問是：如此規(guī)模的一戰(zhàn)，為何在唐朝官方史料中竟未留下只言片語？

筆者在此提出一種可能的解釋：蘇定方的事跡曾被人為刪削，而此役亦隨之湮沒。欲究根由，須先回到唐國史的纂修現(xiàn)場。眾所周知，《舊唐書》《新唐書》皆脫胎于《唐實錄》，而實錄的纂修，許敬宗、劉仁軌二人最為關鍵。

許氏與蘇定方私交甚篤，史德有虧，早已為后世詬病；劉仁軌與蘇氏雖無直接恩怨，卻與許氏一黨李義府勢同水火。李義府嘗構陷劉仁軌于百濟，幾置其于死地。同時劉氏代蘇定方經略熊津，自然也有“貶前人以彰己功”之動機。

由此觀之，蘇定方之形象在唐代國史中恐歷經“兩級反轉”：許敬宗秉筆時，鋪陳戰(zhàn)功，不無溢美；劉氏當權后，刪繁就簡，甚至整段削落。此役之失載，或正是劉仁軌“裁抑前勛”之直接后果。于是，史籍留白，戰(zhàn)功成空，只剩后世史家面對紙背 Silence，徒呼負負。

“孟達天池”之戰(zhàn)時間和空間與吐蕃背景探究

第二時間的準確性問題。首先唐高宗顯慶四年，蘇定方因都曼叛亂而被派遣前去平叛。但是關于蘇定方平定都曼叛亂的具體時間，史料無明確記載。筆者根據(jù)當代學者的研究認為，其時間顯慶四年三月彌射敗真珠葉護前后，故蘇定方從出征到平定都曼到返回至少也有9個月時間，這段時間與吐蕃交戰(zhàn)綽綽有余。

第三在探究歷史長河的時間之后，我們更應細致入微地審視空間。地理位置的精確性，對于確證唐朝與吐蕃之間烽火連天的歷史真相，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須知，文獻中提及的“烏海之東岱”，并非其原始之稱。

其真實名諱為“措那董茹””其中“措那”在藏語中意指烏海或黑海。熟知唐史者皆知，公元670年，唐朝名將薛仁貴揮師吐谷渾，與大非川一役中與吐蕃名將論欽陵交鋒，而烏海之地，尚位于大非川之先。

據(jù)此，通常將“烏海”界定于吐谷渾的版圖之中，即今日之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境內。至于蘇定方的西域之行，史書并未詳細記載其路線。但基于穩(wěn)妥與速度之考量，其路線當沿襲古老的“絲綢之路”，自繁華的長安或洛陽啟程，穿越甘肅，直至新疆。

若蘇定方深入吐谷渾與吐蕃交戰(zhàn)，則蘇定方棄西域平叛之既定使命于不顧，轉而涉足“烏海”之險遠，關隘重重，疾病肆虐之地，其背后之意圖，實令人費解。因此，蘇定方與吐蕃的交鋒，似乎在邏輯上顯得頗為乖謬。

然而，不管是吐蕃史料還是唐朝史料都沒有記載，蘇定方所去之烏海和薛仁貴所在之烏海為同一個烏海。實際上“青海境內有兩個“烏海”，一個是被稱為“東給措納湖”位于今果洛藏族自治州瑪多縣花石峽鎮(zhèn)一帶，另一個則被稱“東日措納湖”位于今青海循化縣境內之東部孟達鄉(xiāng)”。

雖然兩者都在吐谷渾境內，但是地理位置的不同使蘇定方這次行動目的不同，前者意味著蘇定方要孤軍深入。后者實際上是與唐所設米川郡(今青海循環(huán)縣西部)相對而立，所以稍微有點軍事常識的都應該知道，吐蕃軍隊在唐邊境大軍集結這意味著什么？

顯然要是后者明顯是符合邏輯的，那么這個烏海究竟是那個地方呢？對此我們從達延戰(zhàn)死這一具體地點入手據(jù)“《道幃藏族社區(qū)志》中寫道:“達延芒布支大臣率蕃軍一千兵，前往董岱措納湖一帶，于漢兵八萬軍交戰(zhàn)。達延芒布支不幸而犧牲。屬下為了彰顯和永記他的戰(zhàn)績，按照當?shù)厝说娘L俗習慣，此山上修建陵墓，并炯察和朝察兩大將軍聯(lián)合把漢軍從達延石城趕到黑山。此后，達延芒布支被敬為山神，同時成為具有神力的家鄉(xiāng)神。”

位于“東日措納湖”或者“烏海”附近的“達延神山” 不僅是道幃藏族鄉(xiāng)的圣地，“達延山神”更是道幃藏族鄉(xiāng)的保護神。達延·芒布支卒后，“烏海”附近的居民(今道幃鄉(xiāng)一帶居民)把他敬為山神 并將他的墓建在今循化縣道幃藏族鄉(xiāng)一帶。

綜合以上資料，唐之“烏海”或者吐蕃“董岱措納(孟達天池)”的具體位置可以確定為今循化縣孟達鄉(xiāng)、道幃藏族鄉(xiāng)以及大河家鎮(zhèn)交接處之名為“東日措納湖”或者“孟達天池”的圣湖另外有學者對原名“措那董茹”的深入解析，指出“今青海循環(huán)縣以撒拉語命名的孟達天池在藏語被稱作“董茹措那”(stong ru mtsho nag)，與原名“措那董茹”只是前后兩詞換位而已。”

可知唐與吐番交戰(zhàn)地，并不是吐谷渾而是在唐隴右道附近，蘇定方也并不是孤軍深入，而是吐蕃大舉入侵。那么再考證時間空間的問題之后，我們再來考證時代背景是否合理？有一種觀點認為此時唐番尚是友好關系，吐蕃不可能再此時與唐作戰(zhàn)。

對此筆者認為應該深入剖析吐蕃入侵的真實目的，我們可以從弓月和疏勒二王向唐朝歸降的史料中，抽絲剝繭地探尋其背后的戰(zhàn)略意圖。據(jù)史冊所載：

“十二月，丙午，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面，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yè)發(fā)兵討之。嗣業(yè)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這段歷史記載不僅揭示了吐蕃入侵的深層動因，也描繪了當時西域地區(qū)錯綜復雜的政治局勢。起初，弓月王與都曼聯(lián)手，意圖在蘇定方平定賀魯之亂后繼續(xù)維持其勢力范圍。然而，在蘇定方的軍事打擊下，弓月王只能轉而聯(lián)合吐蕃，其目的在于兩面夾擊，繼續(xù)與唐朝抗衡。

吐蕃此次對唐隴右道的入侵，顯然是受到了弓月王的邀請，另據(jù)《刪府元龜》載“海政軍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眾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zhàn)，遂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其后吐蕃盛言彌射不反，為步直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史料中“又”字透露出吐蕃非首次踏入西域，與唐軍交鋒。結合前文記載，此事應發(fā)生在蘇定方撤軍之后。由此可見，吐蕃采取了雙線戰(zhàn)略，一方面自青海方向發(fā)起攻勢，其終極目標似在占領甘肅這一戰(zhàn)略要地，切斷唐朝與西域各國的聯(lián)系；另一方面則揮師西域，與弓月會合，以此震懾唐朝在西域的盟友，使得唐軍陷入首尾難顧之境。

然而，歷史的舞臺上總是充滿了意外。吐蕃的這次軍事行動，恰好遭遇了凱旋而歸的蘇定方。這場意外的遭遇戰(zhàn)，不僅打破了吐蕃精心策劃的戰(zhàn)略布局，也成為了唐朝與吐蕃之間斗爭的轉折點。

“一千破八萬”可能只是翻譯錯誤

那么時間與空間吻合，唐史為何沒有記載也進行了解釋。是否可以認為這仗就確鑿無疑了呢？其實不然，這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即翻譯是否正確？由于這批文獻的發(fā)現(xiàn)對于研究唐與吐蕃的關系具有重大意義，因此，對其內容的翻譯和理解必須嚴謹。

以下是筆者整理的不同翻譯版本，共分為五種觀點，以期達到對文獻內容的精準理解和表達。首先，第一種翻譯為唐朝大勝，第二種翻譯則認為吐蕃與唐朝交戰(zhàn)，結果是吐蕃的八萬大軍損失至一千。

第三種解讀主張?zhí)迫舜髷。巳f人不敵一千。第四種翻譯則是唐軍小勝，一千吐蕃兵敗于八萬唐軍。最后，第五翻譯讀為吐蕃小勝，八萬吐番軍擊敗一千唐軍。正如學者指出的那樣“這就是記載史事因語詞隱晦，造成不清不楚的結果，讓后人費疑猜，致史事混沌不明”.

針對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我們必須回歸文本的原意進行闡釋。索南加在其研究論文《敦煌本《吐蕃大事紀年》部分地名及疑難詞句研究》中，為我們提供了深刻的見解。

指出以下三點，按原文之意，達延并非戰(zhàn)死或者被殺死，而是以一種平和的方式離世，即正常死亡。原文中并沒有明確表達勝敗之意，而是用“技窮”來形容，這表明了一種力量的枯竭而非戰(zhàn)斗的結果。因此，原文的真實意圖的描述是“八萬技窮于一千”，即八萬大軍在面對一千敵人時感到力不從心。

由于原文的模糊性，我們無法確切知道是唐軍還是吐蕃軍處于這種困境。然而，考慮到漢文史料中并未記載這一事件，且“唐軍八萬技窮于一千吐蕃”這一表述符合文書的規(guī)范，因此更有可能是唐軍遭遇了這一困境。

筆者認為，現(xiàn)存的漢文資料大多距離這場戰(zhàn)斗已有百年之遙，因此在編纂時不可避免地會參考《實錄》。而《實錄》曾被劉仁軌刪改，他有足夠的動機去抹去這場戰(zhàn)斗的記錄。

不過由于《敦煌歷史文本》是吐蕃人所寫，外加違敗楊勝嚴重，對唐作戰(zhàn)無一敗北記載，故筆者認為原文的記載，因是“唐軍八萬計窮于吐蕃一千”，所以吐蕃此條記載，實際上是嘲笑唐軍無能。即你八十倍都無法拿下我一千，反而陷入計窮之地。

關于此戰(zhàn)的一些個人看法

前文之考證，雖廓清迷霧，然問題并未就此塵埃落定。首先，吐蕃一方的記載并非鐵證。學者在深入剖析《敦煌歷史文本》時發(fā)現(xiàn)一個關鍵現(xiàn)象：吐蕃人在論證誰勝誰負之時，可能不會像中原人這樣，用“敗之”“大破之”等等詞匯。而是斬殺多少多少人來論證勝。

然而，在烏海之戰(zhàn)的記載中，吐蕃一反常態(tài)，并未炫耀其斬獲，反而以“技窮”一詞含糊帶過。如同像拳手賽后不亮比分牌，只嘟囔“對面先慫”，心虛得幾乎聽見回聲。反觀唐朝，若筆者推測正確，則唐廷最初的官方記錄，或許只是“大破吐蕃”這類籠統(tǒng)的表述。

但是經潤色組層層鍍金，就成了“斬級數(shù)萬，吐蕃宵遁”，這樣大勝記載，后又被劉仁軌全部刪除。至于戰(zhàn)場實況，大概遠沒文字熱鬧。此役的真實面貌，需從關鍵人物達延的身份說起。

學界對其身份素有二說：一為吐蕃亞相，然證據(jù)薄弱；二為吐谷渾王族，其名亦具吐谷渾特征，故推斷其為親蕃且手握實權的吐谷渾王子。筆者傾向后者。據(jù)此，戰(zhàn)事脈絡或可重構：公元659年，論欽陵之父率軍入侵吐谷渾，在內憂外患之下，吐谷渾歸附吐蕃。

后因西域爭端，吐蕃與唐反目，遂命達延率領吐谷渾與吐蕃聯(lián)軍，進犯唐之隴右。恰逢蘇定方班師回朝，雙方于烏海（今孟達天池）狹路相逢。激戰(zhàn)之后，戰(zhàn)局陷入膠著，勝負未分。關鍵時刻，聯(lián)軍主帥達延意外病故，軍心動搖，吐蕃軍隊遂主動后撤。而蘇定方亦急于回京受封，無意窮追，遂引兵而還。

吐蕃方面，雖未戰(zhàn)敗，但殺傷不足，且戰(zhàn)略目標受挫，只能通過“唐軍八萬，技窮于我一千”的夸張說辭，挽回顏面，粉飾其無功而返的窘境。因此，烏海之戰(zhàn)的真相，并非任何一方的完勝，而是一場因主帥猝死而中斷、被雙方政治需求共同扭曲的戰(zhàn)略僵局。

參考資料

梁山《蘇定方歷史與文學形象對比》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

《舊唐書.許敬宗傳》

《新唐書.李義府傳》

拜根興《也論蘇君墓當為蘇定方墓》

畢濤《唐代西突厥都曼起兵史事考》

夏吾交巴《“大非川”地理位置考》

葉拉太《吐蕃地名研究》

日月山與大非川——(日)佐藤長《西藏歷史地理研究》商榷之一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02

《唐吐重要文獻選輯》

索南加《敦煌本《吐蕃大事紀年》部分地名及疑難詞句研究》

黃正英《敦煌本吐蕃歷史大事記年有關唐吐關系的譯注拾遺》

林冠群《從吐蕃大事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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