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辯護洗冤錄｜天空中的那道彩虹——銷假二審成功改判“無罪”

▲ 陪同李曉梅前往廣州時在博物館拍攝

全文共7963字，閱讀大約需要20分鐘

• 2025年9月30日上午10點
• 喬治律師：“做好收監的心理準備。我們不能賭，即便是有萬分之一的概率，我們也要擔心這種事情的發生。”
• 李曉梅：“我也是擔心這個，沒給我們時間處理好個人的生活。”
• 喬治律師：“你把我的電話留給你家人，如果有什么緊急的事兒及時跟我聯系。”
• 2025年9月30日下午15點
• 李曉梅：“喬律師，改判了！！！只交罰金，不用判刑。”

本文是筆者在辦案中的記錄與思考，歡迎法律同仁批評、斧正。

文｜喬治 律師

本案偵查階段，我尚未介入辯護工作，直至2024年11月，本案審查起訴期限快結束，李曉梅確認對我的委托。

讓我感念的不僅在于，這是一個一審判處實刑，二審撤銷實刑的案子。

更在于，這是幫助一個90后的小姑娘擺脫牢獄之災的案子。

看到李曉梅，就想到當時一個山西的小伙子孤身一人來到廣東的自己，在她的身上，仿佛看到了當年自己的影子。

陪同李曉梅抓獲主犯途中的顛簸、法律文書字句的斟酌、庭審辯論時的交鋒與靜默、與承辦檢察官、法官溝通的忐忑、鐵窗內外的隔絕與融通。所有沉淀于歲月深處的，總會在某個午夜被悄然喚醒，被理性封存的過往頃刻如決堤之水漫過心岸。

一、90后外鄉小姑娘的“求職路”

▲ 刑辯旅拍

2020年9月，嶺南的初秋依舊悶熱。對于李曉梅而言，人生的軌跡被一紙工作安排徹底扭轉。她和謝燦被老板王珈叫到跟前，簡單地告知：“去佛山南海的那個倉庫上班，你負責跟單，他負責打包。”

地點是佛山市一個倉房。

這里沒有窗明幾凈的辦公室，有的只是堆積如山的紙箱。里邊放著的是印著熟悉蘋果商標的充電器、數據線、手機殼和耳機。

起初李曉梅不是沒有過疑慮，這些產品的做工粗糙，價格低得離譜。但“老板的安排”、“一份工作”的念頭，壓過了這絲不安。她開始每天核對訂單，記錄流水；謝燦則沉默地打包，將一個個包裹發往全國各地。

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然身處一個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巨大鏈條末端。直到警笛聲劃破倉庫的沉寂，冰冷的手銬戴上的那一刻，他們才驚覺，自己不再是普通的打工者，而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的犯罪嫌疑人。

其實在剛接觸李曉梅的時候，我總覺得這個小姑娘很熟悉，熟悉的讓我有點不真實。或許是她身上那種不服輸的精神，亦或者孤身一人來粵闖蕩的感覺，讓我看到曾經的自己。

同樣是那種混雜著惶恐與不甘的神情，像極了多年前那個剛下火車，提著行李站在廣州南站的地鐵島臺上，既茫然又堅信能闖出一片天的自己。

我們這一代人，仿佛生來就被植入了一種程序：向南方，就能找到出路。于是千千萬萬個我們，像候鳥一樣涌入這片熱土，擠在城中村的握手樓里，算計著每一分錢，用青春和汗水去賭一個模糊的未來。

她輕聲講述著自己是怎么面試進入王伽的那個倉庫，又是如何慶幸終于找到了落腳點。她的敘述里沒有詭辯，只有一種認命般的坦誠。

我聽著，仿佛聽見了多年前那個在辦公室，同樣對復雜社會規則一無所知，僅憑一股力氣向前沖的自己在說話。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太習慣于埋頭趕路，以至于常常忘了抬頭看天，分辨方向。

正是這種深刻的共鳴，讓我無法僅僅將她視為一個“被告人”。她走錯的每一步，都仿佛是我人生可能出現的另一種岔路。只是，或許我比她更幸運吧。

這份熟悉感，早已超越了委托關系，它化作了一種沉甸甸的責任：我不僅要為她辯護，更要為她，以及那個曾經同樣懵懂的自己，尋回一個走向光明的可能。

二、初見李曉梅與案件切入

▲ 刑辯旅拍

時間跳轉到2024年11月17日。

“喬律師，我因為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檢察院量刑有期徒刑，而且還有罰金。檢察官跟我講我全額退贓的話，才能緩刑，可是我就是一個打工的，現在根本拿不出這么多錢，高麗華律師推薦您，我想跟您溝通一下這個事情。”

“你先別著急，我們慢慢梳理一下，首先第一個問題啊，假冒的注冊商標是什么商標？”

“其實就是蘋果的手機殼之類的東西，但是這些渠道都是老板王伽對接的，我平時就是跟單的。”

“額，跟單是什么意思？”

“跟單的意思就是有些產品可能庫存不夠了，就跟王伽講，然后補貨。謝燦是我同事，我們兩個一起被抓的，他是負責打包的。”

“那你們涉案的金額很高嗎？你們既然是從犯，為什么都沒有緩刑的口子呢？”

“我不知道，我真的就是個打工的，目前鑒定是按照市場價的鑒定的，涉案金額大概200萬左右。檢察官說我確實是從犯，所以給我和謝燦的量刑都比較低，但是雖然量刑比較低，可是這也意味著我們還要在被關在看守所，我才剛剛找到新的工作……”

“行，我知道了，這樣吧，你目前既然處于取保候審狀態，那咱們當面聊一聊。”

“好的。”

我記得，我是在律所的茶室接待的李曉梅，看著她清秀稚嫩的面龐，仿佛與社會這個復雜場域格格不入。細看之下，那份稚氣中混雜著茫然與一絲倔強，恰恰印證了她對周遭世界的運行法則，缺乏基本的認知。

其實在接待李曉梅的時候，心里也會止不住地盤算：目前基礎事實既定的情況下，有什么可以支撐起翻盤呢？

其實罪輕辯護，就是在做加減法，對于犯罪情節做減法，比如金額上是否降低，罪名是否調整等，對于量刑情節則是做加法，比如是否存在自首，立功啊等等。

立功，對，本案主犯尚未抓獲的情況下，李曉梅可以立功！

“李曉梅，你老板王伽呢？王伽作為本案的主犯，為什么沒有歸案呢？”

“不知道啊，我當時做筆錄的時候，我向警察說了老板的線索，但是警察后續也沒有抓王伽。所以，王伽我現在也不太清楚，不過我倒是看到王伽的朋友圈，經常也還是會有更新的。”

“那你現在能不能找到王伽？”

“那我要去檔口看一下，這個很重要嗎？”

“嗯，對很重要，因為你目前是被動歸案，所以量刑情節中的自首肯定是不行的。雖然你是從犯，但是結合檢察官的觀點，既然無法全額退贓，而且加上你是簽署了認罪認罰之后才找的我，隨意反悔的話，甚至有可能抬高你的刑期。所以，如果你對量刑有異議，那必須尋找突破點。既然王伽沒有歸案，你作為嫌疑人、被告人，幫助司法機關抓獲主犯，這是典型的立功，我們可以從這個切入案件。否則，這個案件就是個死案件。”

這意味著要直面過去的恐懼，要承擔可能被報復的風險，更要經受內心道德與求生欲的激烈掙扎。那一刻，李曉梅的臉上寫滿了猶豫、恐懼和復雜。但最終，對自由的渴望，對重塑人生的期盼，戰勝了一切。她緊緊抿著嘴，用力地點了點頭。“好，我去找。”

不過，在這之前，我計劃先將案件攔截在檢察院，再重新談一次量刑。

所以在接待完李曉梅后，我就給承辦檢察官打去了電話：

“你好，檢察官，我是李曉梅的辯護人喬治律師，主要有兩件事兒，第一，我們也是剛剛介入這個案件的辯護，我們想申請閱卷。第二，這個案件李曉梅可能有立功情節，所以認罪認罰具結書中所羅列的情節，可能有遺漏……”

“啊，我不是檢察官，我是她的助理，檢察官休假了。不過你如果想要閱卷的話，可以過來檢察院，我拷給你。”

“那檢察官什么時候休假結束呢？”我看了看日期。

“下周吧，下周檢察官就回來了。”

“行，我下周跟她聯系吧。您也跟承辦人講一下，不要那么著急移送法院，畢竟當事人處于取保候審階段，審查起訴期還挺長的。”

可是，11月25日，我們突然收到通知，案件已經移送法院了。所以我立馬聯系了承辦人：“檢察官，您好，我是李曉梅的辯護人，上周您休假，我跟您助理溝通了一下案件能不能暫緩起訴的問題。但是今天我突然收到案件移送法院的通知，所以我想跟您溝通一下。”

“你是提到立功的問題是吧，這個我們已經找公安核實過的，李曉梅的行為不構成立功的。”

嗯？我突然好像意識到，我們好像講的不是一回事兒。

“您是不是有點誤會，是這樣，我們想提的不是李曉梅在偵查階段做筆錄時提到的銷售、老板的線索，而是我們已經知曉主犯王伽藏匿的地點，下午就打算去協助公安機關抓捕主犯。”

“嗯？你們知曉了主犯藏匿的地點？那可以啊，你們聯系公安機關后，公安機關隨后會出具情況說明，如果構成立功的話，我們也是認可的。”

“可是這不，李曉梅已經簽署了認罪認罰嘛，如果加上立功的話，這個量刑？”

“如果立功查證屬實的話，我們會變更量刑建議的。”

“主要是這樣的情況，您也親自提審過李曉梅和謝燦，這兩個小年輕，其實無非就是打了一份工，領的也是正常的工資，也沒什么積蓄。我們就是想通過部分退贓再加上立功的情節，能不能爭取到緩刑。”

“那這個你們可能要跟法院溝通的，我們檢察院是很少出具緩刑的量刑建議的。至少我沒有出具過。”

眼看可能會出現談判崩盤的局面，所以，我選擇還是跳出固有的觀念，套用廣州案的處理模式。

“那檢察官您看，我們也會加緊跟法院溝通本案，但是，如果在庭審過程中，我們提出緩刑意見的時候，您看，作為檢方不要說什么社會危害性較大啊之類的，進而反對適用緩刑。”

“這我們不會，主要是看法院覺得適用緩刑沒什么問題，我們也不會提出什么異議的。”

“行，非常感謝，那我們先把立功的情節固定下來再說。”

三、廣州之行，通往救贖的荊棘路

▲ 刑辯旅拍

前往廣州的路途，充滿了沉重與未知。這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出差，而是李曉梅自我救贖之旅。

在路上，李曉梅目光時而茫然地望向窗外掠過的城市樓宇，時而落在我起草的《刑事犯罪線索舉報材料》，仿佛這是她此刻唯一能抓住的浮木。

根據李曉梅記憶碎片拼湊出的線索，我們穿梭在荔灣區一片老舊的商貿城之間。空氣里混雜著皮革、布料與電子元件的味道。

“對，就是這里，王伽的檔口就在這兒，我和謝燦先上去看一下，看看王伽在不在。”

“行，你們先上去辨認一下。”

在上樓的過程中，李曉梅的每一步都顯得遲疑而沉重，每一次張望都混合著擔心與決絕——她在搜尋那個曾決定她命運的人，也在搜尋自己迷途的起點。

當那個熟悉又令人心悸的身影，終于在一家配件商鋪門口出現時，時間仿佛瞬間凝固。李曉梅的呼吸驟然急促，她下意識地向我身后退了一步。我也沒有催促，只是用眼神給予了一個無聲卻堅定的確認。

下一刻，我讓李曉梅在檔口附近等著，我和謝燦以及謝燦的辯護人林銘壯律師下樓，報警，等待警察到來。

從口袋中掏出手機，按下了“1-1-0”這三個數字。

“你好，我是廣東通度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喬治。我的當事人涉嫌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但是當事人現在找到了主犯的住所和藏匿地點了，我們想向公安機關舉報……”

我看了看旁邊的謝燦與林銘壯律師，跟謝燦講：“這個電話，應該是能夠確定你們立功情節了。”

警燈閃爍的光芒，取代了商貿城門口繚亂的霓虹。當荔灣區的公安民警將主犯王伽帶離現場時，所有的喧囂仿佛瞬間沉寂。

在派出所那間嚴肅而簡潔的辦公室里，辦案民警做完最后的筆錄，抬起頭，對李曉梅和謝燦說：“情況我們已核實，李曉梅和謝燦舉報并協助抓獲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承辦本案的公安機關一會就過來接人。”

這句話，像一道強光，刺破了連日來籠罩在她頭頂的陰霾。它不是一句簡單的認可，而是一紙官方證明，證明了她從犯罪的協從者，轉變成了法律的維護者。

辦案民警講到“不過，你們也需要等一下承辦本案的公安機關過來，你們可以在外邊坐著等一下。”

“好，正好趁這個時間，我給法官也匯報一下這個情況。”我看著李曉梅和謝燦說道。

“法官，你好，我是李曉梅的辯護人喬治律師，之前我們提交了一份轉普通程序的申請，不知道您收到了么？”（因為之前考慮可能協助抓捕同案犯可能會拖得時間比較久，所以案件剛到法院我就向法院提交了一份轉普申請。）

“是啊，我這邊已經收到了，我正想跟你溝通一下這個事情呢，我看到你們的轉普申請上有寫立功的問題。具體怎么回事？”

“是這樣，李曉梅和謝燦知曉主犯王伽的藏匿地點，這不，今天下午，我們剛剛協助廣州荔灣公安機關抓獲了主犯。現在還在派出所呢。”

“這樣啊，那既然你們已經抓住主犯了，那轉普其實就沒必要了吧。”

“是這樣的法官，您看我們也不是糾結這個程序問題，只是說我們可能認為普通程序在事實認定上，相比較簡易程序比較嚴格，而且，雖然當事人已經認罪認罰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想爭取一下量刑的空間。”

“其實，你們沒必要轉成普通程序的，況且，如果你們對客觀事實沒有什么異議的話，簡易程序，也能解決問題。”

“嗯，法官，主要是李曉梅他們有一點特殊情況，就是全額退贓這個確實做不到，他們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畢竟是從犯，而且，讓他們一下子把工資全部退出來，其實不是個小數目的。所以，我們就是想通過抓捕同案犯立功，再加上這個量刑情節的基礎上，看看能不能對李曉梅他們適用緩刑。”

“量刑這個都好說，你可以參考參考咱們法院之前的案例，我們也都理解，他們其實就是個打工的嘛，把超出基本生活預期的錢款退出來，緩刑我們也是考慮的。但是我不能給你做任何承諾啊。”

“理解理解，那關于轉普的程序，那我這邊出具一份正式的書面申請撤回就可以了。關于立功的問題，之后公安機關應該也會補充新的情況說明。非常感謝。”

四、突然的實刑與一審判決

▲ 刑辯旅拍

2025年6月30日，基于庭前與承辦人充分、理性的溝通，一審庭審在一種異乎尋常的順暢節奏中推進。

法庭之上，事實清晰，證據鏈完整，我們對罪名定性沒有異議。李曉梅與謝燦，這兩位年輕的被告人，也當庭表示了深刻的悔意。庭審落幕不久，他們便用實際行動印證了自己的悔過——分別退還了其個人所獲的違法所得。

這一切，連同李曉梅和謝燦那份已被記錄在案的立功情節，仿佛構筑了一道堅實的防線。在我們的專業預判里，所有要素都指向一個合乎法理與人情的結局：適用緩刑。我們幾乎已經能看到，那道隔絕自由的高墻，將不會為他們落下。

然而，司法的進程有時會展現出它最不可預測的一面。

2025年7月10日，判決宣判，冰冷的判決書，一字一句地擊碎了我們此前所有的預判：被告人李曉梅、謝燦犯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四個字，像一記重錘，砸在每個人的心上。一股強烈的錯愕與無力感，瞬間彌漫開來。而最讓我們，也讓兩位年輕人難以接受的，是法院拒絕適用緩刑的理由——“因被告人李曉梅、謝燦在王伽的公司工作時間較長”。

▲ 一審判決

時間長短，竟成了阻斷他們回歸社會之路的唯一標尺？這個看似客觀的理由，在我們看來，卻冰冷地抹殺了所有從輕、減輕的情節：它無視了主動退贓所體現的悔罪誠意，更無視了李曉梅冒著風險、挺身而出所立下的功勞。將工作時間的長短，凌駕于立功這一法定從寬情節之上，這不僅與我們之前的預判相悖，更在法理與情感的層面，令人難以信服。

所以當下我就向法院申請了判后答疑：

“我在判決書寫的很清楚了，他們參與本案的時間較長，雖然公安機關查獲的金額不高，但是，工作將近五年的時間，金額肯定不止這么一點的。所以我們還是綜合考量，不適用緩刑。而且，在退贓的時候，我也給他們打過電話，退贓不等于能夠判處緩刑。”

“可是，一方面，金額的多少，沒有任何證據指控，不能根據臆想和猜想來認定李曉梅的金額不是？另一方面，李曉梅的工作時間再長，那終歸也就是個從犯，又不是主犯，給從犯判個實刑，也和既往的裁判規則不符。”

沒有片刻的猶豫。

“上訴！”

在那一刻，所有的震驚與不解，迅速凝聚成一個無比堅定的決心。這兩個字，是我們對一審判決最直接、最決絕的回應，也是我們為李曉梅和謝燦爭取法律本應賦予他們的公正與寬恕的，唯一且必然的道路。

（不過中間還穿插一個插曲，我在給法官溝通過之后，我還和檢察官也溝通了一下抗訴問題，但是檢察官認為法院的判決不存在量刑過重，本案最開始起訴的是200萬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的未遂，現在變更為了既遂。所以未遂的從輕減輕情節與立功情節相互抵消。故，實刑的判決無問題。）

五、在信任與懷疑間徘徊

▲刑辯旅拍

法院門口的“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那么的刺眼。

在法院門口，我告訴李曉梅“不上訴，就意味著你們必須走進監獄，開始服刑。”“如果你們內心接受這個結果，認為它是公正的，我們可以放棄。但作為你們的辯護人，我必須坦誠：這個判決，對于你們這樣被雇傭的普通打工者而言，量刑還是過重了。法律不應只為懲前毖后，更要給予迷途知返的普通人一個重新來過的機會。”最終，李曉梅和謝燦還是決定上訴，不為別的，就是為了爭取一個機會。

上訴期，是一場漫長的等待與主動的進擊。我反復向二審法院提交開庭審理的申請，堅信只有讓合議庭在法庭上直面兩位被告人眼中的惶恐與悔過，才能最真切地觸動其心證。

直到有一天，我接到了法官助理的電話，語氣禮貌卻帶著催促：“辯護人，請盡快提交你們的辯護詞。”

那一刻，一種復雜的情緒涌上心頭。

是流程性的催促，還是對案件實質的關注？在經歷了一審的情況后，我無法不心存疑慮。這份辯護詞，是我手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武器，我遲疑著，拖延著，仿佛晚上交一天，就能為這份“陳情書”多注入一分說服的力量。

“助理你好，辯護人并不是拖延交辯護詞，而是擔心交了辯護詞之后，第二天就出個維持判決，這是我們最擔心的。所以，你看，我們先交個開庭申請書，我們在開庭申請書中也把辯護的實體意見提交給法庭參考。這樣您跟法官匯報的時候也可以提出辯護人提了開庭申請這回事。”

“行吧，那你先交一份開庭申請，我跟法官講一下這個情況。”

我記得我前前后后應該是交了三份開庭申請，同時也跟法官溝通了一下本案的情況，直到最后一次溝通。那是一次簡短的溝通，但法官言辭間流露出的專業與傾聽的姿態，讓我在長久的黑暗中，看到了一絲微光。我決定，交出這份承載了所有希望的辯護詞。

“喬律師，你可以先把辯護詞交過來，我們合議庭才好審查啊。”

“其實，主要是這樣，李曉梅存在兩個減輕降檔情節的情況下，加之李曉梅認罪認罰、部分退贓。即使本案存在特殊情形下減輕處罰不能的情況。本應當對李曉梅適用免除處罰的措施。但是一審法院不僅沒有減輕處罰，反而對李曉梅適用實刑的執行方式，顯然是違反法律規定和基本的量刑邏輯的。”

“喬律師，你們既然對事實沒有異議，那其實書面審理也是可以。不過，你剛才講的量刑問題，你可以詳細講一講。”

“法官，其實司法實踐中經常會出現類似本案減輕處罰的特殊情形，即對于量刑幅度已是最輕量刑幅度，且最低刑已是最低刑罰種類，此時如何適用減輕處罰的問題。這個在理論上稱之為減輕處罰不能。但是對于減輕處罰不能的情況下，本案李曉梅已經是最低的標準刑了，但是同時李曉梅又具減輕情節，即立功、從犯、部分退贓以及認罪認罰。因為從犯或者立功都存在免除處罰的規定，那么應根據免除處罰的量刑情節作為依據免予刑事處罰，而不是在減輕不能的情況下，忽視減輕情節的存在。”

“這個你之前在開庭申請書里提到過這個問題。”

“對，是的，這個觀點來源于山東省濟南市萊蕪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一級法官楊榮濤在最高人民法院主編的《法律適用》登載的極具參考性的論文《特定情形下“減輕處罰”的適用規則》。”

“這樣吧，你們可以先把辯護詞交過來，這部分的話你可以詳細論述一下。”

“嗯，行吧，我們先交一份意見過去，供合議庭審查參考吧。”

“你放心，我們合議庭肯定會嚴格審查的。”

六、已經是最輕，但是還可以再輕

▲刑辯旅拍

其實，坦言講，在一審審理過程中，我們并沒有提出免除刑事處罰的意見。因為在庭審溝通的過程中，可能溝通得較為順利，本以為李曉梅會避免牢獄之災。結果沒想到，一審最終還是給了實刑的建議。

但是其實如果準確地評價，在減輕不能的情況下，不是淡化減輕情節的存在，而是在原有刑期的基礎上再次降檔或者免除處罰（參見《法定刑已達至最輕幅度，如何適用減輕處罰規則》）

首先，李曉梅的基準刑應當是比照王伽的量刑來考量的。而在本案中根據起訴書指控的事實以及變更起訴書變更的內容，主犯王伽的基準刑沒有實質的變化，換言之，主犯王伽的基準刑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據刑法的規定以及起訴意見書、變更前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公訴機關最開始指控的是涉案金額為250萬元人民幣的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的未遂。根據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250萬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罪（未遂），即使是主犯王伽，亦適用的是第一檔量刑檔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據根據刑法的規定以及變更后起訴書指控的內容，公訴機關指控變更為涉案金額。根據刑法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主犯王伽，仍然還是適用的是第一檔量刑檔次，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此，綜合分析，不論是起訴書變更前還是變更后，主犯王伽的量刑檔次并沒有任何變化，相應的李曉梅的量刑也不會出現任何變化，故不存在公訴人所提到的立功與既未遂折抵的情況。

其次，李曉梅至少存在兩個減輕處罰（從犯與立功）的情節，且主犯的基準刑已然是最低量刑檔次的情況下，從犯可以適用免除處罰的規定，而不是在減輕不能的情況下，忽視減輕情節的存在。

在一開始，李曉梅沒有立功之前，公訴機關給量刑建議是7個月有期徒刑。正如前述，雖然本案存在既未遂的變化，但是既未遂并沒有影響基準刑。所以，在構成立功的情況下，李曉梅的量刑自然也應當調整。

況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印發《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的通知【法發〔2010〕9號】也明確規定了對于從犯協助抓獲主犯的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即“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對于主犯或首要分子檢舉、揭發同案地位、作用較次犯罪分子構成立功的，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應當從嚴掌握，如果從輕處罰可能導致全案量刑失衡的，一般不予從輕處罰；如果檢舉、揭發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樣嚴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協助抓獲的是同案中的其他主犯、首要分子的，原則上應予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于從犯或犯罪集團中的一般成員立功，特別是協助抓獲主犯、首要分子的，應當充分體現政策，依法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因此，李曉梅完全符合免除刑事處罰的規定。

七、后記：給折騰畫上休止符

▲二審判決主文

2025年9月30日，案子宣判了：撤銷一審有期徒刑的判項，僅判處罰金（…意外之外的意外）。

林律師給我電話的時候，我還在車上，看到林律師告訴我案子全贏了的字樣，心中不禁為李曉梅他們感到高興。

在9月30日上午時，我還和李曉梅提到，要防止被收監的風險，她以為這片陽光將與她久別。但是9月30日下午，她身上最沉重的、禁錮身體的“枷鎖”，已經被徹底卸下。

這個案件，如同一枚多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國法治進程的光譜。它清晰地映照出法律對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零容忍”的剛性紅線，無論參與者身處鏈條的哪個環節。但同時，它也溫柔地映射出法律體系中對“人”的關懷與救贖的可能。

我想起當時和李曉梅一起去廣州荔灣找王伽時，陣雨過后的那道彩虹。現在想想，那道彩虹，是由無數個碎片折射而成：

——是法官翻閱卷宗時蹙起的眉頭，

——是李曉梅按下110時顫抖卻堅定的手指，

——更是中國法治進程中，對“人”的理解不斷深化的微光。

【雨過天晴，彩虹終現，李曉梅和謝燦的人生畫卷，得以在陽光下重新展開。而所有法律人，仍是這片土地上任重道遠的跋涉者——只為讓每一道微光都不被湮沒，讓每一次悔過都擁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