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琳真有那么值得同情嗎？

羅琳和艾瑪之間的爭論往往被等同于跨性別者和女權主義者，挺跨女權和排跨女權之間的矛盾，或者對兩個人的個人經歷和品行進行品評，并一邊倒支持羅琳，但她們之間的分歧真的有那么你死我活嗎？

不可否認的是女權主義者和跨性別者有著不一樣的處境和訴求，這兩個群體之間的差異是有的現實基礎，但更為常見的是他們之間的共同立場遠遠大于分歧，并且作為盟友相互支持。

排跨女權要強調生理性別，它的出現主要由于部分女權主義者出于強烈的身份政治意識，這種重新劃定邊界的嘗試在互聯網的圈層化下并不是很難理解，它能夠強化圈子內部的歸屬感和安全感。

排跨女權的立場并不一定是否認跨性別者，也不一定堅持二元性別，而是堅持女性就是生物學女性，并認為要根據出生時候的性別確認女性，跨性別者也應該作為公民平等擁有自己的權利，但是他們不屬于女性。

當然我們依然能夠感覺得到這背后的二元性別屬性，只是排跨女權的光譜可以從偏傳統的保守派一直延伸到激進女權，在跟父權制斗爭的過程中，她們都復制了父權制的二元對立和性別本質論的邏輯。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屬于一種動員策略，為了高效動員支持者，她們選擇了最簡單、最排他的身份標簽，將跨性別女性等其他少數群體視為爭奪有限輿論資源的競爭者。這就需要將女性嚴格限定為出生時的生理性別女性，在內部建立排他性的團結。

但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會對更為邊緣的跨性別群體造成污名化和妖魔化。

保守派和男權主義也要堅守性別邊界，他們認為自然形成的生理邊界還應該具有超越生物學的意義，這種意義來源于傳統的穩固的性別秩序，跨性別者是對這種信念的打擊。

酷兒理論家朱迪斯·巴特勒認為性別是建構的，不止社會性別，甚至生理性別也要通過文化框架被理解，最樸素的生物學事實只有經過概念體系和持續的操演才能被我們所認知和接受。男女差異本身沒有內在的、自然的價值或意義，其特性來自于社會關系的持續生產和再生產，當我們停止以二元方式表演性別，停止將其視為理所當然，性別的現實效應就會開始動搖。

對于排跨激進女權來說，這套理論離她們生活太遠了，排在第一位的問題是創建了自己的安全空間，隔絕潛在的侵害。她們試圖通過將自己和女性身份的堅定認同重新建立主體性，所以對她們來說，二元對立依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要用反父權制的二元對立取代父權制二元對立，而跨性別者由于身份的模糊性也成了某種障礙。

對于巴特勒來說，你每天都在把這種性別秩序在生產出來，是你的觀念和重復行動依然在強化的這套秩序。你要打破它就應該借助超越二元性別秩序的實踐。所以她們都是反對傳統父權制的，但是方法和路徑不一樣，于是就出現這種左右互搏。

但是巴特勒這套理論最終依然是在支撐歐美的身份政治，成為美國民主黨的意識形態。而且也并不能說認可多元性別主義就比性別本質主義更高級，或者說你可以用其他問題去取代性別問題就更深刻，重點不在于你是在這些格子里面選擇哪一個，因為如果僅僅是根據社會的要求安安靜靜地呆在這個格子里，無論選哪一個視角都沒有區別。

美國社會主義女權學者南希·弗雷澤認為，身份政治已經陷入了困局，走向自我束縛和停滯，最終結果必定還是為新自由主義做嫁衣，應該把重點放在女性作為個體平等參與社會互動的地位。

每個人在占據某個身份的同時，還需要參與勞動分工，參與創造無差別的商品，從而獲取生存需要的一切資源，她認為應該將性別斗爭從身份和文化領域轉而貫徹到更基礎的經濟和生產的領域，解決更基礎的再分配問題，否則女性解放最后注定會被勞動力市場利用，被剝削性的經濟結構改組，被資本積累的邏輯收編。

因此，相比于少數精英女性的成就，社會主義女權更關注最普通的勞動女性，能否更有底氣、更有兜底性保障地生活，能否在共同體的支撐下實現自由全面的發展。

但總的來說，如果生產領域從發達國家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那么傳統意義上的工業無產階級在發達國家就無法形成強有力的聯合，在這個基礎上的西方左翼運動也注定是無源之水，是某種歷史性的錯位。

此外，弗雷澤的路徑可能還面臨用階級矛盾取代性別矛盾的潛在問題，性別關系和性別矛植根于階級社會，但用階級和經濟的矛盾去遮蔽性別矛盾顯然是行不通的，其他方面的問題解決并不能自動帶來性別壓迫的解決，而左翼女權強調矛盾交叉性往往也停留在缺乏內在關聯的機械的交叉性。

弗雷澤試圖重新找回女權主義的解放取向，將性別正義放入人類解放事業的更全面視野，這的確能夠超越二元對立，同樣，巴特勒的理論在愛欲模式上也的確具有革命性，但二者呈現出的面貌和圖景似乎依然是分裂的，而且很多女性主義理論也確實會把男女矛盾視為完全獨立的矛盾。

要嘗試在資本主義批判的框架下把二者統一起來，就必須要追問性別秩序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因此也就來到了勞動和異化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并非不關注工人階級在愛欲被剝削的問題，這種關注植根于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傳統，手稿論述了勞動者作為人的存在方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深度異化，甚至失去人的感受模式，人與人的關系也被轉化為物的關系、交換的關系。 因此資本主義對欲望的組織必然是粗野和任意的。

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男性被系統性的固化為審美價值的被提供者，女性被系統性的固化為審美價值的提供者。資本主義沒有摧毀父權制歷史形成的這種分工，反而起到進一步強化的作用。

這種普遍的異化存在于整個的生活和消費秩序中，其中廣大的勞動者更徹底地喪失對生活和生產的掌控，男性勞動者在枯燥、重復的勞動中被系統地剝奪創造性和審美性，從而被塑造成審美價值的被動索取者和生產工具，女性除了社會勞動，還需要承擔額外的男性凝視下的審美剝削。資本主義壓抑了男性和女性全面、豐富地感知和自由的自我塑造的的能力。

這套被異化的模式作為經濟引擎，驅動著化妝品、時尚、醫美、色情、娛樂等無數產業，一方面制造著愛欲的匱乏（你不夠美，你不夠男人），另一方面又兜售著解決這種匱乏的特定商品。女性的審美潛力被抽象為普遍的中介性的能指，作為匱乏者的男性對財富、尊嚴、地位的追求和渴望，被集成到作為審美符號的女性上，并且形成僵化刻板的特定的享樂模式。

于是，性別認同的空洞性和流動性就被資本主義下的商品生產和消費的模式所吸納和轉化為更穩固的形態。

二元性別秩序及其邊界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生產出來，男性被教育和勞動規訓為審美匱乏的主體，女性被簡化為一個可被占有的審美客體，被某些激發迷戀和占有欲的感性符號所限制。愛欲能力被資本和父權制所異化和征用，愛欲并不來自真實的主體性，而是被性別認同的象征位置代理了，主體迷失在了這種物化關系之中。

因此，資本主義，性別秩序成為了對于資本主義的一個必要的補充，并且在資本主義的再生產中獲得它的異化和驅力。那么，基于局部的利益而停留在性別二分和身份政治之中，與馬克思主義探索新的人類遠景和生活方式的初衷都是相背的，這種探索的方向恰恰是讓所有人都從維持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功能性的性別角色中解脫出來，將愛欲能力重新導向，在人與人之間創造更自由、真實而豐富的聯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