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繼浙大教師杜某某、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黃某跳樓之后，昨天又看到南大教師東思嘉去世的消息，這是一個月內媒體報道的第三起。這幾位不過3，40歲，其求學/教職生涯都在中國/世界頂尖名校，也不乏拿得出手的學術成果。不管去世的原因是否學術壓力，都令人扼腕。
中國高校的預長聘制度（即俗稱的“非升即走”）多年來爭議很大，高校界為此經常爭辯，一些名校還做出了一些試點改革。然而從結果來看，似乎青年教師的壓力從未減輕，反而更嚴重了。從2009年浙大涂序新老師跳樓事件到現在，已經過去16年了，非正常死亡仍然反復出現。此外，還有更多的過勞死（從今年年初截至5月份，不到半年時間，媒體就報道了40多起中青年學者死亡事件）。這個制度也是從美國抄過來的，怎么看著就不像了呢？
高校內部的具體運作模式我了解不多、暫不評論，僅從媒體上看到的，說一點局外人的看法。
1.跟科研工作最有可比性的，是競技體育，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從國家到地方的奧運戰略。
競技體育選手和科研人員有個共同點，即淘汰率極高。全國體校生總人數沒找到官方數據，按照每個地級市幾百人的規模，保守估計全國在十萬以上。而奧運會四年一屆，每屆中國隊按3，40枚金牌計，不到萬里挑一的成功率。目前奧運冠軍國家能給編制，地方給獎金；而亞運冠軍、世界冠軍、全國冠軍都不保證出路，尤其冷門項目，世界杯分站冠軍還在開直播跳擦邊舞。
中國的高校，也有個類似現象，即資源集中。名校集中了大部分資源，二本以下的科研資源就少了，落差比美國要大，導致頭部學校競爭極其激烈，因而造成退出機制不順滑。在投入周期長、淘汰率高的行業中，越往上走個人的沉沒成本越高，也就是退出來或者往下走不甘心，社會也未提供足夠的善后渠道。
我姑且給它起個名字，叫“高校版的舉國體制”。
2.跟美國的預長聘制相比，中國高校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征，是指標性考核占比過重。
一方面，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同行評議制度不夠嚴謹完備；另一方面，千年以降，科舉制對中國人的文化心理產生了嚴重影響，已經內化到潛意識里。主觀評判總是不放心的（還嫌潛規則不夠多么？），老覺得打分才最可靠。為了盡可能去除“人為主觀影響”，古代科舉考試不但匿名，舉子們寫完試卷還要派專人謄寫試卷，讓考官看不出筆跡來。
科研是創造性的工作，過多的指標性考核不符合科學規律，但一時又沒更好辦法，因為排名、數量、評分、級別等各種“量化標準”最為清晰可辨，最“客觀”。大學自己追求各種排名榜，再把任務下壓，這不但幫助炮制了很多湊數式論文，也相應增加了青年教師的壓力和勞動量。
我再給它起個名字，叫“科研版的科舉制”。
3.單一的教育評價體系與社會現實的沖突。
中國基于考試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個打分式的客觀評判體系，傳統的科舉取士制度又壟斷了人才的流向，這樣就導致社會對個人的成功評價標準長期以來非常單一，近年來雖有所改變，但此類慣性思維仍然較為主流。有些學霸在這個體系中過于成功，有點走不出來，尤其是出校門又進校門的科研人員，無法適應不甚純凈的社會現實，更不能容忍自己的失敗。明知有些重點院校淘汰率高達90%以上，也要“先進去再說”，以為成績好一定會成功。既然名校的金字招牌那么值錢，學校也樂得將預聘崗當作“驢子腦門前面的胡蘿卜”，先弄一堆再說。
高校的問題并不是高校自己的問題，高校僅僅是社會大環境中的小環境，處處折射著社會的影子。行政力量掌控的資源分配，功利目的左右的指標追求，以及難以明言的多元博弈無處不在。躬身局中做事，跳出局外看世，或許是作為個人能做到的。
中國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盡管“干啥都不丟人”的理想社會一時還實現不了，但起碼可以做到“不干啥都死不了”，想開了會活得更好。希望高智商們也能像我們普通人一樣，臉皮厚點，科學家實在做不成，去天津相聲茶館當個捧哏也能掙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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