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攝影報》，地球上最長的同類社會公益。（中）
被區區三萬元就輕輕斷送了一份報紙想向世界紀錄沖刺的夢想，在當時，真讓我和我的戰友們憤憤不己…………
想不到，“車到山前必有路”，這句話真還有它的實用性。
一個想干事，又有擔當的人站了出來，救了這項有可能落地東方“世界紀錄”的誕生。
他就是當時的成都市新聞出版局主管報刊的副局長王朝雲。
《青年攝影報》每出一期都是要送審的，他作為主官就每期必讀，因此他對這份報紙的思想，質量和社會效應了如指撐。
如此代人受過他也心知肚明。
經他們局務會議決定，由報紙的原班人馬再辦一張攝影報，為避免再次受到干擾，報紙也由成都市新聞出版局直接主管和主辦。
這一舉措為這項世界紀錄的到來鋪平了后來幾十年奮爭的坦途，還為它增加了不少亮點。
當時的政府真是全心全意在為人民服務，當時的官員也勇于擔當，不推責任。
前面是《青年攝影報》，后面叫《城市攝影》。但在向社會無償贈閱四十年的長長歷程中，最有影響，又時間最長的還是《攝影報》。
《攝影報》這個名稱是我順手’“撿”來的。
二十世紀初，在全國成百上千的各種各類攝影刊物和報紙的接力比拼中，名頭的爭搶就非常激烈。《中國攝影報》在太原，北京的叫《攝影報》……
當時中國攝影家協會的撐門人是陳淑芬，她在創辦《攝影報》和“中國攝影函授學院”時就想把“中國”兩個字拿回到她北京的報上去。
當時《中國攝影報》的總編是劉陽，一個精明且強桿的書生，我們兩份報紙時不時要合兵一處，想些鬼點子去應對老太太給我們的不斷壓力。
《中國攝影報》這個名頭后來不知老太太用了什么方法讓劉陽屈服，終于被她拿了過去。
北京和太原怎樣斗法我不清楚，但當我見到第一份《中國攝影報》從北京發出時，立馬讓辦公室報告局里，我們“要”了這個名字，因為《攝影報》更具有國際性。
當陳淑芬老太太見到我們已經更名的《攝影報》時，她一手拿報紙一手拿電話對我說：“緒明，您的動作好快呀！”
想當年，陳淑芬，劉陽和我都屬圈內強人之列，從報紙上說，我們是竟爭對手，互不相讓。但從私下來說，我們又是很好的交心朋友。
2001年，《攝影報》主辦第一埸“英華杯中國西部攝影大賽”時，我還特意邀請了陳淑芬和她的朋友到成都與四川省文聯書記，美協主席錢來忠等人一起進行了獎評。
所以我們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為個人利益的爭斗。
我是從最基層把不掙錢的社團主席當到最頂層又大練著自已“盟主功”的人，幾十年的觀察，除我那能把“世界攝影大會”拿到他的“家”里濟南去開的極好朋友曾毅外，我最佩服的中國攝影領軍人物中有一女一男兩個人。
女的就是陳淑芬，在一批又一批中國攝影家協會的主席群落中，只有她站出來拼盡全力為“虛”的中國攝影家協會創造了兩個“實”體，一是《中國攝影報》，一是“中國攝影函授學院”。
男的就是我們《攝影報》的二任社長楊紹明。
紹明也有兩大貢獻，這還不僅僅只針對中國。
一是他以個人獨有的影響，組織了第一埸“中國新聞攝影周”，這個“周”的作用，是終結了中國新聞攝影“擺拍”的歷史。
二是他以個人獨特的條件，組建了“世界華人攝影學會”，讓世界在各地漂泊的華人攝影社團，終于有了一個自己的“家”……
當然，托紹明社長的福，《攝影報》有機會，有條件在頭版上刊登了郎靜山，吳印咸和陳復禮三位大家生前一起在“世華大會”上合影的照片，這張珍貴影象在全球所有報刊頭版上都沒大篇幅出現過，它獨家的歷史意義和后來的經濟價值簡直無可言說。
對于攝影人物是否“杰出”的評價，坦率地說，我是看重組織的，因為組織者的功夫體現在他們必須要付出更多，犧牲更大才能讓受益面更寬，更廣，消耗自已讓更大層面的全民獲益。
因此，組織和個人對歷史的貢獻的推動是無法平說的
CPL對所有人物的評價是這樣的。先找出他們的第一性創造和受益面的范圍，拿得出看得見，摸得著，留得下的案例比對，由其是在當下已有阮少平，余鵬翔兩個傢伙假冒中科院院士和國務院參事的“雙騙”事件曝光，拿出實例的對事說話才是對杰出者和整個社會極端地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只有真正的創造者們的創造才會融入歷史，而且不可重復。
我和南京田鳴，太原司蘇實被紹明欽定為“世華會”的三位觀察員。本著這個名頭的責任，如果還有時間，還有機會，我會再出一本千頁的《世華會觀察》，上面會有更多精采并帶有實例的精典故事。
讓真實留在歷史，這也是攝影報人的擔當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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