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定王朱祁鏞：大明最牛皇叔之子，被動皇位競爭者的傳奇一生

古林坪村，位于湖北省南漳縣北部，隸屬于九集鎮(zhèn)，緊鄰谷城縣，東西兩溜群山從西北向東南延伸，將村莊隱秘在山谷中，泗堵河的水隨山勢在谷中蜿蜒流過，猶如一條靈動飄逸的白絲帶在群山、田園之間纏繞，使得整個村子宛若世外桃源。

依山傍水，風光秀麗，在某些人眼中便是一方吉地，明代封國襄陽的襄藩便選中此地，營建墳園。村中的牌坊山北，便有一座封土直徑約100米，高達50米的明代親王墓：襄定王墓。據史料記載，襄定王墓坐北朝南，背靠蓮花峰，南接朱砂坪，西臨泗堵河，東西兩側有形似琵琶、彎弓的小山拱衛(wèi)，稱得上是一處風水寶地。

世外桃源：古林坪村

“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歷經改朝換代、歲月侵蝕，位于墳園外圍的圍墻，只殘存一道石扎墻基，內部的神道、祭祀堂、亭臺等建筑都已不存。據《襄陽府志》記載，墓前原有石碑六方，為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和崇禎帝繼位后，派人祭祀諸藩先王時所立。目前僅存兩塊，其中明穆宗祭祀襄定王的碑文內容為：

“維隆慶元年次丁卯年一月子朔十五，皇帝謹遣尚寶司少卿徐錕致祭高叔祖襄定王，曰：‘予叨嗣大統(tǒng)，念惟九族，恩禮宜敦，愛遵懿典，謹用遣官祭告，尚惟鑒知。’”

襄定王名朱祁鏞，與明穆宗朱載坖的皇高祖明英宗朱祁鎮(zhèn)同輩，為其堂弟。襄王家族在英宗朝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其父襄憲王朱瞻墡，乃至朱祁鏞本人，都曾離紫禁城內奉天殿正中的那張寶座只有咫尺之遙。民族英雄于謙之死，也與他息息相關。

被動成為皇位競爭者

朱祁鏞，生于宣德四年（1429年），為襄憲王朱瞻墡的嫡長子，生母襄王妃靖氏。正統(tǒng)五年（1440年）獲得賜名，正統(tǒng)八年（1443年）受封襄世子。

正統(tǒng)十四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jié)當天，土木堡之變爆發(fā)，大明精銳灰飛煙滅，大批隨行文武重臣殉難，明英宗本人被俘。消息傳到北京，經過一番激烈交鋒，皇太后孫氏下旨，命庶子郕王朱祁鈺稱帝，遙“尊”明英宗朱祁鎮(zhèn)為太上皇，作為交換條件，太上皇長子朱見深被立為皇太子。

明英宗劇照

君臣一心取得北京保衛(wèi)戰(zhàn)，將瓦剌勢力逐出中原后，明代宗聲威大震，欲望隨之膨脹，打起了廢立儲君的主意。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他突破重重困難，利用手中的權力，強行廢大侄子朱見深這個皇太子為沂王，改立自己的獨子朱見濟為皇太子。

然而好景不長，次年十一月十九日，朱見濟這位新任皇太子不幸薨逝，年僅九歲，賜謚曰懷獻，葬于金山。

皇帝膝下空懸，儲君之位出缺，讓本就對廢立皇太子事件大為不滿的群臣找到了宣泄口，紛紛上疏要求復立朱見深為太子。尚不足而立之年的明代宗，又豈肯把好不容易才爭取來的儲位讓出去。于是乎，其后幾年國本之爭成為朝堂的一大政治議題，有人為此付出了生命。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初，明代宗忽染重病，不良于行，引發(fā)朝野上下極大的恐慌情緒，皇儲的問題再次擺上桌面。

這次明代宗終于無法再阻止，可就此問題，依據各自的政治傾向，朝中竟分成了三派：以少保、兵部尚書、影子內閣首輔于謙，禮部尚書胡濙為首的法統(tǒng)派，堅決要求復立沂王為皇太子；以謹身殿大學士王文為首的今上派，則力主迎立襄世子朱祁鏞；以左副都御史徐有貞、武清侯石亨為首的太上皇派，謀求復辟瓦剌留學生。

法統(tǒng)派以帝位傳承有序為出發(fā)點，認定明代宗的皇位只屬于終生制，不可傳承子嗣，也不可旁落，前皇太子、現沂王朱見深才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必須按照當年的約定，傳位于他。由于謙這位雖非閣臣，卻屬當世文臣第一人，以及胡濙這位聲望卓著的五朝元老領銜，這派政治勢力最強大。

太上皇派，乃景泰朝失意者及野心家的大集合，他們期待來一場大變革、大地震，以從中攝取足夠的利益，各種選擇中抱太上皇的大腿，達成令他復辟的成就，無疑是收益最大、風險相對較小的最優(yōu)解。一旦成功，自己就是從龍之臣，榮華富貴、財富權力唾手可得。不過這一派實力最弱小。

以王文為代表的今上派，大多數為朝中新貴，在景泰朝獲得重用，與當今皇帝利益攸關，不說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吧，至少也深受影響。這些人深知無論是復立朱見深為皇太子，抑或讓太上皇復位，自己大概率會被清算。

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事關自己的前途，少有人愿意去賭那百分之一的概率。于是乎，干脆拋棄太上皇一系，另立旁系成為其必然的選擇。除去太上皇系，與今上關系最近的無疑是仁宗系宗室。

民族英雄于謙劇照

明仁宗共有十子，其中宣宗朱瞻基、越王朱瞻墉、襄王朱瞻墡三人為嫡出。宣宗有且只有二子，今上無嗣，太上皇系被排除，整個支系出局。越王朱瞻墉早已薨逝，且沒有留下子嗣，出局。算來算去，仁廟碩果僅存的嫡系：襄王家族成為最佳人選。

于是乎，遠在襄陽的襄王朱瞻墡又被朝廷惦記上了。當然朱瞻墡已年過百半，以仁廟諸子短壽的表現，不確定因素太高，而擁立外藩想要成功，穩(wěn)定是第一要數，否則一個不好又會起反復，且以叔繼侄傳出去也不好聽，故襄王殿下直接被排除。

襄世子朱祁鏞這位襄王嫡長子就這么闖入今上派的眼簾，只要將襄世子過繼給宣廟，一旦今上駕崩，他就可以按照太祖高皇帝所定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承襲大位。此時朱祁鏞年僅29歲，正是年富力強之時，一旦登基，少說可以安享天下十數年，正好可以平穩(wěn)安度過渡期，切實完成權力轉移。所以，完美！

正常情況下，圍繞儲位之爭，法統(tǒng)派和今上派才是主力，不論誰最終勝出，少不得在臺面下進行利益交換，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協(xié)議。

未成想太上皇派竟然鋌而走險，于正月十六日晚搶先動手，里應外合打開南內放出太上皇。次日早朝，群臣愕然發(fā)現坐在龍椅上的竟然是太上皇，可木已成舟只能接受現實，山呼萬歲。

明英宗復辟之后，為鞏固權力，給于謙、王文等景泰朝重臣按的罪名之一便是“迎立外藩”。臣子尚且因此被殺，作為被迎立對象的襄藩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帝頗疑瞻墡”，認為其中有襄王本人的手筆。好在整理景泰朝舊檔案時，發(fā)現了襄王當年親歷朱見深為皇太子，及讓朱祁鈺善待他的涼風奏疏，這才冰釋前嫌。

主政歲月

天順八年（1464年）正月，明英宗駕崩，遺命皇太子朱見深繼位，是為明憲宗。因天順年間的后宮斗爭中，襄王朱瞻墡站隊侄媳錢皇后，因此開罪了明憲宗母子，成化初年襄藩的日子并不怎么好過，比如襄王父子的自由出行權被剝奪，由此帶來送葬、祭祀等諸多不便。

成化十二年（1476年），忍無可忍的朱瞻墡為此上疏朝廷，搬出英廟敕書，表達強烈不滿，要求恢復舊制。對此，禮部態(tài)度強硬，表示僅有襄王本人可以享有這一特權，世子和郡王不在其內。最終，明憲宗取其中，準許朱祁鏞等幾位堂叔每年春秋兩季各出城一次，但必須當日往返。

襄陽古城北城門

成化十四年（1478年）正月十六日，襄憲王朱瞻墡薨逝。他在位55年，享年73歲，是明仁宗諸子中最長壽的一位。不過看穿了世事的他，早在去世前幾年，便開始向朱祁鏞這位世子度讓權力。

比如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由朱祁鏞代表襄王府上疏朝廷，奏稱王府醫(yī)官醫(yī)術不精，請求從附近府縣撥平民二十余戶，專門學習醫(yī)事，供王府使用。明憲宗下令從周邊縣醫(yī)學中撥給五人。

明代藩王府邸是一個縮小版的皇城，號稱王城，遵循“前朝后寢，左祖右社”的營建規(guī)制，即王府前半部分為舉行各種禮儀的辦公區(qū)域，后半部分為寢宮，王府正門外的左邊為宗廟，右邊則是社稷壇等祭祀性建筑。

襄藩的最初封地為浙江衢州，歷經兩次遷國才落腳湖廣襄陽府。因襄陽襄王府的營建屬于倉促上馬，布局散亂不說，連宗廟這等重要建筑都一直沒有建設。

襄憲王作為始封君，無需供奉先輩神主，故對宗廟需求也不是那么緊迫。可他去世后，宗廟便需要啟用了。

照理此事無需襄藩多言，朝廷自當安排，可一拖經年無人理會。眼瞅著再這么拖下去，父皇的神主將無法及時升祔宗廟，朱祁鏞忍無可忍，于成化十五年正月上疏朝廷，請求朝廷出錢協(xié)助襄藩修建宗廟。

朱祁鏞此舉已經算是放低姿態(tài)了，理論上藩國宗廟當由朝廷全權負責營建。當然這也是出于無奈，畢竟父王得罪了今上，自成化朝以來襄藩一直在被穿小鞋。襄憲王已經去世這么久，朝廷都沒動靜，其中必然有這個原因在。

作為皇帝，作為最高領導，不可能赤膊上陣，需要有人幫忙唱白臉。這時候就要輪到專門負責此事的工部出來干活了，指出朝廷只負責親王之國之初的藩國宗廟營建，至于其后“無再建之例”，意即朝廷的營建工程是一次性的，早在長沙幫襄王府營建過宗廟，遷國襄陽之后的宗廟則需要王府自行營建，與朝廷無關。乍看甚是有理，可遷國的又不只有襄藩一家，遼藩、寧藩、鄭藩、淮藩、荊藩等，哪家的宗廟是自費營建的？

工部也知道自己的理由不怎么站得住腳，故又特地強調湖廣連年災荒，地方上也拿不出錢來協(xié)助襄藩營建宗廟（一般王府的營建、修繕，所需資源需地方籌措）。

工部架好梯子，明憲宗立馬出來唱紅臉，表示藩國宗廟不可或缺，必須立馬提上日程，可考慮到沒有先例，而地方又逢難，朝廷實在無能為力，不過出于親親之誼還是愿意贊助五百兩，至于缺口只能靠襄藩自己了。

五百兩，真是好大的一筆錢。

襄陽襄王府

吃了個啞巴虧，朱祁鏞自然暗自不爽，急需發(fā)泄。結果湖廣布政司自個作死，很快就把借口親手奉上。

宗室歲祿屬于俸祿，祿隨人走，襄憲王薨逝歲祿當住支，待到朱祁鏞襲爵再行額定恢復。朱瞻墡去世于正月十六日，按照規(guī)定這十六天的歲祿，折合四百四十四石理應撥付。可布政司衙門不知是否揣摩上意過了頭，直接將襄王成化十四年歲祿整個都住支了，連本年度應當正常撥付的部分都拖著不給。

眼看著成化十五年（1479年）的夏季都已降臨，而布政司對上一年的歲祿依然沒個說法，朱祁鏞直接將此事捅到了皇帝陛下案頭。明憲宗的尷尬可想而知，一咬牙索性賜給襄藩一整年的歲祿共計一萬石充當喪葬費用。

成化十五年八月，朝廷以恭順侯吳鑒、尚寶司司丞彭頤為正副使，持節(jié)赴襄陽冊封襄世子朱祁鏞為襄王。

朱祁鏞襲爵后，襄藩享受的待遇雖然比不得英廟之時，可比成化年間父王在位時要好得多。

比如九叔梁莊王朱瞻垍（音jì）薨逝后，梁國因絕嗣而除國，不過其宮眷繼續(xù)生活于安陸州梁王府。看在親叔的面子上，明英宗也沒做絕，給梁王府留了樂工三戶、廚役四人等人供其使用，同時保留一百五十戶充當守墳校尉。這些人手先是由梁莊王繼妃魏氏統(tǒng)領，景泰年間魏氏去世后，又交由兩位郡主的生母夫人張氏管理。

成化十六年十月，梁莊王夫人張氏去世，朱祁鏞急不可耐的上疏朝廷，請求從守墳校尉中撥出九十戶用以補充襄藩儀衛(wèi)司缺額。最終明憲宗下令劃撥七十戶給予襄藩，余眾繼續(xù)守墳。

此外，朱祁鏞上疏索要襄陽府只只溝稅課局課鈔、漢陽府劉家隔稅課局課鈔，請求冊封世子朱見淑庶長子朱祐材為襄世孫，母妃靖氏去世后請求朝廷量撥人力修繕襄憲王墓進行合葬等奏請，明憲宗一一準許。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憲宗駕崩，明孝宗繼位，在大赦天下詔中要求停辦一應不急之務，但對襄藩網開一面，特地強調襄王府“照舊制修蓋”，無需停工。總體而言，朱祁鏞在位期間朝廷對襄藩的態(tài)度比之別家王府，要優(yōu)容的多。

王妃帶來的連鎖反應

正統(tǒng)十一年（1446年）十一月，荊州衛(wèi)指揮僉事李玉之女李氏被冊封為襄世子妃。這位初代襄世子妃，其后的襄王妃進門后，給襄王府帶來了一系列連鎖反應。

正統(tǒng)十三年（1448年），世子妃之父李玉去世，圍繞此事成為襄王朱瞻墡與明英宗叔侄斗法的舞臺。

明朝武將劇照

朱瞻墡提出親家去世，自己打算遣官祭奠，同時表示想要獲得郡王、郡主等各外戚家“歲時吊賀”之權。

時任禮部尚書、四朝元老胡濙認為此舉合情合理，畢竟太祖高皇帝在《皇明祖訓》中親手賦予了外戚諸多特權，很多地方是向宗室看齊的，因此他以封國平涼的韓王家族一直派人到南京祭祀韓憲王朱松為例，提出應當給予準許。

哪成想，此議竟引發(fā)明英宗怒火，以這是把外戚比宗室為由，將胡濙狠狠訓斥了一頓。

更大的問題是，世子妃李氏罹患久治不愈的痼疾，婚后難以生育。望孫心切的襄王殿下，忍了數年，終于在景泰二年（1451年）六月，上疏朝廷請求給世子納妾。朝廷準許后，朱祁鏞納虞氏為妾，同年庶長子朱見淑出生。阿越懷疑，虞氏早已入府，有孕之后才補辦的手續(xù)。

順便說一句，朱瞻墡的次子寧鄉(xiāng)王祁鐄之妃同樣罹患痼疾，在父王的奏請下與大哥同時納妾，三個兒媳婦中兩個如此，這位大明最牛皇叔估計也非常郁悶。

關鍵直到明英宗復辟，進入天順朝后，襄藩第三代依然僅有朱見淑一根獨苗。是故天順四年（1460年）朱瞻墡第二次赴京朝覲時，向大侄子求情，希望朝廷冊封朱見淑為襄世孫，以鎖定其繼承人身份。

這奏請本不合理，甚至有些無理，關鍵就看與皇帝的關系如何了。《皇明祖訓》雖號稱一字不可更易，但內容相對寬泛，在有心人眼中有眾多漏洞可鉆。比如它只規(guī)定了親王庶長子需待父王母妃年滿50后方可進封世子，對庶長孫能否受封世孫不沒有做出具體規(guī)定。且當代代王朱仕壥當初便是以庶長孫的身份受封代世孫，有這個先例在也更好說話。故明英宗非常配合的送了個順水人情給叔父。

“（四月）庚午，致書襄王瞻墡曰：‘茲承跋涉遠遁，入覲京師。會晤間屢聞嘉言，良有裨益。及敘親情，乃知世子之妃李氏多病，未有所出。而其庶長子見淑年已十歲，且知向學，朕甚喜之。況叔父年高德邵，重闈之下，宜有令孫，以綿藩封之緒。茲特立見淑為襄世孫，賜與郡王冠服。以正名分，以遂叔父裕后之心。叔父其勿遜辭。’”（《明英宗實錄》）

明代親王妃劇照

成化十一年（1475年），世子妃李氏去世，襄世孫的繼承人身份徹底穩(wěn)固。是故朱祁鏞襲爵后，為故妃李氏奏討王妃封號的同時，請求加封夫人虞氏為次妃。

因朱祁鏞生母靖氏依然在世，李氏被追封為襄王妃后，理論上襄王府存在兩位襄王妃。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也即李氏追封的當月，襄王殿下以府內人員對王妃的稱呼混亂為由，上疏朝廷援引文武官員獲得誥命之時，其妻封夫人，其母則加一太字為太夫人之例，請求給母妃的名號也加一太字，稱王太妃，以做區(qū)別。

“上曰：‘議禮雖出自朝廷。但祖宗舊制乃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者，其敢擅增損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王所請非舊章，其己之。’”（《明憲宗實錄》）

明憲宗的話雖然很是漂亮，可在阿越看來，恐怕更大的緣由還是對當年有朝臣意圖擁立堂叔之事依然心存芥蒂。關鍵親王妃稱太妃的現象還真實存在，比如荊靖王妃魏氏在荊廢王朱見潚時期就被稱為太妃。

阿越說

弘治元年（1488年）六月初五，襄王朱祁鏞薨逝，在位10年，享年60歲，朝廷賜謚曰定。謚法“大慮靜民曰定”、“安民大慮曰定”、“純行不二曰定”，禮部的蓋棺定論沒有瞎給，朱祁鏞與乃父一般也是一代賢王，對地方有所貢獻。

譬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四月中旬，因荊襄一帶及陜南地區(qū)雨帶長期滯留，導致漢江水位暴漲，襄陽段發(fā)生決堤，城外民房損毀嚴重，洪水一度幾乎沖毀城墻，沖入城中，城內百姓惶惶不可終日。

洪水退卻后，眼看著襄陽一遍狼藉，還是襄世子的朱祁鏞于心不忍，于六月上疏朝廷，說明情況，請求讓有司修整襄陽段漢水堤防工程。明憲宗接受工部的建議，移文湖廣地方，命對方核實情況，修筑一道可以長治久安的堤防。

襄定王墓文保碑

明清鼎革時期，襄陽府被闖軍占領，一度成為其大本營。作為敵對勢力的襄王府自然難逃厄運，襄定王墳園被起義軍焚毀，僅存基礎。建國后，磚石基礎又被村民拆除，用于修橋鋪路。1992年，襄定王墓成為湖北省省級文保單位，終于獲得有效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