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猶太人被同化過程中的掌教問題

自利瑪竇于1605年“發現”開封存在猶太人之后，開封猶太人便引起了西方學者和宗教人士的廣泛關注。以入華傳教士為主體的西方人對開封猶太社團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時也使一些珍貴資料得以保存，彌補了開封猶太社團漢文資料的不足。中國學者對開封猶太社團的研究始于20世紀初期，至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學界對開封猶太社團中個體成員的研究多集中在有姓名記載的、取得功名的士人，但是對開封猶太社團的核心人物——掌教卻少有關注。另外，在開封猶太人的同化問題上，學界廣泛流行“通婚說”、“科舉說”、“中猶文化相似說”、“隔離說”以及猶太人對儒教文化的深層次認同等觀點，這些觀點較為宏觀但也忽視了掌教在這一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掌教作為猶太會堂中精通教義經典的人，不僅有著傳承猶太教教義、勸導信徒、主持宗教活動和宗教教育等職能，也是調解開封猶太社團矛盾、維系內部團結的紐帶。由于開封猶太社團人數有限，幾乎與外部猶太人隔絕，又長期受到儒家文化潛移默化的熏染，掌教在猶太教及希伯來文化的傳承、維系族人的團結與信仰等方面的作用也顯得更為突出。可以說，掌教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進程。然而隨著深諳猶太教經典教義與希伯來語言文化的掌教們的去世，猶太文化影響在后來的歷任掌教身上逐漸消退。當作為開封猶太會堂最高主持人的掌教已不再精通猶太教教義與傳統時，說明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程度已經很深了。掌教作為開封猶太社團的重要參與者，是我們探究開封猶太人同化進程的重要線索，但掌教在猶太人中國化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尚未引起學界的重視。本文試圖以開封猶太社團中的掌教為切入點，探討掌教傳承過程中猶太特征的逐漸消退與開封猶太人中國化之間的聯系。

一、猶太教的傳承逐漸集中于掌教

開封猶太社團中掌教和滿喇的傳承相對集于李姓是導致猶太教信仰逐漸淡化的重要因素。在開封猶太社團的“七姓八家”中，唯獨李姓是“一姓兩家”。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中列舉的十七姓和康熙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所列舉的七姓都將李姓置于首位，李姓在開封猶太社團諸姓氏中的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據陳垣等考證，李姓是利未（Levi）支派的后裔。在早期猶太教中，祭司只能出自利未支派，他們熟習《圣經》和教規律法，主持宗教祭祀。開封的猶太人也大致保留了這一傳統，所以精通《圣經》和教規律法者多出自李姓。在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記》碑文中，就有“列微（利未）五思達領掌其教”的記載，并且在碑文列舉的14位滿喇中，有9位都是李姓。明末李自成進攻開封時，猶太會堂遭到破壞的經卷也是由掌教李禎、滿喇李承先考訂補全。開封猶太社團中掌教與滿喇的傳承相對集中于李姓，一定程度上縮小了猶太教信仰和經典教義在開封猶太社團中的傳承范圍，不利于猶太教在開封猶太人中長期傳承。除此以外，開封地區頻繁的水災戰亂往往使本來就極其有限的開封猶太人口大為減少，再加上此類天災人禍對開封猶太社團的經濟基礎破壞巨大，災后重建和恢復生產生活的迫切性更加劇了普通猶太人對猶太教信仰的淡漠。以掌教為主的精通猶太教經典教義者也肯定會隨著開封猶太人總數的減少以及猶太教信仰的整體淡化而銳減。

△ 明代開封猶太人名冊，用漢字和希伯來文寫成

猶太教經典教義的傳承逐漸集中于掌教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原因。首先，開封猶太社團深受中國“重仕輕商”社會價值觀的影響而熱心于科舉功名，只有掌教家族相對固守猶太教傳統。參加科舉考試對于猶太人而言，不僅意味著有機會獲取更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也能在中國社會享有各種特權。為了能積極適應中國社會，提高社會名望，越來越多的開封猶太人愿意自己的孩子自幼學習儒家經典，而非《圣經》和希伯來語。艾田在會見利瑪竇時就承認他從小就放棄了學習希伯來語，全力攻讀中國文學。“他并不隱瞞，照猶太教堂高級神職人員的看法，由于他學習中文，他本人幾乎已不配算作希伯來同胞了。然而，對他說來這沒有關系，只要他能獲得博士學位就行。”相較于猶太教經典和信仰，對于開封猶太人而言，似乎取得功名官職更具吸引力。歷代開封猶太人中取得功名者不在少數，“到17世紀末葉，至少有十一名猶太人得到相當于碩士的學位，七名取得博士的學位”。而開封猶太社團的人口卻極其有限：“多的時候，數以千記，少的時候，也以百計”。取得功名的比例如此之高，也可見開封猶太人對科舉功名的熱衷程度。然而科舉的成功卻使開封猶太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除了掌教等少部分人外，學習猶太教經典教義和希伯來語的人越來越少，開封猶太人對希伯來語和猶太教也漸趨陌生。

值得注意的是，李姓在明初還十分興盛，雖然李姓中也不乏考取功名者，但明代趙姓、金姓、艾姓等猶太人姓氏出現了更多官位顯赫的士人。詳見表1：

表1 明代中國古代猶太士大夫提名表

這些姓氏中的官員數量和政治實力都要高于李姓。這說明相比于李姓來說，其他姓氏中參加科舉的人更多，得到的支持也更多。李姓的相對衰落與其更為重視或承擔著傳承猶太教經典律法的責任有很大關系。

其次，開封猶太人對宗教經典的陌生導致掌教在延續猶太教信仰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忽視宗教經典的翻譯是開封猶太人對猶太教經典逐漸陌生的重要因素。“在宗教的傳播過程中，經典的翻譯至關重要，有時甚至可以改變整個宗教乃至文化的命運。”在西方世界，“希伯來語的經書，隨著戰爭和猶太人的遷移被譯成各種印歐語系語種，經文得以在每個猶太人中傳頌”。但是最初到達開封的猶太人卻將《圣經》等經典供奉在猶太會堂的“至圣所”中，不容許隨意觀看，并沒有將其成譯成漢文。這種在經典翻譯方面的疏忽極不利于后人學習和傳承希伯來語。開封猶太社團畢竟人口有限，在中國這種具有宗教寬容傳統的社會中，長期受到漢語和漢文化的熏染；又因為與中國人交流和參加科舉的需要，通曉漢語的人越來越多，希伯來語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則也相繼少。隨著會講希伯來語的人相繼離世，能夠識讀希伯來文《圣經》的人也相繼減少。

當開封猶太人對本民族語言逐漸陌生時，如果沒有漢文譯本作參考，學習希伯來文的難度就會大大增加。猶太人流散各地仍能堅持猶太教信仰，擁有較為完整的宗教經典是其一大優勢。但在開封猶太社團中，由于上述種種原因，猶太教的這種優勢也越來越弱。相較于普通教眾，只剩下掌教等少部分人相對熟知希伯來語和猶太教的教義經典。然而由于受到開封猶太社團整體環境的影響，歷任掌教們對其熟知的程度也在逐漸降低，以致于后來的掌教們也無法真正履行講解教義、勸導信徒等職責。雖然開封猶太人曾多次從外地購置經卷，并在經卷受到水災破壞后極力修補，但這種舍本逐末的做法無法從根本上復蘇其宗教信仰、維護宗教熱誠。

再次，猶太教本身的排他性和中國明清社會的封閉性也是導致開封猶太社團經典教義的傳承漸趨集中于掌教的另一原因。猶太教宣揚只有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所以盡管開封猶太人數量有限，但他們并不愿意對外發展教眾、傳播猶太教。因此猶太教在中國并沒有形成穩固的社會根基。另外，明清兩朝已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末期，封建統治者多采取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這就導致開封猶太人與西方猶太人交流、溝通的機會十分有限。雖然此間早期開封猶太人還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有一定的聯系（比如他們從寧波等地的猶太人手中購置猶太教經卷，湊足十三部供奉在猶太會堂中），但是后來這種關于開封猶太人與外部猶太人交往的記載幾乎沒有了。明朝中后期西方傳教士來華曾經給開封猶太人復蘇猶太教信仰帶來了一絲希望，但不久后這種希望也隨著清朝皇帝對傳教士態度的轉變破滅了。

開封猶太社團與西方的聯系因此中斷了一百多年。在這期間，開封猶太社團步入了其中國化的最后階段。當開封猶太人出現了猶太教信仰淡化的危機時，沒有來自外界的猶太教及時為開封猶太社團注入新的活力，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拉比或猶太教教徒為其傳播教義、鞏固宗教信仰，宗教人才也無從培養。開封猶太人對猶太教經典教義幾乎一無所知，掌教對他們的宗教信仰和希伯來語也越來越陌生。在這種基本與外界隔絕的狀態下，開封猶太社團的掌教們也只能在不了解猶太教經典教義的情況下，機械地主持簡單的宗教活動，更不用說培養精通教義與《圣經》的信徒了。直至1800年左右最后一位掌教離世，掌教之位再也無人繼承，開封猶太社團的同化進程最終走到了無法挽回的境地。1815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將一封希伯來文信件寄給開封猶太人，但他們并沒有回信，因為此時的開封猶太人已經完全看不懂希伯來文了。

掌教作為猶太社團核心人物，是開封猶太社團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標志。開封猶太社團及其猶太教信仰在中國社會中得以延續八百余年之久，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歷代掌教們的傳承。在宗教信仰方面，掌教負責傳承猶太教教義、勸導信徒、主持宗教儀式和宗教教育等活動，無論是猶太教信仰的延續還是教規節日的繼承，都離不開掌教們在猶太社團中的傳播與宣揚。另外，在開封猶太社團這種宗教色彩十足的宗教集團中，掌教作為社團中最了解猶太教教義經典和希伯來語的人，在社團中肯定具有相當高的威望和影響力。從這一方面來看，掌教在開封猶太社團中的地位十分類似于中國封建宗族中的族長，在整個猶太社團中享有最高地位，在世俗生活中起著調解社團內部矛盾、維系社團團結的作用。在開封猶太社團中國化的進程中，當開封猶太人的猶太教信仰漸趨淡化時，正是由于掌教的存在，開封猶太人才能繼續堅持其信仰，才能對他們的猶太經典和猶太會堂心存敬畏，才能依照教規教義約束自身的行為、保持猶太社團內部的團結。可以說掌教在很大程度上減緩了開封猶太社團同化的進程，對猶太教信仰的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 開封猶太教堂復原模型

二、掌教傳承過程中猶太特征的逐漸淡化

幾百年來，猶太教的教義經典在掌教、滿喇等少部分人中得以傳承。但是掌教作為猶太社團的一部分，就不免受到猶太社團整體發展趨勢的影響，擺脫不了其自身被同化的命運。隨著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程度的加深，后來的掌教們對猶太教經典律法和希伯來語言文化也逐漸陌生，更不用說傳播教義、勸導信徒了。此時的掌教與猶太教真正意義上的拉比已不可同日而語。到了開封猶太社團存在的后期，掌教的存在似乎更具有象征意義——象征著開封猶太社團曾經是一個來自西方的、有著迥異于中國本土信仰的民族，仍是一個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整體。隨著開封猶太社團這種中國化的趨勢逐漸走入無法逆轉的境地，掌教也改變不了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命運。開封猶太人完全失去其猶太特征并融入中國社會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掌教的存在只是暫緩了這一時間的到來而已。隨著最后一位掌教的離世，開封猶太社團便失去了僅存的約束力與向心力，迅速走向瓦解。

在相關的文獻記載中，可以明顯地看出掌教隨著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而日益中國化。開封猶太人艾田在北京拜訪利瑪竇之后，大約在1608年，開封猶太社團的掌教收到了利瑪竇的來信。掌教雖然對利瑪竇信中所談到的有關彌賽亞已經降臨的說法提出異議，表示彌賽亞在一萬年以后才會降臨，但是這位掌教愿意在利瑪竇皈依他們的信仰并且戒吃豬肉的情況下，授予利瑪竇猶太教堂高級神職人員的榮譽。這說明掌教并不了解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區別，同時也可以看出掌教對于缺乏合格的繼承者的擔憂——因為他寧愿寄希望于一個認為彌賽亞已經降臨的非猶太人，而不是開封猶太社團的內部成員。后來的事實也證明，這位掌教去世后，“他的兒子按照繼承法的權利接替了他的職位，但他完全不懂有關他們信仰的各種問題”。以致于繼艾田之后來到北京的那三個猶太人充滿著對猶太教信仰的困惑，甚至十分樂意皈依基督教。

從繼艾田之后來京拜訪利瑪竇的三位開封猶太人身上可以看出，由于他們對猶太教的一無所知，又充滿著困惑與不解，那三位年輕人對猶太教規就產生了抱怨與反感。他們認為割禮是殘忍與野蠻的，抱怨“凡不是自己宰殺的動物就不準吃它們的肉”的教規，因為如果在去北京的路上嚴格遵守這一教規的話，他們非餓死不可。他們的困惑與抱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新任的掌教不了解關于他們信仰的各種問題，自然也就無從解釋教眾對于猶太教信仰的困惑。一旦猶太社團中本應精通教理的掌教都不能解釋猶太族人的宗教困惑，那么猶太教教義、教規對于開封猶太社團的凝聚力、吸引力必定會逐漸降低。從艾田到艾田的侄子前來拜訪西方傳教士，這期間開封猶太社團僅僅經歷了一代人的傳承，但這兩代人（包括掌教）對于猶太教的認識和態度卻差之千里。可見開封猶太人對于猶太教信仰的淡漠和疏遠在17世紀已經相當明顯了。

如果說那位新繼任的掌教只是無法解釋教眾關于信仰的疑問的話，那么當100余年后（1723年）宋君榮神甫來到開封時，他所看到的又是另一種狀況：開封的猶太人對希伯來文已經很生疏，他們讀起希伯來文是帶有中國口音的，他們“也承認自己絲毫不懂希伯來語法和《圣經》的長篇大論，更不懂他們所有的《密西拿》，甚至也不懂《圣經》的歷史。”瑏瑡早在1704年，耶穌會傳教士駱保祿神父就驚訝地發現一些開封猶太人把許多可笑的無稽之談與《圣經》中確鑿的事實混為一談，甚至對《摩西五經》的理解也有類似錯誤。等到這些開封猶太人對希伯來文越來越陌生時，并沒有漢文譯本的經典作參考，也沒有來自外部的拉比及時為其漸趨淡化的宗教信仰注入新的活力。他們對猶太教教義、教規產生的疑惑和不解無從找到答案，他們的猶太教信仰便會逐漸動搖，猶太教就很難傳承下去。于是1850年，“倫敦猶太布道會”派出的使者蔣基榮和邱天生在開封所看到的狀況就顯得不足為奇了，“沒有一個人能夠讀希伯來文，50多年沒有拉比，對彌賽亞的期待似乎已經完全喪失，兩個世紀以前被耶穌會士發現時所堅持實施的割禮已不再延續了”瑏瑢。掌教的去世使開封猶太人失去了最后的向心力與約束力，此后短短的五十年間，猶太社團內部長期醞釀的離心力便迅速釋放出來。整個社團如一盤散沙，迅速融入到中國社會之中，曾經的猶太教信仰只不過成為了一種印象與記憶，絲毫看不出他們與本土的中國人有什么區別。

三、末任掌教去世標志開封猶太社團的衰亡

1800年前后，開封猶太社團最后一任掌教去世，標志著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過程基本完成。自998年定居開封后的八百余年間，開封猶太人已經完全融入到中國社會之中。最后一位掌教的離世使開封猶太人喪失了維系其猶太教信仰的最后力量，對開封猶太社團的影響是巨大且深遠的。開封猶太人在失去了猶太教信仰和掌教的約束僅僅半個世紀之后，猶太教的宗教節日和宗教戒律已基本無人遵守，猶太會堂和羊皮經卷等宗教圣物也被出賣一空。連猶太社團的成員也迅速融入到漢族、回族之中，所剩不多的猶太特征隨之喪失殆盡。

開封猶太社團的猶太教信仰在19世紀中期之后徹底淡化，其中開封猶太人對其宗教習俗和希伯來語的淡忘十分具有代表性。1800年左右掌教去世后，猶太教的教規節日逐漸被遺忘。根據1489年《重建清真寺記》碑文瑏瑣記載可以看出，當時猶太人仍完好地保持著猶太教的宗教信仰，嚴格遵守猶太教行割禮、不食豬肉等教規和安息日、住棚節等宗教節日。最后一任掌教離世之后，開封猶太會堂失去了聚會禮拜的號召者與主持者，再加上開封猶太人貧困不堪的生活處境，使他們無暇顧及恢復猶太教信仰，因此猶太教的信仰和禮拜儀式迅速被忘卻。大約到了19世紀中期，開封猶太人已不再遵行割禮，并開始與非猶太族人通婚。關于禮節方面，他們還能記起住棚節、感恩節、逾越節和其他宗教節日，但現在都不遵守了。[8]166正如1867年英國國教的主教斯切列斯切夫斯基所言，“他們完全失去了他們的宗教，與中國人幾乎沒有什么區別。他們家中有偶像和祖先的牌位……他們與當地人通婚，并且停止了割禮。從相貌、衣著、習慣和宗教信仰方面來看，他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隨著開封猶太人猶太教信仰的徹底淡化，他們對猶太教經典的出賣則標志著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過程的最終完成。由于掌教的去世，宗教儀式和語言被遺忘等原因，開封猶太人最終完全失去了對猶太教信仰的敬畏，對遺留下來的猶太教遺物也毫無感情。幾百年來，猶太經典《五經》一直被珍藏在猶太會堂至圣所的“尊經龕”中，是歷代開封猶太人心中的圣物。17世紀和18世紀來華的耶穌會士曾多次嘗試獲取會堂中供奉的經卷都沒有成功，他們甚至不被允許觀看經卷。但在最后一位掌教去世后短短的幾十年間，因為生計所迫，更重要的是因為猶太教信仰的缺失，曾經受到開封猶太人極度珍視的宗教經典大部分被出賣，最終落入外國人手中。一個猶太人甚至還用這些羊皮經卷做棉衣的里子。道光廿一年（1841年）黃河再次泛濫，100多年未經修繕的猶太會堂被完全沖毀，不久之后會堂的宗教用品甚至連磚瓦、木頭都被拆賣盡凈，會堂基址也由七姓聯名賣給了加拿大圣公會。“開封猶太人盜賣猶太教經典的事實，是這個民族生活在漢族社會中，所經歷的漢化過程終于發生‘質變’的結果。”猶太教經卷和宗教遺物在開封猶太人心中完全成為了可以用來換取錢財的商品。可見開封猶太人的猶太教信仰已經完全淡化，對上帝也毫無敬畏之心，更不知彌賽亞為何物。這份統計表可以清楚地表明開封猶太會堂遺物散失的狀況（見表2）。

表2 開封猶太會堂遺物散失統計表

開封猶太社團失去了掌教這一核心人物之后，開封猶太人不再遵行集體的宗教儀式，社團內部的凝聚力也逐漸消失，關系逐漸疏遠。這一時期的開封猶太人大都是缺衣少穿的貧苦人，有的在郊區種地，有的從事手工藝行業，也有人靠兌換銀錢、開水果店、糕餅店或舊成衣店謀生。開封猶太社團不再是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即使彼此之間出現矛盾也沒有像掌教這樣的“族長式”人物來調節。后來甚至發生了開封猶太人相互謀殺的極端事件，1890年來到開封的牧師密爾斯記載“他們（開封猶太人）彼此也不團結，一個猶太人因為謀殺另一個猶太人而進了監獄，等候審判”。

掌教去世意味著開封猶太社團不僅失去了他們的宗教領袖，也失去了世俗生活的“族長”。開封猶太社團失去了對猶太教信仰的敬畏和來自掌教的約束力之后，猶太教經典和會堂等宗教遺物陸續被出賣，社團成員的關系也漸趨疏遠。開封猶太人的中國化在此后的半個世紀中徹底完成，因此企圖借助外部力量來恢復開封猶太教的種種嘗試也都毫無結果。瑏瑤開封猶太人在經歷了近千年的中國化之后，已經完全融入到中國社會之中。

四、結語

掌教作為猶太社團的核心人物，八百余年來一直是傳承猶太教信仰的首要參與者，履行著傳承猶太教信仰、主持宗教儀式和調節猶太社團內部矛盾等多項職能。相比于社團中的普通教眾，掌教更精通猶太教的教義經典和希伯來語，當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程度逐漸加深時，掌教本身也是對猶太教的傳承和延續。掌教的存在有效地減緩了開封猶太人的中國化進程，對開封猶太社團近千年的傳承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掌教身為開封猶太社團中的一員，肯定會不自覺地受到社團整體發展趨勢的影響而漸趨中國化。在歷代掌教傳承的過程中，猶太教的經典教義不免會被遺失或被加以附會，遠離其原本的內涵。再加上開封猶太人對希伯來語逐漸生疏，掌教無法從希伯來文的經卷中深入研究宗教教義，這就導致了猶太教在歷任掌教身上的淡化。

然而我們也不能片面地將開封猶太社團的中國化歸因于掌教對經典教義和希伯來語的逐漸陌生。開封猶太社團的中國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心理和猶太教信仰本身等多種因素的綜合下逐步深入的。八百多年來，開封猶太社團長期與外部猶太人隔離，處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再加上中國社會對外來民族的寬容態度，使得開封猶太人逐漸增加了對中國社會的認同感，淡化了對外界社會的防范心理。另外，中國的儒家思想與猶太教教義有著許多相似之處，這也促進了開封猶太人對儒家思想的深層次認同。因此開封猶太人像中國人一樣熱衷于參加科舉和求取功名，甚至到后來逐漸打破了族內通婚制，與漢族、回族等民族通婚。這些都構成了開封猶太社團被中國社會所同化的因素。在這些因素的長期綜合作用下，開封猶太社團最終被同化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只依靠掌教一人之力不可能使猶太教信仰完整地傳承下去。

開封猶太社團被同化的過程也是猶太民族與中華民族互動融合的過程，是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歷了漫長的形成過程；具有極強包容性和凝聚力的漢族與漢文化，長期以來經過與眾多民族的接觸、交流、混雜和融合，逐漸形成了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八百余年來，開封猶太人通過科舉、通婚等方式逐漸融入中國社會，其被同化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形成的一個縮影。（節選自《江漢學術》，2014年第5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