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他被連降十級，9年后向中央寫下絕命書，后吞槍自盡

說起王范這個人，可能現在沒多少人知道了。但他這一輩子，真的是大起大落，苦樂參半。1905年6月16日，他出生在江蘇如東縣上漫鄉（今如東縣）一個窮得掉渣的佃戶家里，原名叫張庭譜。

那時候中國啥樣？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老百姓連飯都吃不飽。他家住的是破茅草屋，漏風漏雨，靠租地主的田糊口。他從小就得下地干活，挑著擔子，汗水滴在黃土地上，日子苦得沒法說。

村里有個私塾，算是個小窗口。他在那兒聽老師講革命的事兒，心里就埋下了點啥。1926年11月，他在王盈朝的介紹下加入了共產黨。

那年他21歲，年輕氣盛，滿腦子想著要翻身，要改變這窮日子。從那天起，他開始在鄉下跑，散發傳單，組織農民學革命理論，整天忙得腳不沾地。

早年的革命路

1928年春天，如皋西鄉搞了個“五一”農民暴動，王范是組織者之一。這事兒聽著挺牛，但干起來不容易。那時候農民手里沒啥像樣的家伙，就靠鋤頭、棍棒，再加上幾把破槍。

暴動沖的是地主莊園，想把糧食搶過來分給窮人。結果喊聲震天，鬧了一陣子，可沒多久就被反動武裝給壓下去了。暴動沒成，但王范這人的膽量和能力，在同志們眼里留下了印象。

1930年10月，紅十四軍打輸了，王范只能轉移到上海。那地方燈紅酒綠，可底下全是刀光劍影。他化了名，混進四馬路巡捕房當了個巡捕。

表面上是抓小偷維持秩序，實際上是給地下黨搞情報。他每天穿著深藍色制服，走在租界街頭，眼睛可沒閑著，盯著國民黨那邊的動靜。

有一次，他在巡捕房的文件堆里翻到一份密報，是特務要圍捕地下黨的計劃。他趕緊抄下來，晚上在弄堂里跟聯絡人接頭，把消息傳出去，救了一批人。

1931年11月，他正式當上了四馬路巡捕房地下黨支部書記。這活兒更得小心了，他經常半夜在茶肆或者弄堂里跟人碰頭。有回他裝成賣水果的，推著車在街角換情報，愣是沒讓人看出破綻。他的腦子活，膽子也大，干得挺靠譜。

可惜，1932年4月，他在一次任務中露了馬腳，被國民黨抓了。審訊室里啥招都使上了，皮鞭抽，電刑整，他硬是扛著沒松口。法庭上敵人沒抓到啥真憑實據，只能給他安個“共產黨嫌疑犯”的帽子，判了10年，扔進了南京陸軍監獄。

監獄里條件爛得要死，陰冷潮濕，鐵窗外啥也看不見。但王范沒閑著，跟獄友學馬列主義，還偷偷傳消息出去。他們用破布條寫情報，藏在送飯的籃子里弄出去。他還組織大家討論革命的事兒，鼓勁兒堅持下去。那時候他就挺有號召力，獄友們都服他。

延安歲月到建國初

1937年，抗日戰爭打響，國共第二次合作，黨組織把獄里的同志救了出來。王范也出來了，出獄那天，他站在南京街頭，估計心里挺感慨。

之后他經過李克農審查，改名叫王范，去了延安。到了那兒，他進了中央黨校學理論，還當了黨總支組織委員。每天早上讀馬列，晚上跟人聊革命，日子過得充實。

1938年4月，他被調到陜甘寧邊區保安處當偵察科長、副部長。這活兒主要是抓特務、搞情報。他帶隊跑敵后，破了不少案子。

有一次，他裝成商人混進敵占區，弄回了敵人的布防圖，幫邊區躲了好幾回麻煩。因為干得漂亮，中央和西北局還給他頒了個“鋤奸模范”的稱號。

1945年10月，抗戰結束了，王范被派到熱河省當公安廳廳長。那地方山高林密，土匪多得跟蒼蠅似的，擾得后方不得安寧。他親自帶隊摸地形，定計劃，硬是把匪窩一個個端了。有回伏擊戰打得激烈，他指揮部隊把匪首抓了，當地老百姓拍手叫好。

1948年12月，他回了中央社會部。1949年4月底，又調到華東局，搞了個保衛處當處長。1950年初，他升成了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副部長。

1955年，他當上了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這幾年他干得挺帶勁，把舊政權留下的司法爛攤子收拾得有模有樣。1953年，他還陪毛主席視察上海，匯報工作的時候條理清楚，毛主席都點頭夸他。

1958年的轉折

可好日子到1958年就戛然而止。那年整風運動搞得全國雞飛狗跳，王范也沒逃過去。他被指控犯了一堆錯誤，以前的功勞全被翻出來挑刺兒。開會的時候，他站在臺上挨批，想說幾句為自己辯解，可底下沒人搭理他。

結果，他從領導崗位被連降十級，變成了個普通職員。這對他來說，打擊大了去了。他收拾辦公室東西的時候，看著以前簽的文件，估計心里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

不過他沒徹底死心，覺得自己沒干啥虧心事，對組織還有點信任。于是他提筆寫了申訴信，想寄到中央討個說法。信里寫得挺誠懇，滿心希望能有個回應。可惜，這信壓根沒到中央手里，半路被人截了。

之后幾年，王范的日子過得挺憋屈。他被調去做些沒啥技術含量的小活兒，以前的老戰友也慢慢不跟他聯系了。他一個老革命，干過槍林彈雨的事兒，現在卻落得這下場，心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1967那年一個早上，他實在扛不住了，坐下來寫了封絕命書。

信里全是他的苦水，還有對革命當初那份信念的念想。寫完后，他沒猶豫，拿起槍，對著自己扣了扳機，就這么走了，時年60歲。

王范死了以后，很多人覺得可惜。

1978年，國家開始撥亂反正，有人翻出他的案子重新查了一遍。組織給他平了反，還開了追悼會。

追悼會上，有人講了他的功績，說他是個真革命者。上海那天天氣陰沉沉的，來悼念的人不少，大家都挺沉默。他的名聲總算又被正了過來。遲來的正義，總算給了他一個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