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被叛徒出賣受盡酷刑，上海解放前敵人將他活埋，窒息而亡

1948年冬天的南京，夜色壓得很低。雨花臺后山坡上，憲兵卡車的車燈被蒙上黑布，只留一線昏黃。三口粗糙的棺材被抬下車，昏迷不醒的三個人被塞進去，蓋板合上，鐵釘一下一下被砸進木板。山風很冷，土腥味、藥味混在一起，只有鐵錘聲格外清晰。

被活埋的其中一人，姓盧，山東人。當天在場的幾個憲兵，事后只記住了一點：這人被拖出牢房時，腳步雖虛，但眼神極硬，盯得人心里發毛。

往回推二十多年，這個看守眼里的“死囚”，曾在國民黨部隊里當過營長，當過上校參謀，當過情報機關的“骨干”。身份一層套一層，真正的名字，卻一直藏在檔案袋之外——盧志英。

有意思的是，他留在公開史料里的印記，多半不是在戰場上開槍，而是在敵營里傳出一句話、一份電報，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一、隱藏在“剿共大員”身邊的人

這個“陸參謀”，實際上就是早在1925年入黨的中共黨員盧志英。

再往前看一點，他的路子并不“情報化”。出生于1905年的山東昌邑，青年時被保送到東北綏寧鎮守署軍官講習所，后在馮玉祥系部隊中任職。馮玉祥的國民聯軍在北伐時一度與國民革命軍合作，部隊里既有舊軍官，也有新思潮。1925年，盧志英在這樣的軍中環境里，接觸到黨的秘密工作，正式成為一名黨員。

當時北伐正緊，軍中年輕軍官一邊打仗，一邊在輾轉的行軍中開小會、傳小冊子。有人動搖，有人觀望，也有人像盧志英這樣，選擇把軍旅當成日后潛伏的最好偽裝。

1927年“四一二”之后，局勢急轉直下。清黨風暴席卷而來，馮系部隊內部也起了變化。盧志英被調往江西德安，任一個營的營長。就在這里，他第一次以“軍官”的身份，在槍口之下做了一件與今后潛伏生涯密切相關的事。

那是1927年夏，德安城外一處刑場被臨時設在郊野。一批被認定為“共產黨嫌疑分子”的人，被押赴刑場。其中有女共產黨員張育民，還有陳海涵等人。軍中執行官湯司林奉令帶隊“就地槍決”，二營負責“押解與警戒”。

行刑前夕，盧志英找到湯司林，語氣平靜，卻帶著幾分試探：“團長交代，這批人牽扯面大，明天由我親自帶隊，你的人只負責外圍。”湯司林并未起疑，反而覺得這是“上面重視”。

第二天刑場上，二營的卡賓槍統一上了刺刀，崗哨比往常多了一倍。押著囚犯來到土坡邊時，有士兵悄悄遞過來一支已經裝好子彈的手槍。盧志英接過，手稍稍顫了一下，隨后大聲下令：“聽我口令，準備——”

短暫的寂靜之后，槍聲驟然響出，卻不是對著囚犯，而是對著毫無防備的湯司林等執行官。幾個關鍵軍官倒在地上，二營迅速控制現場。張育民等人被解開繩索，士兵們有的愣住，有的跟著舉槍對準原本的“上峰”。

“弟兄們，今天不殺他們，就是被他們殺！跟我走，南下找真正的革命軍！”據說，盧志英說的話不多，卻擊中不少人心里的疑問。那天，二營五百多人連同被解救的同志，脫離原部，南撤尋求與南昌起義部隊匯合，后并入葉挺獨立團。

這次德安起義，表面看是一名營長“臨陣反水”，實質上卻是在黨組織事先策劃下，用軍權直接救人、保存力量。這件事，在當時大多數檔案里只留下簡單幾行記錄，卻為后面很多事情埋下伏筆。包括一段特殊的“夫妻情報搭檔”。

張育民，就是那批被救出來的人之一。后來，她與盧志英假扮夫妻，以軍醫與軍官的身份在各地開辟交通、營救同志，長期隱藏敵后。兩人的“偽夫妻”關系，在許多公開場合被當作既成事實，敵人反而不疑有他。這對搭檔，后來成為情報戰線上一個頗為獨特的組合。

二、贛北司令部里飛出的那份情報

回到1934年的贛北。此時中央蘇區正遭受國民黨第五次“圍剿”。按照公開史料，當時蔣介石調集約150萬兵力，配合碉堡封鎖、一寸一寸推進，意圖把蘇區壓成一塊“死地”。

這次，他在整理提要時，卻將另一份“提要”牢記在心。

當晚，盧志英在宿舍里翻出一本普通字典，把關鍵兵團番號、行動日期、小路封鎖情況，按事先約定的方法轉換成數字與關鍵詞。隨后，一名看似普通的聯絡員帶著這本看似毫不起眼的字典，從贛北出發，經秘密交通線，輾轉送往瑞金。

“這份情報必須當天到。”傳話口令只有這句，說明事情的緊迫性。

這類字典加密的方法，在當時并不少見。通過約定“某頁第幾行第幾個字”，用數字串替代原詞，再配合特定的語句，就能在一份普通書頁中藏下完整情報。敵人就算搜到字典，如果沒有密鑰，也只能當普通工具書。

這份“鐵桶計劃”的核心內容送達中央后，直接影響了后來的決策。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作出戰略轉移的決定。26日，中央紅軍開始從臨時指揮中樞（原在瑞金一帶）突圍，向西北方向撤出包圍圈，長征由此開啟。

當然，從宏觀上說，長征的爆發有一整套復雜原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敵我雙方力量懸殊、蘇區戰略空間日益縮小等等。不能簡單用“一份情報改變歷史”這種話來概括。但不得不說，在那種封鎖圈越收越緊的環境里，能提前掌握敵軍重兵布置和封鎖時間節點，對制定突圍路線、選擇突破口，意義極為現實。

盧志英就是借著這種關系，在贛北身份穩固，又在后來莫雄被調往貴州畢節時，順勢隨行，繼續打掩護、開通交通線，為長征中路軍通過貴州提供偵察和協調。這些工作，表面是給國民黨做“地方安保”，實則為紅軍謀求通道。

三、一場撤離，一聲嬰啼

潛伏從來不是單線條的“潛進去就完事”，往往要面對隨時被抽絲剝繭的風險。1934年“鐵桶計劃”情報上報后，贛北、蘇區之間的暗線越發敏感，泄密的風險也必然增大。

不久之后，莫雄和他身邊這批“有問題的人”，逐漸被上層盯上。審查、調防、換防、抽調親信，種種舉動說明一些蛛絲馬跡已經引起懷疑。

對潛伏者而言，一旦環境改變，撤離往往比潛入更危險。盧志英與張育民這對“假夫妻”，在贛北一帶已經活躍多年，周邊軍隊、地方政要都習慣了他們的面孔。要在這種“熟人社會”中突然消失，稍有不慎，就會引來追蹤。

據相關回憶資料，那段時間，他們帶著剛出生不久的孩子在山野間轉移。夜里趕路，白天隱蔽，有時藏在山洞，有時借宿可靠農戶。危險的一次，是在一處山坳附近，敵軍搜捕隊已經逼近藏身點，狗叫聲越來越近。

“孩子哭了怎么辦？”有同志壓低聲音問。

“不能讓他哭。”短短一句話，把矛盾逼到極點。

在舊版資料中，這段撤離被寫得極其慘烈：為了不暴露大部隊，夫妻倆把嬰兒掛在路邊的一棵酸棗樹上，引開追兵，孩子生死未卜。這種細節，很容易觸動情緒，但具體過程的每個動作、每句對話，現有公開檔案并未完全佐證。可以肯定的是，這次撤離確實付出了極大的家庭代價。后來盧志英有個兒子叫盧大容，在上海被捕時年紀不大，說明夫妻倆終究又有了子女。

無論細節如何，情報戰線上的一個殘酷現實很清楚：家庭成員常常被迫卷入最危險的環節。伴隨著潛伏的是長時間的分離、偽裝甚至突然斷裂。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潛伏人員必須承擔的代價之一。

試想一下，一個人可以在刑訊臺上硬扛酷刑，這在黨史中并不罕見。但當孩子的哭聲、親人的眼淚被放到對立面，做任何決定都近乎撕心裂肺。這種內心重負，很難用幾個“英勇無畏”的詞就概括過去。

從贛北撤出后，黨組織根據需要，對部分潛伏人員的身份進行了重新安排。盧志英在此后的幾年里，輾轉多地，有時作為偵察人員，為紅軍西征、北上提供道路情報，有時隱藏身份，悄悄恢復與早年軍界、人脈的聯系，為下一階段的潛伏打基礎。

四、從吳淞口到滬東：利用敵人的“接收熱”

時間一轉，來到了抗戰中后期與抗戰勝利前后。

1940年前后，新四軍在華中抗日戰場上力量日漸發展，彈藥、藥品等物資供應卻非常緊張。一些公開史料記載，從上海、南京等敵占區通過秘密渠道輸送藥品、器械、槍械，對緩解新四軍物資壓力起了重要作用。

在這條隱秘輸送線上，一個關鍵節點就是上海吳淞口。

彼時的上海，租界林立、勢力交錯。日本海軍在吳淞口駐有艦隊，設有海軍司令部和情報部。一個名叫保島的日本海軍中將出現在上海史料中，負責該地部分海軍事務。為了爭奪對日偽的“話語權”，國民黨方面通過各種渠道與這些日方軍官周旋、交易。

盧志英憑借早年的軍界背景，再加上臨危不亂的處事方式，通過多重身份，在上海一度接近日本駐吳淞口海軍司令部人員，與他們打交道。名義上，是替國民黨方面做聯絡和“采購”，實際則利用這一平臺，為新四軍爭取物資、打探情報。

那幾年，他與張育民利用“軍醫所”“藥品采購”的公開身份，從上海向新四軍根據地輸送了大量藥品、醫療器械，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通過“報廢槍支”“二手武器”的名義，轉移了有限的槍械。由于敵偽機構之間也互相猜忌，一些物資在賬目上是“丟失”“損耗”，實際卻到了江北、江南的游擊根據地。

1942年，日軍在華中加緊“掃蕩”，上海的地下工作比以往更危險。盧志英奉命重返上海，專門負責建立和整合情報網。他一方面繼續利用與日偽軍方的“業務往來”，一方面開始接觸國民黨的中統、軍統人員。

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后，上海很快成為國民黨軍統、中統爭奪的焦點。誰來接收日偽的警察、特務機構，誰就掌握了這個大都市的“眼睛”和“耳朵”。軍統、中統之間為此摩擦不斷，有時甚至在街頭發生沖突。

這種混亂局面，反而給中共情報工作提供了可乘之機。

戰后的一天，重慶廣播電臺發出了一段關于“接收上海”的消息，其中提到某位在國民黨特務系統擔任要職的人名——鄭少石。盧志英在上海收聽廣播時，聽到這個名字立刻意識到：這是過去曾有過接觸的對象。

“你說，是不是可以試著靠上去？”有同志提出疑問。

“人心隔肚皮，但他手里的權力，確實是一條線。”盧志英沉吟片刻，作出判斷。

通過舊日軍界、政界關系，他設法與鄭少石搭上了線，表現出自己“愿意效力”的姿態。鄭少石此時已是國民黨肅委會副主任，分管情報、特務一塊，對上海的中統系統有一定影響力。

在這套關系鏈下，盧志英被安排進入國民黨中統機構，擔任滬東區副主任之類的重要職務，負責上海東部地區的情報與肅清工作。他名義上成了“政治可靠”的特務骨干，手下還帶著一批中統特務。軍統系統那邊也把他當作可以利用的“自己人”，借重他的地方關系和日偽遺留線索。

從公開史料看，這段時期，他實現了對中統、軍統的雙重滲透，在其中斡旋，源源不斷地把情報送往黨的組織。上海敵特內部彼此不信任，他則利用這種不信任，讓各方互相牽制，為地下黨爭取操作空間。

有人會好奇：敵人就不懷疑嗎？國民黨特務機構不是“多疑”出了名？

疑心當然有。只是，當時的中統、軍統本身就處于爭權狀態，誰都希望多拉一些看起來“能干”的人到自己這邊來，又彼此爭功。如果盧志英送來的情報、線索能幫某一方抓到“嫌疑分子”，那懷疑自然就小一分。加上他早年軍界身份與一些“老關系”的背書，使得他的“可靠形象”被不斷強化。

正是借助這種微妙平衡，他搭建起覆蓋滬東多個碼頭、工廠、機關的情報網絡，將大量日偽及國民黨內部情況傳遞出去，對解放前上海的斗爭提供了重要支撐。

五、一個叛徒，一輛電車

潛伏時間越長，被出賣的風險也就越大。真正讓這張上海情報網陷入危機的，不是軍統、中統的察覺，而是身邊人的背叛。

1947年3月，一名叫張蓮舫的人，漸漸被敵方盯上。此人原本是盧志英手下的重要助手，負責傳遞情報、聯絡人員，長期被視為可靠干事。然而賭博成性，使他欠下不少賭債。中統、軍統方面一向善于利用人性的弱點。沉重的債務、家庭壓力，加上敵特的威逼利誘，讓張蓮舫走到了十字路口。

“你們要我說什么？”據后來的審訊材料，張蓮舫在第一次試探性接觸中，就放出這樣一句話。

“你只要說實話，債可以替你還。”對面的人用的是一貫的語氣。

從那之后的幾個月里，張蓮舫一邊繼續在組織內部活動，一邊把一些聯絡點、姓名、活動規律零敲碎打地交給中統特務總局的季源溥等人。敵方也很謹慎，沒有馬上大規模抓捕，而是通過跟蹤、竊聽，一點點摸清整個網絡。

1948年3月2日晚，上海街頭電車叮當作響，市民下班后的腳步匆匆。盧志英與張蓮舫按約定，在某輛電車上見面。表面是再普通不過的一次碰頭。

“最近中統那邊有什么風聲？”盧志英壓低聲音問。

張蓮舫故作輕松：“沒什么，新來的幾個人倒挺囂張。”

電車緩緩駛入下一站。就在車門剛打開的一瞬間，幾名便衣從兩側擠上來，動作極快，一左一右緊緊扣住盧志英的胳膊。有人低聲喝道：“別動！”

車上的乘客一時沒反應過來，只當是普通抓賭或查戶口。盧志英試圖掙脫，卻發現車門口、車后排都有埋伏。電車門迅速合上，車開出站臺，仿佛只是運走了一個犯了事的人。

之后的過程，已在多份材料中有記載：盧志英被押到中統設在上海的秘密據點，又很快被轉押南京憲兵司令部。張育民和他們的兒子盧大容，也在隨后的一系列抓捕行動中落入敵手。

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這一時期把抓捕的重心，放在“挖出潛伏在高層的共產黨”上。盧志英提供給黨的情報，多半涉及特務機關內部情況，極具殺傷力。敵方當然明白，如果能撬開他的嘴，不僅能破一批地下黨的關系網，還能挽回在特務系統中的“顏面”。

“你只要老實交代，組織也不會怪你。”有審訊者在審訊中用“曉之以情”的口吻勸說。

“組織？你們配提這個字？”盧志英冷冷回譏。

關于他在獄中的態度，有各種版本的回憶。有的說他在一次拷問中，為證明自己不會再招供，親手將竹簽狠狠插入自己的指甲縫。“你們不是愛用這個嗎？先讓我自己試試。”一句話，把刑訊室里的特務罵得啞口無言。當然，具體措辭可能有演繹成分，但拒供的事實，在敵方的檔案和后來審訊材料中都能找到痕跡。

值得注意的是，敵方并不滿足于對他一個人用刑，很快把張育民和盧大容也帶到他面前。企圖用親情瓦解意志，這在那個時期的行徑中十分常見。

“你要是說了，大家都能回去。”特務對著盧志英說，又轉頭對孩子假意安慰，“叫一聲爸爸，他要你平平安安。”

據參與偵訊的部分人員后來交代，當時牢房里的氛圍非常壓抑。張育民強忍著眼淚，只怕一個眼神就讓氣氛崩潰。盧大容年紀尚小，卻已經能看出父母的處境。他嘴唇發抖，卻沒有喊出聲來。

“孩子跟著你受苦。”有特務故意嘆息。

“跟著我受苦，總比跟著你們去害人強。”盧志英回了一句。

親情在這里成了鋒利的刀。一邊是丈夫、父親，另一邊是黨員、情報骨干。敵人就是看準這一點，一遍遍上陣。令人佩服的是，在這樣撕裂的場面中，這個山東漢子沒有退縮，也沒有把任何同志的名字吐出口。

六、活埋與發掘：三口棺材的秘密

1948年冬，國內戰局已基本明朗。解放軍在各大戰役中取得優勢，國民黨政權在軍事、財政、政治各線都出現全面崩潰的跡象。南京當局一邊想著“遷都”、一邊還在做最后的掙扎，其中就包括瘋狂屠殺政治犯、秘密處理“要案”。

12月27日夜，南京雨花臺一帶格外陰沉。憲兵司令部調來一輛卡車，從監獄里押出三名被列入“絕密名單”的囚犯：盧志英，還有陳子濤、駱何民兩位同為我黨地下工作的同志。

按照任宗炳等審犯后來供述的情況，執行方案是先注射麻醉藥，使人陷入半昏迷狀態，再裝入棺材，運往雨花臺后山坡，集中掩埋。表面上看，這是“仁慈一點”的死法，實則是極其殘忍的活埋。

卡車停在預定地點后，三口粗制棺材被放在地上。被麻醉的三人被一一抬出，塞入棺中。鐵錘聲、鐵釘聲，蓋過了山風。棺蓋合上的那一刻，空氣幾乎凝固。

從執行者的角度看，任務完成得“干凈利落”。沒有公開槍決，沒有留下太多和普通“刑事犯”不一樣的痕跡。只在雨花臺后山坡，悄悄多了一個新填的土堆。

三年后，一切風云變換。

1949年春天，南京解放。新政府開始全面接管原國民黨機關，同時清理過去的暗殺、屠殺遺跡。對雨花臺的勘查，就是其中重要一項。

1951年6月11日，上海公安機關根據線索，將已經被捕的原南京憲兵司令部特務任宗炳押赴雨花臺，現場指認。任宗炳在山坡上繞了一圈，又反復確認幾棵樹、幾處石塊的位置，這才點出一片草叢：“就在這里，當年埋過三口棺材。”

工作人員開始挖掘。泥土一層層被扒開，很快露出了木板殘片。隨著繼續挖深，三具骨骼相互交錯地出現在坑中。由于棺木早已腐爛，棺內空間狹小、空氣稀薄，窒息與掙扎都發生在那方寸之地。骨骼的位置錯亂，印證了曾經的痛苦。

辨認遺骸，是另一個艱難過程。由于時間久遠，衣物已朽，只能靠少量隨身之物和家屬相認。張育民也被請到現場。她望著坑中那一堆堆白骨，長時間說不出話來。最后，她認出了丈夫生前的一些骨骼特征和殘留物，這才確認其中一具遺骸為盧志英。

那一天，現場沒有太多言辭。更多的是一種凝重的沉默。對許多在情報戰線工作的人來說，這是第一次直觀地看到“無聲戰場”的結果。不是整齊的烈士墓碑，不是戰地醫院里的名單，而是三具被活埋后扭曲的骨骼。

盧志英犧牲時，43歲。這樣一個年齡，在普通人眼里，正是頂梁柱、當家人的階段。他本可以憑著早年的軍功、后來的特務“職位”，在舊政權下謀得一份不差的生活。但他選擇長期潛伏，在敵營內部把一層一層偽裝撕開，露出“情報”二字。

七、隱蔽戰線的分量

把盧志英的一生連起來，會發現它很難按照一般軍人生涯的路徑來理解。他不是在一場場正面戰役中“升官”，而是在敵人的機構里不斷換馬甲：營長、參謀、地方保安人員、中統干部、軍統合作對象，等等。

這種身份的頻繁變換，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為黨的情報工作服務。德安刑場的起義，是用軍權完成營救；贛北司令部的“提要”，是一份成體系的圍剿計劃；貴州畢節的協助，是為紅軍走出封鎖線探路；吳淞口與上海的潛伏，是利用敵人內部矛盾取得物資和情報；滬東區的“副主任”，又成了打入中統核心的踏板。

有觀點認為，如果沒有這類潛伏人員提供的關鍵情報，長征的起始、華中抗戰的堅持、解放前大城市的斗爭，都會變得異常艱難。這個判斷未必能量化，卻很難否認他們在關鍵節點起到的“杠桿”作用。

此外，從盧志英身上也能看到幾個值得注意的層面：

其一，早期軍旅經歷的重要性。很多成功的潛伏者，都有一定的軍界、警界或行政系統背景，這為后來的偽裝提供了真實履歷。盧志英在馮玉祥部、北伐時期的經歷，讓他進入國民黨軍隊體系毫不突兀，反而成了“老資格軍官”。

其二，對敵內部爭取的效果。莫雄這樣的地方實力派，在國民黨系統中地位不低。一旦被爭取過來或發生立場變化，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為潛伏者提供保護傘，甚至直接泄露高層機密。盧志英潛伏贛北、入貴州，離不開這種“偽上級”的態度變化。情報工作從來不是孤膽英雄，而是以組織爭取、統一安排為基礎。

其三，家庭作為雙刃劍。在德安被救、贛北撤離、上海被捕、南京受審的多個階段，張育民和孩子的身影始終在場。他們既是潛伏生活中最自然的掩護，也是敵人最常用的突破口。對這樣一類情報人員而言，如何在親情與組織之間保持清醒，是異常殘酷的考驗。

其四，敵對特務系統的“自我腐蝕”。中統、軍統內部的傾軋、賭博、貪污等行為，為潛伏和策反提供了縫隙。張蓮舫的變節，就是在賭債和威逼利誘下發生的。這并不意味著一切問題都可以歸咎于個人道德，而是說明一套以恐懼和私利為驅動的特務體系，本身就容易滋生可以被利用的弱點。

1951年，盧志英的遺骸被從雨花臺后山坡的土中挖出，遷往烈士陵園安葬。同一時期，叛徒張蓮舫、參與活埋的任宗炳等，也在法律框架下被處決，各自面對自己選擇的終點。

從1925年入黨到1948年犧牲，跨度23年。公開的戰史中，這個名字不算顯眼，甚至長期只在較專業的黨史、地方志中零星出現。但把他所處的幾個關鍵節點連接起來，就能感受到隱蔽戰線的重量：它沒有整齊的行軍隊伍，也沒有高聲吶喊，卻在暗處牽動著許多公開戰場的進退。盧志英所做的，正是這樣一種“無形之戰”的典型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