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啟蒙理性何以瓦解真實心靈？｜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在這個數據狂歡的時代，技術便利的背后是一場深刻的精神危機。社交媒體制造虛假親密，人工智能挑戰(zhàn)人性定義，元宇宙模糊虛實邊界——現代性的“進步”承諾，反而加速了“真實心靈”的解體。金觀濤老師指出：理性化進程的悖論，正在摧毀現代人賴以安身立命的意義坐標。

18世紀啟蒙運動以認知理性為武器，將上帝逐出公共領域，試圖用科學與人權重構社會秩序。然而，剝離終極關懷（如宗教對生命意義的回答）后，理性主義成為一把雙刃劍。金老師以法國啟蒙運動為例，揭示了這一邏輯的致命缺陷：否定天主教信仰后，民族主義成為填補心靈空缺的“替代性宗教”，卻埋下世界大戰(zhàn)的導火索；更深遠的影響是“事實—價值”的割裂——客觀事實與主觀價值的對立，使得公共道德淪為利益博弈的戰(zhàn)場，社會陷入“無共識、無意義”的惡性循環(huán)。

金觀濤老師的分析不僅是對歷史的回溯，更是對當下的警示。元宇宙重新定義“真實”，人工智能挑戰(zhàn)倫理邊界——現代人正站在意義懸崖的邊緣。然而危機中亦藏有轉機：當“真假”界限日益模糊時，重拾對真實的追問，或許才是走出迷途的第一縷曙光。

圖：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作者：德拉克羅瓦）

啟蒙理性何以瓦解真實心靈？

文/金觀濤

啟蒙運動和“大分離”：理性主義的起源

個人有選擇終極關懷的自由只代表現代真實心靈存在著解體的可能，并不意味著現代人必然喪失真實的心靈。然而，一旦現代性越出其發(fā)源地即加爾文宗社會，現代真實心靈的解體就不可避免，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為什么？因為在加爾文宗現代社會，個人權利來自自然法，它和終極關懷有關。現代社會是獨立個人立約組成的契約共同體，立約是人在上帝面前的誓約即圣約（Covenant），它亦和終極關懷有關。

也就是說，在現代性起源的社會，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都與西方基督教終極關懷不可分離。雖然自由的個人可以放棄終極關懷，但現代社會組織的運作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終極關懷，現代真實心靈相當穩(wěn)定。然而，其他軸心文明要學習現代性，必須實現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普世化”。所謂“普世化”，就是和加爾文宗的終極關懷脫離關系。否則，這些傳統(tǒng)社會無法實現現代轉型。一且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與終極關懷不存在內在聯系，現代真實心靈就開始解體了。

人們都知道英國和美國是現代性起源的社會，并津津樂道于用五月花號的故事來象征加爾文宗信徒如何組織現代契約社會。1620年11月，五月花號到達新大陸。一群新教徒在登陸新大陸的時候，其中的男性成員在上帝面前立約（即《五月花號公約》），要在這里建立一個公民社會，作為圣約的《五月花號公約》被視作美國憲法的前身。

其實，英國更為典型。英國社會現代轉型始于清教（加爾文宗）革命，光榮革命的本質正是把法律立足于圣約之上。現代社會越出其發(fā)源地，傳遍所有軸心文明，亦是通過英國和法國這兩個主權國家的競爭開始的。當1688年英國成為最早的現代社會時，法國仍是傳統(tǒng)天主教國家，并處于和英國的激烈競爭之中。英國因社會現代轉型，經濟和科技水平迅速超過法國。法國不得不學習英國，引進現代價值并向現代社會轉化。

然而，在法國，個人權利和認知理性與天主教相互對立。這樣一來，引進個人權利和認知理性必須反對天主教，這就是導致法國傳統(tǒng)社會現代轉型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意義正是將認知理性和對上帝的信仰徹底分離，從此以后，現代價值系統(tǒng)成熟了，而且成為普世的，它們可以推動所有傳統(tǒng)社會的現代轉型。然而，啟蒙運動中現代價值、認知理性和傳統(tǒng)終極關懷處于對立位置，引進現代價值和認知理性必須反傳統(tǒng)。這就為傳統(tǒng)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現代真實心靈的解體埋下伏筆。

其實，早在啟蒙運動開始之前，歐陸思想家就考慮過如何從認知理性推出對上帝的信仰。勒內·笛卡兒心物二分的哲學就是代表。心物二分的二元論確立了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開啟了歐陸理性主義。所謂歐陸理性主義，就是從認知理性來推出一切，包括價值和終極關懷。

必須強調的是，笛卡兒哲學一開始并不反天主教。與笛卡兒同時代的法國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爾指出：“他（作者注：笛卡兒）在其全部的哲學之中都想能撇開上帝。然而他又不能不要上帝來輕輕碰一下，以便使世界運動起來。”也就是說，笛卡兒并未直接否定上帝，反而將上帝制定的規(guī)則視作永恒不變的，即“從上帝絕不改變，以及它總以不變的方式而行動，我們可以得出關于某些法則的知識，這些法則，我們稱之為自然律”。顯而易見，這種建立在理性主義之上的宗教信仰并沒有真實性基礎。只要認知理性進一步展開，其必定反對宗教信仰。這正是啟蒙運動的邏輯。

現在我們知道，為什么啟蒙思想家在張揚現代價值的時候，一開始就指向顛覆宗教（徹底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把現代價值建立在理性和科學主義之上。隨著法國啟蒙運動的普及，笛卡兒式的理性主義傳遍整個天主教世界。在反對宗教的過程中，現代觀念系統(tǒng)結構發(fā)生如下變化。第一，理性代替上帝，成為統(tǒng)治整個宇宙的法則，哈羅德－伯爾曼稱其為自然神論，法律被視為國民公意。第二，源于自然法的個人權利轉化為平等、自由和悻博愛，以及經濟自由主義。社會契約作為國民公意的達成，其本身就是善，并非來自每個個人的權利讓渡。

將這兩點綜合起來，就是對上帝的信仰和認知理性的分離并存轉向兩者互相對立的“大分離”運動。“大分離”帶來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傳統(tǒng)社會的終極關懷不僅不參與現代社會的建構，反而被認為是反現代的。這樣一來，隨著現代性的展開，終極關懷和價值的真實性開始瓦解了。

圖：電影《辛德勒的名單》劇照

或許有人會問：理性主義不是從理性推出終極關懷嗎？怎么能說終極關懷的真實性一定會消失呢？如前所述，認知理性不能解決生死問題，除非生死問題已經被終極關懷解決，再讓認知理性和它相聯系，否則無論做什么樣的推導，都不可能把終極關懷建立在認知理性上，因為兩者真實性的結構不同。因此，我們可以這樣概括理性主義的發(fā)展方向：由其推出的終極關懷是不穩(wěn)定的，遲早會消失，但現代人又不能沒有終極關懷。這時，現代性的另一要素即規(guī)定契約共同體范圍的民族認同會在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力圖取代終極關懷。

這就是用民族主義作為個人生命的終極意義和價值的基礎。在理性主義用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性基礎的，心物二分的二元論轉化為現代人的宇宙觀，用主觀和客觀的二分來把握世界的哲學產生了，其暗含著“事實是客觀的，價值是主觀的”這一主觀價值論。主觀價值論必然導致價值公共性喪失，價值真實性的基礎亦開始解體。

因此，軸心文明現代轉型過程中真實心靈的喪失具有必然性。如果沒有啟蒙運動，現代社會只能局限于加爾文宗社會（英、美），其他社會無法借由學習現代價值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法國啟蒙運動的意義恰恰在于將現代價值從加爾文宗中剝離出來，并加以普及。然而，現代價值系統(tǒng)的普世化，卻對應對上帝的信仰和認知理性從分離并存轉化為互相排斥的“大分離”。正因如此，民族主義和啟蒙運動成為所有傳統(tǒng)社會引進現代價值并實現社會現代轉型的必經之途。但民族主義代替終極關懷成為人生終極意義會導致民族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其直接破壞了現代民族國家組成的全球化秩序。民族主義帶來的災難會使人們懷疑民族主義是否至高無上，終極關懷的真實性和價值的真實性的淪喪意味著現代真實心靈是不穩(wěn)定的。

上面只涉及加爾文宗以外的社會，指出其現代轉型過程中面臨現代真實心靈的解體，那么現代性起源社會中真實心靈是否也有同樣的命運？我要強調的是，上文在分析加爾文宗社會中真實心靈的穩(wěn)定性時，只考慮其內部結構，實際上其外部結構即它們和所有現代國家之間的關系是不能忽略的。現代社會是民族國家，當各軸心文明都實現現代轉型時，世界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集合。全球化作為其整體秩序必須具有正當性，這時啟蒙運動所奠定的現代觀念系統(tǒng)是所有現代社會的思想基礎。也就是說，現代性起源的社會也不能保持加爾文宗信仰和現代價值分離并存的狀態(tài)，加入全球化必須接受啟蒙運動的結果，這使其現代真實心靈也不穩(wěn)定。

經驗主義和懷疑論：實然一應然、事實一價值

英、美作為現代性起源的社會，很難接受將終極關懷建立在認知理性之上。這樣，當歐陸理性主義興起時，為了與其對抗，英、美思想家必須在哲學上對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做出說明。所謂哲學說明，當然不能訴諸宗教。這時，一方面必須從認識論上指出不能從知識推出終極關懷和價值，另一方面把現代社會建立在主觀價值論之上。這就是經驗主義和懷疑論，其早期代表人物是大衛(wèi)·休漠，后期代表人物是約翰·穆勒。

休漠從兩個角度質疑理性主義：第一，科學事實是“實然”，道德是“應然”，從“實然”推出“應然”是不可能的；第二，從數學和力學（這也是笛卡兒理性主義的核心）推不出因果律。自從牛頓力學誕生以來，力被視作萬物運動的原因，對自然現象的因果解釋取代了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休漠則指出，研究者實際上并不能確定自然現象是否服從因果律，只是看到一件事發(fā)生在另一件事之后而已。這兩點對歐陸理性主義構成致命一擊，經驗主義和懷疑論一直盡可能地保護著英美社會中理性和信仰分離并存的結構，使得基督教信仰免遭現代科學的顛覆。

圖：哥特式建筑教堂的內部

經驗主義和懷疑論哲學雖然指出了理性主義的錯誤，但沒能阻止終極關懷的真實性和社會價值公共性逐漸瓦解。為什么？只要不立足于終極關懷，證明現代價值和社會組織的正當性，就只能依賴法律實證主義和功利主義。它們都沒有堅實的真實性基礎。什么是法律實證主義？就是認為法律的本質只在于它是什么及如何運作，而不是應該如何。中世紀歐洲的法律（自然法）是上帝制定的法則，法律被看作一種來自終極關懷的規(guī)定。如果法律不是國民公意，又不是圣約，討論法律只能撇開應然層面，只關注其實際如何。法律實證主義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興起的。

特別是 19 世紀以后，英美自由主義哲學家意識到實然和應然之間的鴻溝，開始嚴格地區(qū)別“對”和“錯”、“好”和“壞”，以及自然規(guī)律（包括理性地認識自然法則）和法律。這時，法學的重心轉向法律知識的研究，只顧及法律的實然形態(tài)，而不考慮法律的應然形態(tài)。假定法律只涉及實然層面的條文制定，而沒有圣約和自然法背后的價值系統(tǒng)，一定會產生兩個結果：一是法律只能基于經驗的真實性，終極關懷和社會制度的聯系不再存在·三是法律極容易變?yōu)榻y(tǒng)治者或立法者的意志。這一切都會導致終極關懷的真實性的喪失。

如果說法律實證主義將終極關懷從法律中剝離，那么自然權利和終極關懷脫離關系后又變成了什么呢？自然權利的正當性包含著具有終極關懷的人追求個人利益，當自然權利與宗教無關時，主體自由中的個人利益和偏好只能以主觀價值論為基礎，后果是價值的真實性的喪失。為什么？價值的真實性原本來自終極關懷，如果不從終極關懷推出價值，真實性就會被等同于公共性。公共性原本來源于真實性，而現在價值的真實性必須由其公共性來保證。一且價值的公共性喪失，價值就亦不再是真實的了。

任何價值作為主體對對象的評價，必定因人而異。價值和終極關懷無關，公共價值只能是不同個人價值偏好的合成。總而言之，一旦個人權利退化為個人利益，原本作為現代契約社會正當性基礎的個人權利就變質了。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代表了個人價值之綜合，功利主義起源了。當道德的基礎是功利主義時，很多荒謬的倫理問題就會出現。與此同時，抽象的個體起源，成為現代社會制度正當性的最終根據。

眾所周知，功利主義既可以為自由社會做正當性論證，亦可以成為極權主義的理論基礎。19 世紀穆勒提出功利主義，本是為了證明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正當性。市場選擇是將每個人的選擇合成的結果，代表了絕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但是，如果市場經濟出現問題，功利主義強調絕大多數人的長遠利益，它很容易成為接受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前提。功利主義和法律實證主義在價值上的不穩(wěn)定性，源于其缺乏真實性，這與現代真實心靈喪失是聯系在一起的。

對于現代性起源的社會，為什么真實心靈一定會消失呢？關鍵在于，加爾文宗社會必須和其他現代社會一起加入全球化秩序中。這時，如果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普世性得不到承認，且無法脫離與宗教信仰的關系，其一定會變成一種特殊的民族主義，和其他現代國家的民族主義發(fā)生沖突。這種特殊的民族主義一方面帶來全球民族國家秩序的不穩(wěn)定性，另一方面導致加爾文宗國家內部的撕裂。這正是我們在 20 世紀直至今天現代性展開過程中所看到的，英國脫離歐盟，美國社會精英階層和基層民眾觀念日益對立。

事實上，在和全球化的沖突中，加爾文宗社會的終極關懷必定是不穩(wěn)定的。只要新一代接受教育，接受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具有普世性，并與宗教元無關，他們只能認同現代價值和現代社會組織原則的正當性基礎是價值事實二分即“價值為主觀，事實為客觀”。這種情況下，終極關懷和價值都沒有真實性，唯有經驗具有真實性。換言之，人已經不是三種真實性的載體，現代真實心靈已經解體了。

隨著現代性的進一步展開，經驗的真實性亦一步步地消失，現代性的陰暗面逐漸顯露了出來。早在啟蒙運動中，經驗的真實性已被等同于客觀實在。表面上，現代科學建立在客觀實在的真實性之上，但隨著 20 世紀科學革命的進行，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成為現代科學的基石，客觀實在論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21 世紀的今日，客觀存在的真實性正在虛擬世界和量子通信的沖擊下風雨飄搖。在一個真假不分的世界里，不會有是非，也不會有真正的道德感和生命的尊嚴。當三種真實性都消失時，人類將回到軸心文明以前的心靈狀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