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二戰后為何能快速“去納粹化”？

? Cinétévé

利維坦按：

現在回看那段歷史，二戰結束后的冷戰拉開序幕，這是導致“去納粹化”逆轉的一個重要外因之一，對于占領區經濟重要性的考量迅速成為了西方意識形態陣營的核心任務。當然，“去納粹化”的不徹底有著極為復雜的成因，僅僅就如何甄別區分那1200萬納粹黨員是何種罪名，就已經是行政文書的天大難題了……

1945年5月8日，德國武裝力量向盟軍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至少在歐洲，宣告結束。而現在，隨著槍聲沉寂，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生畏的難題：如何處置犯下了一些極端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黨）、黨衛軍、國防軍及其他組織的活躍成員？此外，又該如何將墮落的第三帝國社會結構中極端主義意識形態的有害影響徹底清除？

畢竟，從某種程度上講，對于那些完全信奉這種意識形態的人來說，這就如同回到18世紀的美國南部，試圖說服一大群奴隸主徹底、幾乎是立刻地重新思考他們關于奴隸制以及非裔后裔在國家中地位的觀念。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拋開意識形態轉變不談，單就現實層面而言，該如何加快國家的經濟復蘇，確保此類事情不再在德國發生，并在蘇聯與歐洲其他地區之間設立一道強有力的屏障呢？

那么，這一切到底是如何完成的？他們是怎么做得這么快的？而這一切在現實中到底有多成功？

戰后時期的德國國防軍腰帶扣。正面可見的納粹黨萬字已被磨除，但腰帶扣內側的納粹黨萬字記號仍在。? AlliiertenMuseum/W. Chodan

首先，納粹黨及其附屬組織中最高層的成員——總共199名被告——在1945至1946年間接受了著名的紐倫堡審判。當然，數百名甚至數千名被盟軍通緝的官員和軍官，通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西班牙甚至梵蒂岡的眾多“鼠線”逃到了阿根廷。還有無數人根本不需要逃跑。盟軍和蘇軍的一些部門非常樂意對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所作所為視而不見，只因他們頭腦中掌握著豐富的知識。我們稍后會再談到這個問題。

但若看更大范圍的“去納粹化”進程，針對普通公民的大部分努力主要體現在由特別法庭審查德國和奧地利公民的“納粹前科”。此外，還試圖在大眾中普遍灌輸一種觀念：一切罪行都是他們的錯，并清除所有傳播納粹意識形態的作品。

關于后者，戰后德國不僅禁止了3萬多本不同的書籍，而且還對它們進行了系統性的收繳和銷毀。任何試圖私藏這些書籍的人都可能面臨法律后果。其諷刺意味顯而易見，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當年納粹掌權時所采用的手段之一。

1945年5月2日，德國亞琛，一名美國士兵正在檢查在德國一所學校發現的成堆納粹書籍，其中包括《我的奮斗》。作為去納粹化政策的一部分，盟軍當局清除了德國圖書館、書店和學校中的納粹宣傳品。? Holocaust Encyclopedia

此外，如前所述，大眾群體也被要求為納粹政權下德國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由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心理戰部門牽頭負責。他們的工作之一，就是確保媒體從廣播到報紙都要在報道中大力強調暴行，同時明確指出，這是每一個德國人的錯，而不僅僅是納粹的錯，徹底控制媒體的報道方向……這又是納粹手冊中的另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章節。當然，公平地說，這一次強調的是讓德國公眾了解那些真實發生的暴行，而不是納粹編造的那些內容。

除了各種媒體渠道之外，到處還張貼著海報，展示集中營的照片，并配以巨大標題，例如：“這是你的罪行。”

“這些暴行：都是你的錯！”（Diese Schandtaten: Eure Schuld!），這是美國占領當局在1945年夏天分發的宣傳海報之一。? wikipedia

正如英國作家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所描述的，在德國某城鎮，一群人圍著一組照片駐足觀看，這些照片乍看似乎是垃圾，其實卻是死去人類的遺體。每張照片上都寫著：“誰有罪？”旁觀者一片寂靜，如同被催眠一般，最終一個接一個地默默離去。這些標語牌后來被更清晰的照片和標語所取代，上面寫著：“這個城鎮有罪！你有罪！”

1945年4月16日，美國陸軍士兵向魏瑪的德國平民展示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發現的尸體。? wikipedia

除此之外，在靠近集中營的城鎮中，當地民眾常常被要求參觀營地，甚至要協助掩埋尸體、挖掘萬人坑等等，美國戰爭信息部還拍攝了這些過程，用于向無法親身目睹者播放。正如心理戰電影部負責人西德尼·伯恩斯坦（Sidney Bernstein）所言，這一切的目的就是：“震撼并羞辱德國人，向他們毫無疑問地證明，這些德國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的確存在，而整個德國人民——而不僅僅是納粹和黨衛軍——都應負有責任。”

這一“全體德國人都有罪”的觀念轉變大約始于1944年，在此之前，美國高層和公眾通常會將納粹和普通德國人加以區分，而此后則極力推動形成一種觀念：納粹與非納粹德國公民之間幾無區別。這似乎也是軍方對自己士兵所灌輸的一般心態，警告士兵們說：“大多數德國人都曾支持納粹，他們試圖和我們交朋友——為了套取情報，為了謀求好處，為了讓我們對‘被壓迫的’德國人民產生同情，試圖離間我們，或者僅僅是為了找到機會，在我們盟軍士兵背后捅上一刀。”

說到士兵，我們不妨回顧一下納粹手冊，其中還提到，在去納粹化過程中，不僅是在蘇聯控制區，在美國控制區也經常發生對德國平民的隨意毆打和強奸現象。正如一位德國教授指出的那樣：“這些襲擊在馬爾堡的平民中早已臭名昭著；沒有人敢在晚上出門，人們感覺自己完全暴露在毫無差別的暴行中，無從保護。”

《柏林的女人》劇照。影片描寫了二戰尾聲蘇軍攻入柏林，躲在掩體下的德國民眾在步槍的威懾下乖乖走出地面，男人的犯下的罪孽轉嫁到女人的身上。無數婦女被強奸。? 豆瓣電影

但總體而言，為了改變那些曾經相信納粹意識形態的德國民眾的思維方式，整體策略就是展示納粹犯下的暴行，并試圖讓每一個德國公民都感到自己有責任。

回到審判那些直接參與納粹政權的人、并讓他們擺脫社會上任何顯赫的地位，這一過程的目標早在1945年7月就已被確立，盡管相關審判直到1957年仍在繼續，但到1948年4月為止，那幾百萬名持有納粹黨證的成員中的絕大多數已經受到審核和制裁。

但以上只是高層層面的內容。實際上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而又是如何如此迅速地完成的？

首先，從德國社會結構中清除國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計劃早在歐洲戰事結束之前就已經設想完成。事實上，“去納粹化”（denazification）這個詞本身，就是由美國五角大樓在1943年提出的，當時他們開始思考戰后德國的法律體系應當是什么樣的。而早在1944年8月，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就在備忘錄中寫道，盟軍應當“明確告訴德國人，他們參與了一場‘非法的陰謀’”。

這種觀點在1945年2月羅斯福與溫斯頓·丘吉爾、約瑟夫·斯大林于雅爾塔會議上的正式會面中得到了進一步確認。那次會議上，這三位領導人明確指出，去納粹化應被視為一項戰略性的戰爭目標。更準確地說，就是要將“一切納粹和軍國主義影響從公共職務、文化和經濟生活中清除出去”。

? Cinétévé

第三帝國于1945年5月8日投降，而去納粹化的推動也在1945年8月的《波茨坦協議》中再次被重申。當時，西方盟軍已經擬定了一份包含17.8萬名需逮捕的納粹分子名單，而蘇聯方面則已將6.7萬名第三帝國官員拘禁了起來。

如此龐大的任務顯然不能隨意推進。盟軍占領軍必須明確去納粹化的目標與執行范圍，以及針對不同納粹違法者的分類與對應懲罰措施。

根據1945年7月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去納粹化計劃的目標包括：

·逮捕納粹領導人、支持者以及其他任何對盟軍占領或其目標構成威脅的人；

·將所有不僅是“名義上參與”的納粹黨員排除出公共職務及私營企業中的要職；

·廢除一切納粹法律與法令；

·解散納粹黨及其所有附屬組織，并防止它們死灰復燃。這也與以下措施密切相關：

·清除所有與納粹宣傳密切相關的象征物，例如標志、旗幟和頌歌；

·最后，將納粹意識形態徹底剔除出德國的信息服務系統、教育體系及宗教領域。

在明確了去納粹化的內容后，盟軍還必須界定如何實施。盟軍管制委員會直到1946年1月才達成一致，并發布了第24號指令，其中包含協調行動的指導方針——不過，正如我們稍后將看到的，實際執行過程遠遠稱不上“協調一致”。

在德國被劃分為四個占領區后，盟軍在各自區域中設立了臨時性的去納粹化委員會和法庭，這些組織由經過審查的當地人員組成，如工會領袖、法官及反納粹人士。各委員會和法庭的裁決依據是由盟軍軍事政府公共安全部草擬的一份長達131項的問題問卷。

1946年，在柏林施特格利茨區（Steglitz）提交去納粹化調查問卷。?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這份問卷被稱為“Fragebogen”，在德語中即“問卷”的意思。

被審查者必須對自己的教育背景、職業培訓、就業和兵役經歷等內容提供準確而詳細的回答。另外，填寫“問卷”的人還需列出自1931年1月以來的收入和財產來源，以及自1923年以來自己發表的所有著作與演講。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全面說明自己在國家社會主義黨或任何附屬組織中的成員身份與角色。

在美國占領區，填寫并簽署的問卷將由去納粹化法庭、美國反情報局（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及軍事政府公共安全部的特別分支部門聯合審查。這些機構會將問卷中的回答與警方檔案、公務員記錄及納粹黨的檔案資料進行交叉核查。

核查的目的并不是要識別所有在任何時候曾加入納粹黨或其附屬組織的德國公民，因為這樣做幾乎不可能有多少例外。事實上，盟軍軍事政府同意，對“那些僅名義上加入納粹黨、只是為了保住生計或為了避免被送進集中營而被迫加入者”，將予以豁免，不實施制裁。

1945年，德國科隆被焚毀的納粹旗幟。? National Archives in Washington, D.C

這一過程的重點在于判斷接受審查的個體是否不只是名義上支持納粹政權，是否實際參與了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實施，或是否對盟軍占領及民主重建構成威脅。

基于這些因素，被審查者會被劃分為如下類別：

“重大罪犯”：將被判處終身監禁，甚至死刑。

“二級罪犯”：包括積極分子、軍國主義者以及那些從德國侵略戰爭中獲利者，可面臨最高十年監禁。

“輕度罪犯”：這一類界定較模糊，將被處以最長三年的緩刑期。

普通追隨者或支持希特勒政權者，若未擔任具體職務，可能會被罰款或置于監督之下。

“無罪者”：將不受到任何制裁。

依據此分類，從“輕度罪犯”及以上者都被認為對納粹黨的活動有超出名義上的參與。因此，除上述制裁外，他們還會被強制解除職務，不論是軍官還是公職人員。

好，現在我們已經介紹了德國去納粹化在理論上應如何開展。那么，它在實際中是如何執行的呢？

在美國控制區，軍事當局一開始行動迅速，預先將40萬德國人關進了拘留營，此時這些人甚至還未填寫那份131項的問題問卷。但當法庭和委員會開始依法推進程序時，人們很快意識到，要從基層黨員中區分出輕度或重度罪犯，絕非易事……

1946年，兩名士兵在柏林文獻中心查看文件。? AlliiertenMuseum

美國軍方掌握了非常詳盡的檔案資料——納粹黨無疑在檔案整理方面做得極為出色。駐慕尼黑的占領部隊甚至找到了納粹黨的完整成員登記冊，共計1200萬持有黨證的成員。但正如厄爾·F·齊姆克（Earl F. Ziemke）在為美國陸軍軍事歷史中心撰寫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正是去納粹化過程的灰色邊緣地帶，使得軍政府難以界定誰是納粹、什么是納粹。”

占領軍仍然必須從這1200萬人中篩選出人性最黑暗的一面。但事實證明，這些納粹黨員中有許多“受過良好訓練、經驗豐富、精力充沛、和善可親，政治記錄也不壞”。

據齊姆克記載，美軍士兵發現這些接受審查者總體上是“令人驚訝的好人”，這使得去納粹化的執行更加困難。一位美軍高級軍官評論道：“如果所有納粹分子都極其粗魯、令人討厭，那么去納粹化將輕而易舉。”

另一方面，那些不是正式黨員的德國人中，有些屬于有膽量拒絕納粹意識形態的人；而另一些則是曾申請入黨卻被拒之門外者。有趣的是，前者也往往不愿與盟軍合作，而后者顯然也難稱為理想的社會成員。

這正是問題所在：去納粹化聽起來很好，但盟軍同時還要盡快從廢墟中重建德國社會。正如齊姆克所言，如果他們把哪怕與納粹稍有關聯的人一律清除，“那么他們將不得不依靠一群老年人來治理國家，直到下一代長大成人為止。在20至50歲之間政治立場可以接受、且有能力的人實在太少了。”

所以，這是第一個難題。

第二個難題是，這整個項目需要龐大的官僚體系來支撐，而盟軍根本無法承受。在美國占領區，委員會和法庭需要審查多達1000萬份問卷。盡管他們征用了本地人員來負責這些法庭，但即使如此，受過訓練的人手依然極度短缺。而即便是愿意參與的德國人，也不愿對同胞施以嚴厲制裁。

1945年9月10日，曾任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和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指揮官約瑟夫·克雷默 (Josef Kramer) 及其43名同伙在呂訥堡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審。? Imperial War Museums

第三個難題是，被告們找到了便捷的脫身方式：他們可以輕易獲得來自牧師，甚至只是朋友和鄰居的簽名并宣誓的證詞，證明他們只是普通黨員，或者干脆應該被無罪釋放。自然而然地，一種“證詞產業”迅速興起，專門兜售這些“洗白證明”。這些證詞后來被民間戲稱為“Persilscheine”，即以知名洗衣粉品牌“Persil”命名的“潔白許可證”——意思是能讓被告的名聲變得“潔白如新”！

最終，美國當局無法應對去納粹化相關的繁文縟節，而且隨著美蘇之間的緊張加劇，他們也在某種程度上轉移了關注重點，尤其更加專注于德國經濟的快速恢復，而不再那么關注確保每個人都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或不能再擔任重要職位。這種“路線反轉”在戰后日本也發生過。隨著這一政策轉變，1946年3月5日，美國方面正式將去納粹化相關職責移交給了重組后的德國當局，英國方面幾個月前也已采取了類似舉措。

說到英法控制區，當地的軍事政府采取了更為務實的方式。英法都優先考慮地方行政效率和經濟恢復，以盡快應對住房與糧食短缺問題。因此，他們在是否允許前納粹高官擔任或恢復要職方面更加寬松。法國方面尤其寬松，甚至允許其他占領區的納粹分子遷往法占區重新就業，毫無阻礙。

舉例來說，由于納粹曾任命許多思想符合其意識形態的人擔任教師，戰后全國約四分之三的教師被立即解雇……但在法國占領區，絕大多數隨后又被迅速重新雇傭、恢復職務。這一情況在法國區的大多數行業都得到了體現。最終，法國方面在整個占領區僅將13人定為“重大罪犯”。

德國前總理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右）曾是納粹黨成員。? Imperial War Museums

最后來看蘇聯占領區，表面上看，從納粹人事和意識形態的清除似乎比西方盟國更為徹底。事實上，去納粹化與東德的“蘇維埃化”同步推進，涵蓋了廣泛的土地改革和工業國有化。同時，與西方盟國試圖在納粹官員之外尋求多元政治代表不同，蘇聯傾向于扶持德國共產黨（KPD），后來是統一社會黨（SED）。

然而，歷史學家蒂莫西·R·沃格特（Timothy R.Vogt）指出，蘇聯占領區的去納粹化遠沒有表面看起來那么徹底。得益于德國共產黨的配合，蘇聯當局將大部分去納粹化工作交由德國人自己處理，以“反納粹委員會”與新成立的省級政府為主。這些組織執行措施不一，面對地方阻力時容易妥協。

此外，他們似乎普遍奉行這樣一種原則：只要前納粹愿意重新包裝成共產黨人，他們就不會被清除出公共生活。

從這一切可以看出，早在1948年，人們就已認識到德國的去納粹化并未達到預期的社會重建效果。那年12月，國際關系學者、紐倫堡審判中美國代表團成員約翰·H·赫爾茨（John H. Herz）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即為《德國去納粹化的慘敗》（The Fiasco of Denazification in Germany）。

赫爾茨主要關注美國占領區，他指出，許多審判經常受到納粹同情者的恐嚇干擾。即使沒有恐嚇，檢察官也多依賴問卷答案提出起訴，卻不核實答案的真實性。因此，大多數被告最終僅被歸為“追隨者”。

此外，自1946年3月去納粹化工作移交給德國當局后，當年8月和12月他們分別發布了兩項大赦，豁免了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低收入者和殘障人士。赫爾茨指出，這些大赦甚至讓戰爭罪犯得以逃脫審判。

《黑變白，或自動去納粹化》，出自馬克斯·拉德勒（Max Radler）的漫畫（1946年）。? German History in Documents and Images

他還揭示了一個重大的程序性漏洞。

直到1947年10月，去納粹化流程每月可審查約5萬人，數量不容小覷。但法庭優先處理那些問卷中被歸類為“追隨者”的人。當法庭終于處理到“罪犯”類別時，一項新立法允許檢察官將這些人重新劃歸為“追隨者”——黨衛軍成員除外。

這一重新分類本應需盟軍軍事政府批準，但1948年1月，一項“加速程序”的出臺取消了這一步驟。從此，所有“罪犯”都可以一律蓋章為“追隨者”。

1948年3月，標準進一步放寬，連黨衛軍及其他納粹犯罪組織成員也幾乎全部被取消例外條款。從此，只有被列為“重大罪犯”的人可能面臨重大懲罰，其余人皆被視為“追隨者”，繳納罰金后即可自由離開。

至于總體數據，大約有1275.3萬名德國人原本需要接受去納粹化程序審查。超過900萬人被認定為“無需追究”。剩下的320.9萬人在1948年4月底前完成了處理。而其中有230多萬人在未接受審判的情況下獲得了大赦。

這留下了83.6萬人進入審判程序——僅占總數的6.5%。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被免罪，超過一半被歸類為“追隨者”。

剩余人員中，10.7%被歸為“輕度罪犯”，2.1%為“二級罪犯”，而只有0.1%被判為“重大罪犯”——也就是從最初近1300萬人中，僅836人。而即便是被判為任何程度“罪犯”的人，大多數也只受到寬松的制裁，如社區服務、罰金，或縮短的監禁期。

1948年英國占領區瓦滕沙伊德（Wattenscheid）出具的去納粹化證明書。? Imperial War Museums

赫爾茨接著整理了若干寬大處理的例子，我們僅列舉其中幾項：

一位積極的宣傳者和反猶著作的出版者被定為“追隨者”，僅被罰款50馬克。

波恩大學的一位院長，曾是黨衛隊及其情報機構保安局（SD）的活躍成員，被無罪釋放。

一位蓋世太保的高層成員被認定為“追隨者”，僅被處以輕微罰款。

另一位蓋世太保成員，在富爾達鎮擔任站長，也被定為“追隨者”。

至于曾負責臭名昭著的“水晶之夜”的紐倫堡副警察局長？也是“追隨者”，僅被罰款800馬克！

一位執行對“不受歡迎者”進行強制絕育法案的醫生……你猜得沒錯：也是“追隨者”！請交500馬克離開吧！

最后，一位航空工程師和實業家，靠強迫勞工賺了3600萬馬克的巨額財富……你應該已經猜到了。他最終被罰款2000馬克。

進入1940年代末期，所有占領區的態度從寬大轉向大赦與整合。新成立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是這一策略的主要推動者。他在1949年9月當選后，提倡西德應與西歐建立緊密關系，以對抗共產主義陣營。這一戰略也包括將納粹舊部整合進新共和國，以便國家得以前行。

為此，1951年5月，阿登納政府通過了第一部大赦法案，使大約15萬名此前因盟軍去納粹化而被解除職務的官員和公務員得以重新上崗。次年，總理向議會報告稱，德國外交官中有三分之二實際上是前納粹分子。武裝部隊、安全機構乃至私營部門同樣充斥著前第三帝國的人員。

1945年5月12日，特里爾（Trier），工人們正在拆除前“阿道夫·希特勒大街”的標牌。? wikipedia

英國駐德高級專員艾文·柯克帕特里克爵士（Sir Ivone Kirkpatrick）評論道：“無論我去到哪里，總會遇到希特勒帝國的幽靈，那些曾在行政機構、工業界或社會高位的人物。他們要么退休，要么在銀行、商業或工業界任職。”

盡管有大赦，阿登納政權也采取了一些反向措施。例如，1952年8月，他的內閣取締了新納粹主義的“社會主義帝國黨”（Socialist Reich Party）。9月，他同意向以色列支付30億德國馬克的賠償，相當于今天的83億美元。

但阿登納的意圖終究是要讓國家擺脫過去，因此在1954年，他的政府通過了第二部大赦法案，這次約有40萬德國人受益。

阿登納的國務秘書漢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曾在起草反猶太主義的《紐倫堡種族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wikipedia

奧地利也實行了類似的去納粹化程序，最終也以全面大赦收尾。在英語世界的去納粹化敘述中，奧地利常常被忽略，但我們不應忘記，奧地利在二戰前就已并入第三帝國，奧地利公民也積極加入國防軍、黨衛隊和納粹黨，因此戰后同樣被盟軍占領。

奧地利的去納粹化進程由四個占領國——英國、法國、美國和蘇聯聯合領導，并與奧地利本地的三個政黨合作：社會民主黨、奧地利人民黨與共產黨。

據歷史學家迪特·施蒂費爾（Dieter Stiefel）稱，奧地利的去納粹化可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軍事安全階段”，自1945年4月至6月，這一階段四個占領國協調合作，關押了一批知名黨衛軍和納粹黨員。這些潛在危險分子依據盟軍高級專員整理的“黑名單”被追捕并拘押。

第二階段是1945年6月至1946年2月的“自主去納粹化”時期，四國和奧地利政府各自獨立執行去納粹化措施，導致政策措施互相矛盾。例如，美國占領區使用了一份七頁的問卷（類似“問卷表”）；英法兩國也使用它，但只是部分采用，而蘇聯完全放棄使用。實際上，蘇聯在其占領區相對寬松，將去納粹化任務委托給當地政府，僅在認定某人曾在蘇聯領土上犯有戰爭罪，或需要挖走某位有前途的科學家時才親自干預。稍后會有更多關于這一點的內容。

1946年2月，盟軍將所有去納粹化工作移交給奧地利政府，進入第三階段：“本土化”去納粹化。地方政府根據三項新法律開展工作：《禁令法》、《經濟清洗法》和《戰爭罪法》。

蘇聯士兵在奧地利拆除納粹標志。? Voennyi Albom

為執行這些法律，政府設立了特別的“人民法庭”，由兩名職業法官和三名由公眾提名的平民法官組成。這些法庭擁有直接裁判權，不允許上訴。然而，盟軍注意到奧地利司法系統推行進度緩慢，并施壓要求加快程序。

1947年2月，政府頒布了新的《國家社會主義法》，以徹底清除舊帝國的殘余，開啟了第四階段。

不過這一階段持續時間不到一年。第五階段，從1948年到1957年，被稱為“大赦時期”。第一次大赦適用于所謂的“Minderbelastete”，可譯作“罪責較輕者”或“次要罪犯”。這項大赦適用于90%的奧地利國家社會主義黨登記黨員。

納粹德國戰敗后，德國平民被迫參觀集中營，有時甚至被命令挖掘納粹受害者的萬人坑。? wikipedia

這項“罪責較輕者大赦”實際上終結了奧地利社會所有主要的去納粹化嘗試。也不令人意外：就如同分裂的德國一樣，冷戰爆發后，各占領國開始致力于將本地政府納入其勢力范圍。不過奧地利的人民法庭仍持續運作至1955年12月。在此期間，這些法庭共判處13,607人有罪。但隨著占領軍撤離，新的憲法法律廢除了人民法庭，將其職責移交給普通陪審團法院。

去納粹化審判在1956至1957年間繼續進行，但力度大幅減弱：兩年間，奧地利法院總共作出39項裁決，其中僅18項為有罪判決。隨著去納粹化的熱情逐漸消退，奧地利議會在1957年通過了最后一項大赦。

除了大赦之外，數百名前納粹官員憑借其軍事、科學或技術專長完全逃脫了任何形式的制裁，這已不是什么秘密。他們被認為對盟軍太有用了！在盟軍國家，歷史似乎將這種行為描繪得完全可以接受，但當其他國家，例如阿根廷，也基本上采取了同樣的措施時，卻因各種原因而遭到了更嚴重的詆毀。這似乎被歷史視為完全可以接受的行為，而阿根廷等國做同樣的事情時，卻往往被更加譴責。

至于美國，根據“美國納粹戰犯記錄跨機構工作組”的說法，早在1945年5月10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建議駐歐美軍司令艾森豪威爾將軍可以在逮捕戰犯方面“酌情處理”：

“你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出于情報或其他軍事原因，做出你認為適當的例外。”

在1945年夏天，美國陸軍反情報局和戰略情報局（OSS）確實雇傭了一些前德國軍官作為線人——當時的需要是找出更危險的納粹戰犯，或壓制反盟軍抵抗活動。但隨著鐵幕拉開，美英等西方盟軍情報部門開始利用德國軍官提供關于蘇聯軍事戰略、裝備和戰術的情報。

賴因哈德·蓋倫（1902-1979）。? wikipedia

為此，反情報局與賴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中將密切合作，他曾是納粹東線情報機構的負責人，該機構始于1938年，專門收集關于蘇聯的情報。但反情報局也招募了更多有犯罪背景的人員，比如以“里昂屠夫”著稱的黨衛隊軍官克勞斯·巴比（Klaus Barbie）。

1944年，身著陸軍士官制服的德國黨衛軍軍官克勞斯·巴比。? Gabriel Hackett/Getty Images

“屠夫”巴比和其他戰犯最終在反情報局、戰略情報局以及其他盟軍情報機構的協助下被保護并秘密送出歐洲。更多前納粹和黨衛隊成員則通過阿根廷情報部門甚至梵蒂岡設立的“鼠線”逃脫。

不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并不僅僅對蘇聯感興趣，他們更想在技術上領先。早在1945年7月，他們就明確批準了一項計劃，要利用“我們希望繼續利用其知識生產力的少數杰出頭腦”。這些“杰出頭腦”就是350名德國和奧地利科學家與技術人員，立即通過“遮蓋行動”（Operation Overcast）被帶往美國。

被帶到美國的104名納粹德國火箭專家，攝于德州布利斯堡（Fort Bliss）。? wikipedia

到1946年，美國國防部聯合情報目標局（JIOA）尋求擴展“遮蓋行動”，再招募1000名前敵國科學家，并授予他們美國國籍。這一計劃較為復雜，因為其中不少人曾是納粹黨的高層成員。其中一位，“火箭科學家”沃納·馮·布勞恩（Wernher von Braun），甚至是黨衛隊成員。此計劃需要總統批準。

1946年9月，杜魯門總統批準了，但堅持只有“名義上的”納粹黨員才能參與。所謂“名義上的”納粹指的是那些因生計所迫或受到脅迫而加入納粹黨，但未積極支持納粹政權的人員。擴展后的計劃被命名為“回形針行動”（Paperclip）。1947年初，由司法部與國務院組成的小組開始審查這些科學家的檔案，這些檔案均基于美國情報機構的調查結果。

最初，一些申請人因被認定有潛在威脅而遭拒絕。這令聯合情報目標局不滿。根據“美國納粹戰犯記錄跨機構工作組”的報告，他們命令歐洲的美方情報部門修改這些科學家的檔案，以便他們能順利通過審查。最終，從1945年到1955年，“遮蓋”和“回形針”兩項行動共將765名科學家、工程師和技術專家安置至美國。據跨機構工作組估計，其中約80%是納粹黨員。

至于蘇聯，也有自己的“回形針”版本，即“奧索阿維亞希姆行動”（Operation Osoaviakhim），強制遷移了2500多名德國科學家至蘇聯。

不過，這個名稱其實相當具有誤導性。“Osoaviakhim”這個詞是一個縮寫，代表“蘇聯國防和航空化學建設援助協會聯合會”（Union of Societies for Assistance to Defense and Aviation-Chem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SSR）。這原本是一個創建于1927年的準軍事兼體育組織，與蘇聯版“回形針行動”完全無關。但據說是德國電臺在1946年錯誤地使用了這個詞來指代當時的“人才外流”，美國情報機構隨后也采納了這個術語。

這一計劃始于1946年4月，當時蘇聯航空工業部長米哈伊爾·赫魯尼切夫（Mikhail Khrunichev）下達命令，要求將德國的航空及引擎工業轉移出去。接著，蘇聯內務部（MVD）于同年5月13日發布了一項決議，要求在當年年底前轉移2000名“德國專家”。

這些專家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技術人員。蘇聯占領區內設有多個機構，聚集了眾多從事航空與火箭工程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蘇聯最初在此設立了如“諾德豪森研究所”（Nordhausen Institute）、“柏林研究所”（Berlin Institute）等機構，以延續納粹時期精英科學家們所從事的項目。例如，“諾德豪森研究所”便由曾與馮·布勞恩合作參與V-2火箭計劃的赫爾穆特·格勒特魯普（Helmut Gr?ttrup）領導。

赫爾穆特·格勒特魯普講解火箭的基本原理（1958年）。他于1953年從蘇聯返回德國。? wikipedia

但由于盟軍在波茨坦會議上簽署的協議禁止在德國本土發展武器項目，莫斯科方面計劃將這些研究項目遷往他處。

根據1946年5月蘇聯內務部的決議，蘇聯軍方開始動員數百名從事原子能研究、電子、導航設備、火箭、噴氣發動機乃至彩色電視技術的專家。

1946年10月22日，“奧索阿維亞希姆行動”正式展開，由日后擔任克格勃主席的伊萬·謝羅夫（Ivan Serov）領導。白天，謝羅夫安排了92列貨運列車，將所需設備運往蘇聯。夜間，蘇軍與內務部警察突然出動，逮捕了這些德國科學家及其家屬，總人數達6500人。

在明確表示“配合蘇維埃政府的要求會讓你們的生活更好……否則后果不堪設想”后，這些人被提供了正規合同，其薪資水平甚至高于本國同行作為額外獎勵。可想而知，只有極少數德國科學家拒絕與莫斯科合作，而這些人隨后被關押在名為“沙拉什卡”（Sharashka）的古拉格特別勞改營中。

自1950年起，這些“奧索阿維亞希姆行動”的科學家逐步獲準返德。大部分人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離開。

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德國和奧地利在戰后究竟是如何能這么快完成“非納粹化”的？尤其考慮到納粹主義曾深植于這兩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總結來說，一方面可以非常簡化地說：兩個國家都急需快速前進，以重建經濟、應對冷戰帶來的政治挑戰。因此所有人都被激勵去“翻篇”，也確實這么做了。同時，納粹在戰爭中犯下的極端暴行也促使不少原本接受其思想的人開始反思自己的信念體系。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帶著某種諷刺的眼光指出：之所以這個過程進行得如此迅速，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失敗了。要徹底清洗一個如此滲透社會各層面的體制，在后勤上是個巨大的挑戰，而盟軍和本地機構到了一定程度上既缺乏準備，也缺乏動力去真正完成這個目標。納粹黨已成歷史。蘇聯成了新威脅。西德——就像日本一樣——必須強大起來以抵御這一威脅。而要推動這一目標，前納粹高層以及日本的許多精英人物，與其坐牢或被處決，不如繼續留在他們最擅長的位置上為新體制服務。

文/Arnaldo Teodorani

譯/tamiya2

校對/tim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4/07/how-did-germany-denazify-so-quickly-after-ww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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