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旨貪污的“盛世”

01.

20世紀30年代，清宮軍機處的一份檔案曝光，其內容令世人瞠目結舌。

這份檔案名為《密記檔》，現存共四冊。

《密記檔》主要是乾隆朝軍機處用來記錄大臣自行議罪認交銀兩的檔案，有過失的地方總督、巡撫等官員可以用交納罰款來代替處分。

其中尤以督撫官員最多，總督二十余件、巡撫三十余件，合計占到可考的議罪銀案件的一半以上。其余還有一些鹽政、鹽運使、織造、大商人等收入頗豐的官員或個人。（注：《密記檔》記載的并非議罪銀案件的全部）

議罪銀不經戶部，沒有中間商賺差價，直接交到內務府，進入乾隆私人腰包。

議罪銀的上繳數額普遍較大，在可考的議罪銀案例中，僅有五件數額低于一萬兩，其余數額巨大，有時甚至在十萬兩以上。

官員議罪的次數也沒有限制，議罪的數額是累加計算的，累加之后的數額就更大的離譜了。

征瑞曾代奏范清濟議罪八萬兩，曾任山西、陜西、河南、廣東、福建巡撫的雅德（滿人，瓜爾佳氏）數次累計議罪銀達二十二萬兩。

有名叫全德的官員，僅在兩淮鹽政任上便議罪繳納三十八萬四千兩。

乾隆皇帝還十分貼心，允許分期付款。

比如，乾隆朝著名的兩淮提引案，這件大案發生在兩淮總督高晉的弟弟高恒身上，高晉因此自請嚴厲議罪，乾隆皇帝親自下旨，此事治罪，革職留任處理，“汝自議來”。

于是，兩江總督高晉向乾隆皇帝上疏，指出希望乾隆皇帝同意繳納兩萬兩白銀自行議罪。

并說錢暫時不夠，希望皇帝準許依照先例，每年繳納五千兩的養廉銀子自行議罪，分期四年完繳。

乾隆皇帝立刻同意，這起案件便變成罰議罪銀了事。

大臣伊爾根覺羅·富綱曾自行議罪三萬兩，《密記檔》中如此記載：

“五十九年廣儲庫司收一萬兩，六十年二月廣儲庫司收一萬兩，其余一萬尚未解到”——《密記檔》

可見，官員議罪的銀兩是可以分次繳納的，解到時間也非常靈活。

在和珅、福長安等主管議罪銀的《密記檔》中明確將議罪清單分為四類，分別是“已經解到清單”、“尚未完全解到清單”、“尚未解到清單”、“解交浙江海塘河工備用銀兩”。

與許多人想的不同，議罪銀制度并非和珅首創，而是乾隆帝親自創制并使用的，根據現有記載，最早可追溯至乾隆十四年。

和珅只是在議罪銀制度化以及執行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密記檔》中的內容和珅會按季供皇帝御覽。這對和珅來說也是一種自保，如此巨大的金額難免皇帝生疑，記錄下來皇帝放心。

“奉和中堂諭所有密記銀兩交圓明園、廣儲司、造辦處”——《密記檔》

02.

乾隆本人雖然一直不承認議罪銀制度化，說什么“非定例也”，但實際上，議罪罰銀有嚴格的呈報、管理，包括專門人員和銀庫，有特定的對象和方式，可以說有一套完備的程序。

一般流程是這樣的，官員依據自身經濟情況、所犯過錯嚴重程度等擬定一定數額的議罪銀兩，議罪銀案件不限次數，官員可隨時議罪。

當時被罰款的封疆大吏李質潁給乾隆皇帝的一篇奏疏：

“奴才李質潁謹奏，為仰懇圣恩，俯準寬限事。……奴才于浙江巡撫任內未行奏參王燧，情愿罰銀十萬兩，粵海關監督任內奏事錯誤，情愿交銀二萬兩。四十六、四十七兩年關稅盈余短少，部議賠銀三萬六千余兩。廣東鹽案不實，情愿罰銀十萬兩”。

同時，那些苦于沒有門路，卻想報效大清和皇上的官員還可以找和珅、福長安等人向皇帝代奏議罪銀。和珅就曾代奏原任巡撫楊魁之子楊超錚等議罪五萬兩。

皇帝看到奏疏后會做出同意與否的結果，同意通常回復“知道了”，如果議罪銀報價低了，那不好意思，只好請出大清律，靈活依法治國。

如果認為過高，也會酌情減少，價格公道，童叟無欺。

比如，乾隆四十八年，河南巡撫何裕城以奏折沾污香灰，積極要求“請罰銀三萬兩”，估計乾隆皇帝也覺得荒唐，就加恩寬免銀二萬兩，其余一萬兩著解交內務府，何裕城仍覺“犬馬贖罪微忱，究未能稍伸”， “除臣遵旨先繳銀一萬兩外，其余二萬兩合再仰懇鴻仁，準臣仍行陸續解交內務府充公。

你看，就這兩萬兩銀子，君臣二人還來回客套謙讓起來了，這事鬧的。

另外，乾隆撈錢也看地方，偏遠地區官員乾隆就很少使用議罪銀制度。

這些地方油水本來就少，再去刮一層，那些官員對下面會刮的更狠，民變風險會大大增加。

富裕地區，像鹽政、鹽運史、織造、稅關監督等這些區域，乾隆就盯得比較緊，經常興起議罪銀。

有時，甚至有鼓勵官員議罪之嫌。

乾隆五十二年，曾任職浙江巡撫的李質穎向乾隆皇帝上奏,由于自己沒有參奏王燧,因此其甘愿罰銀十萬兩。在任職粵海關監督期間,由于奏事錯誤,甘愿罰銀二萬兩。

要知道李質穎被乾隆免除浙江巡撫的職位是乾隆四十六年正月，但是同樣是乾隆四十六年的二月,盡管李質穎剛觸犯包庇罪，但乾隆皇帝立即便下旨讓李質穎做了粵海關監督,同時告知李質穎“一即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

在乾隆時期，粵海關監督可是公認的肥差，對一個剛被皇帝處罰的官員來講,可以說是極其罕見的。

不難看出，李質穎之所以得到公認肥差粵海關監督，并非皇帝施恩于他，也非李質穎走運，很可能是他主動自議罰罪，相當于官員賄賂皇帝得了個肥差。

自古以來，都是皇帝派人下去查貪腐，現在竟能直接賄賂皇帝，機會難得啊。

再說了，整個大清都是皇上的，給皇上送錢，還能叫貪污嗎？

那是堅持理想信念，不忘初心使命，忠于大清，處心積慮孝敬皇上啊。

03.

乾隆本人還曾對議罪銀這事做了一番解釋：

“朕之簡用督撫，皆因一時無人，而又非犯侵貪徇庇之過者，以愛惜人才起見，偶有過誤，往往棄瑕錄用……而所獲之咎，是以酌量議罰，用示薄懲”

乾隆爺上輩子可能是個粉刷匠，粉刷的本領不是一般的強，要把那大清刷的更漂亮。

官員幾萬、幾十萬兩的議罪銀交上去，到乾隆嘴里成了“愛惜人才”、“偶有過誤”，如此“以債化刑”的手法，換個資質平庸的皇帝還真拍馬都趕不上。

隔壁明朝嘉靖帝還要喊：“朕的錢，都是朕的錢。他們拿200萬，分朕100萬。”這活兒就太糙了，吃相還不好看。

哪像乾隆爺左手議罪銀奉旨貪污，右手高舉“愛惜人才”的大旗，腰包不但鼓起來，還樹立了求賢的圣天子形象，贏兩次！

用屁股想都能明白，議罪銀給皇上十萬兩，官員在下面不翻倍盤剝回來，那不就白議罪了么？包稅人制度算是給乾隆玩明白了。

層層盤剝，議罪銀兩是湊足了，但整個官僚體系卻爛透了，整個官僚體系淪為貪污體系。

乾隆四十六年,山東巡撫國泰因為父親云貴總督文綬在任內辦理一案獲罪被發往新疆,于是國泰請求代父親議罪繳納養廉銀八萬兩，最終乾隆恩準并且允許繳納四萬兩議罪銀。

這些銀兩國泰自然不會自己繳納，他的辦法是勒索下屬官員總共八萬兩之多，結果這一索賄行為直接造成包括歷城在內的多地州縣虧空。

乾隆在位時，多次向天下百姓表示必定嚴懲貪官污吏，并以此慰安民生。還曾立誓，貪官污吏多留一日，民眾受損、國家可危，必定對此現象嚴懲不貸。

他還經常表示犯有侵占財務、貪污腐敗、以財力賄賂尋求庇護的犯罪者，不能使用議罪銀。

這些冠冕堂皇的漂亮話聽聽就行了，實際上使用議罪銀的人哪個沒有貪污腐敗、侵占財務、職務賄賂呢？

如李質穎拘貪知府王縫貪污罪責就在上述重罪之中，但他僅僅繳納十萬兩白銀，就完成議罪自罰，還有兩淮鹽政全德，在任期內收取賄賂供應銀，隨后僅雙倍補償后就宣告無罪，等等。

中世紀西方天主教教皇的贖罪券，免的是死后煉獄之苦。乾隆帝比教皇公道，也不忽悠你，自行議罪，銀子一交，立刻免罪，主打一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清皇VS教皇，又贏一次。

乾隆皇帝設立議罪銀的初衷曾指出:

“督撫等坐擁厚廉,以其尸位素餐,故議罰充公之項,令其自出己貨,稍贖罪戾”

其目的是將議罪銀用于河工等國家工程,用之于民。但實際用于公用設備建設的議罪銀大多進入內務府，成為皇帝中飽私囊的產品，全用來給他修園子和南巡了。

04.

經過康、乾、雍三代皇帝文字獄蹂躪下，無數人舉族消消樂，早已變成應聲蟲的文臣士大夫也不是沒有漏網之魚。

乾隆五十五年，有名叫尹壯圖的官員站出來勸諫皇帝。

“請停督撫等罰銀之例，將罰項改為記大過若干次，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罷斥，或量予京職，毋許再膺外任。”

尹壯圖還在奏疏中說，各督撫官員聲名狼藉，吏治廢弛，民不聊生。某些官員因為交了議罪銀后高枕無憂，貪起來更加肆無忌憚，地方虧空巨大。皇上您要是不信，可以派人跟我一起下去查訪。

尹壯圖想向乾隆證明議罪銀是大清第一禍患，不曾想惹惱了皇帝。

盛世是乾隆的皇帝新衣，尹壯圖卻站出來說他光屁股，這哪是說屁股的事兒，分明是打乾隆的臉呀。

沒銀子，把尹壯圖賣了也不夠下江南，修園子，辦千叟宴。

當然，乾隆好面兒，不好明面反駁，便開始耍流氓。

他回復尹壯圖，既然你上奏有問題，那肯定是有實據了，你奏疏中說的督撫具體是指哪位呀？逢迎上司的是哪位？虧空證據有嗎？

尹壯圖要真敢指名道姓說幾個，這官也就做到頭了，說不好還要喜提舉族消消樂的成就。想當海瑞，那也得看看頭上那片天是哪朝哪代。

隨后，乾隆大度的表示，準許戶部侍郎慶成與尹壯圖一同查訪各地，但不準密訪，公開盤查。每到一地提前給地方通氣兒，那還能查出什么？

最終，尹壯圖在無法查明實據的情況下，感到處境險惡，為了保命，不得不違心地承認“各省多有虧空原是揣度之語。”

“書麟、長麟遇有虧空不得不向屬員齌助之語原是憑空臆度”，“商民蹙額興嘆原系繕折時信手混敘，希圖聳聽??是一時糊涂揣度之言，并承認上疏諫言是“糊涂妄奏”，“希圖露名邀恩”，“懇求從重治罪”

尹壯圖回京后就被關進刑部大牢，判處斬刑。

乾隆又演了一波，免去他的死罪，貶官六級。不久，心灰意冷的尹壯圖辭官歸鄉養老。

嘉慶四年正月，執掌清朝國祚六十余年的乾隆病逝,做了三年傀儡皇帝的愛新覺羅永琰終于真正掌握國家權力，清朝進入嘉慶時代。

康乾時期被很多人封為盛世，但事實上乾隆中后期，大清帝國政治腐敗、內政無修,內亂頻仍,到了嘉慶時期國家早已千瘡百孔。嘉慶親政后第一刀就砍向了和珅，隨后廢除議罪銀制度。

05.

中國古代君主專制到康乾時期算是真正到達頂峰，帝王出一言而盈廷稱圣,發一令而四海謳歌。

君主的個人思想往往凌駕于法律之上，君主的個人情感往往代替了理智的法制社會。

議罪銀制度便是乾隆以個人思想凌駕法律的產物，這成為乾隆時期貪污腐敗的主要根源之一。

作為清代最幸福的皇帝，背靠祖父康熙與父親雍正打下的基礎，乾隆時期可以說達到清代的最高峰，而乾隆歷來也講究文治武功，極懂享受。他一生多次巡游，同時大興土木。

乾隆還鼓勵官員進貢，做事講求排場，極盡奢華之能事。

皇帝尚且如此，對全國各地官員的示范作用可想而知。舉國上下的官員們大多生活奢靡，維持奢靡的生活僅僅靠俸祿和養廉銀連基本的收支平衡還很難保證，遑論還要隨時準備迎接皇帝的敲詐。

乾隆真正做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督撫等官員不時還可能要繳納議罪銀，這些巨大的負擔自然要靠搜刮民脂民膏來維持，百姓的生活可想而知，這所謂的康乾盛世完全是虛假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