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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被解救回來了，刑法卻取消了人口販賣罪，該如何定罪？這是羅翔老師最近一篇文章提出的問題。
乍一聽，似乎讓法律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其實，這并非法律的尷尬，而是現實的尷尬。
1979 年刑法中的拐賣人口罪，只是一個相對較輕的罪名，即便情節嚴重，量刑也只是五年以上。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對特定犯罪行為的深入認識，立法者對相關罪名進行了調整，取消了拐賣人口罪，增設了拐賣婦女、兒童罪，且將最高刑設定為死刑。
這一舉措絕非是減輕了對拐賣行為的處罰，相反，是極大加重了刑罰力度，體現了對拐賣婦女、兒童這一惡劣行為的零容忍態度。
當時立法者的考慮，主要是基于社會現實情況。
在那個時期，拐賣婦女大多是為了給人做老婆，拐賣兒童則是為了收養孩子，拐賣成年男人的情況確實極為罕見，畢竟誰會無緣無故拐賣一個成年男人呢？嫌家里吃飯的人不夠多嗎？
基于這種現實考量，拐賣成年男人的行為未被納入拐賣人口罪的重點規制范圍。但同時，法律也未忽視可能存在的拐賣成年男人用于強迫勞動等情況，因而增設了強迫勞動罪，以應對此類潛在犯罪行為。
可以說，立法者當初的考慮是全面且完善的，根據當時的社會現象和犯罪特點，制定了相對合理的法律規定。
然而，誰能想到，在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中葉的現代中國，竟然會因為電信詐騙的極度活躍，衍生出了新型的販賣人口犯罪。
那些電詐分子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不擇手段地將同胞拐賣至緬北等地，強迫他們從事電信詐騙活動，給受害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和災難。
必須明確，當下最關鍵的問題并非是糾結于是否要恢復人口販賣罪，而是如何切實有效地解救那些被困的同胞。
實際上，對于電詐分子的犯罪行為，從來不缺相應的罪名進行懲治。
電詐分子涉嫌詐騙罪、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開設賭場罪、販賣毒品罪、組織賣淫罪等多項罪名。
2024 年底，緬北電詐明家犯罪集團明國平、明珍珍等39 人被公訴，所涉及的罪名正是上述這些。
對于這些罪大惡極的為首者和核心成員，按照現有法律規定，判處死刑是完全足夠的，他們必將受到法律的嚴懲。
所以，我們并不需要恢復人口販賣罪。只不過，更不能容忍恢復的，是電信詐騙猖獗導致的人口被販賣的慘烈現實。
執法部門需要加大打擊力度，加強與國際社會合作，共同打擊跨國犯罪集團，切斷電詐分子的拐賣鏈條，解救被困同胞。
我們每個人也應當提高警惕，增強自我保護意識，不輕易相信陌生人的誘惑，避免陷入電詐陷阱。
只有通過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解救被困同胞，讓他們早日脫離苦海，回歸家庭和社會，讓正義得以伸張，讓法律的威嚴得以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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