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日軍為什么難打？硬件軟件全面分析，抗日神劇情何以堪？

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時，中日兩國的硬件、軟件、綜合戰力對比是一個什么樣的情況？下面我們客觀的逐一分析 。

硬件：火力優勢懸殊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差距懸殊，當年日本年工業總產值約60億美元，中國只有13.6億美元；日本年產鋼鐵580萬噸，中國只有4萬噸；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這些武器裝備中國根本沒有生產能力，中國當時的軍事工業只能生產步槍、機槍、迫擊炮。這樣的國力對比，也就注定了兩國軍隊的武器裝備上的差距。

中國海軍總共有66艘艦艇，總噸位57608噸。日本海軍共有艦艇285艘，總噸位超過115萬噸，日本海軍1937年開工的“大和”號戰列艦標準排水量就有63000噸，中國海軍全部艦艇加在一起都不及一艘“大和”號！

中國空軍僅有作戰飛機305架，全部都靠進口，不僅沒有整機生產能力，就連主要零部件都造不出。而日本日本陸軍、海軍航空兵共有2700架作戰飛機，1937年全年飛機產量為1580架，全面動員后飛機年產量超過了1萬架。

相比之下，只有陸軍的差距還小一些。在輕武器方面，中央軍和一些裝備較好的雜牌軍，如東北軍、晉軍、滇軍的輕武器和日軍相差無幾，甚至在輕重機槍方面還略有優勢。但是在炮兵裝備方面就完全落在了下風，中國軍隊營團級別部隊大都只配備迫擊炮，基本沒有身管火炮。師一級單位除了極少數精銳的嫡系部隊，裝備8門75毫米山炮和6門37毫米戰防炮外，一般也很少有身管火炮。

1935年，國民政府成立了陸軍整理處，將大口徑火炮統一整編為預備炮兵部隊，總共只有567門，其中110門已經太過老舊基本是廢鐵，能用的也就只有456門。全面抗戰爆發時，中國軍隊最先進的火炮也就只有從德國剛剛采購的48門150毫米榴彈炮和40門105毫米榴彈炮，不僅數量寥寥，就是炮彈也全部依賴進口，只能嚴格限制使用。

中國軍隊裝備的德制150毫米榴彈炮，是中國軍隊最先進的火炮

日軍每個步兵小隊（相當于步兵排）就配備2具擲彈筒，可不要小看了日軍的擲彈筒，等于是輕迫擊炮，輕便靈活射擊精準，在作戰中熟練的擲彈筒手第一發概略瞄準，第二發修正誤差就能準確命中，因此中國軍隊的輕重機槍常常才打了一梭子就被日軍擲彈筒干掉了。每個步兵大隊（相當于加強營）配屬2門70毫米九二式步兵炮，每個步兵聯隊（相當于步兵團）配屬6門70毫米步兵炮和6門37毫米反坦克炮。

日軍每個步兵小隊都裝備2具擲彈筒

日軍的師團（相當于加強的步兵師）編制有好幾種，最常見的三三制師團僅僅下屬的步兵單位就配屬40門步兵炮、16門山炮和24門反坦克炮，再加上師團編制下的炮兵聯隊還裝備36門75毫米山炮，這些炮兵在和同級別中國軍隊相比，具有壓倒性優勢。此外，日軍還有裝備12門100毫米以上大口徑榴彈炮的野戰重炮兵旅團，作為戰區直屬的炮兵部隊，在作戰中臨時加強給主要方向的部隊。而四五個這樣的重炮兵旅團就抵得上中國陸軍的全部大口徑火炮了。在抗戰初期忻口會戰中，晉綏軍集中了8個炮兵團，在21天里發射了4萬發炮彈，這已經是中國在整個抗戰期間（不算在緬甸戰場的駐印軍）最大的炮火密度了，但這種程度的炮火密度，對日軍來說，只不過是一個步兵師團在一次戰斗中的平均水平。

中國軍隊的炮兵和日軍相比差距懸殊

1939年的南昌會戰中，日軍雖然只投入2個步兵師團，但臨時加強的炮兵就有4個野戰重炮兵聯隊，總共72門150毫米榴彈炮和16門105毫米加農炮，再加上步兵部隊自身的隊屬炮兵，還有4門加農炮、44門山炮和66門野炮，總共202門火炮。對陣的中國雖然投入了28個師，但炮兵火力基本只相當于日軍的零頭，完全處在絕對劣勢。

1941年的上高會戰中，中國軍隊投入4個軍，包括頭號王牌74軍，整個會戰中卻總共只發射了450發山炮炮彈，甚至都不如日軍1個師團的一次炮火準備。再加上日軍還有坦克、飛機的支援，火力相差的懸殊程度，已經不是可以用文字來形容的了。抗戰中，中國軍隊就是這樣以血肉之軀來和日軍的炮火拼殺，這就是當時戰場的最真實的描述。軟件：人員素質差距更大 日本歷來重視教育，明治維新之后更是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所以日軍的兵員都接受過基礎教育，在此基礎上，新兵再要經過一年的軍事訓練，才能編入作戰部隊。所以抗戰初期日軍的普通士兵單兵作戰技能相當高。經過基礎教育再加嚴格訓練，日軍士兵對武器的操作、保養水平遠遠超過了中國士兵。戰后很多日軍普通士兵的回憶錄中經常可以看到手繪的戰場示意圖，其準確度一般中國軍隊師團級指揮機關的參謀人員都很難企及。而中國軍隊的士兵90％以上是文盲，不論是對于武器的運用還是對于戰術的理解和協同，和日軍士兵相比，根本就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再講訓練，就拿最基本的單兵射擊來說，當時一發子彈的價值在中國相當于七斤半大米，所以平時訓練基本都是打空槍，就是條件最好的中央軍，每個新兵也只有15發子彈進行實彈射擊。而日軍《步兵操典》規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實彈射擊的子彈，步槍不得少于150發，機槍不得少于300發。因此日軍每個步兵中隊計劃三分之一的步槍手可以達到優秀射手的水平，因此在中國軍人的回憶錄中就經常會提到日軍射擊非常準確也就不足為奇了。同樣因為這個原因，中國軍隊只能更多依賴新兵更容易掌握的手榴彈。

中國軍隊新兵的射擊訓練基本都是打空槍

在軍官培養上，日軍普通軍官都必須經過陸軍小學、陸軍士官軍校的系統培養，如果要晉階將軍還要經過陸軍大學的學習，總共近十年的專業軍事學習，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加上日本當時軍人地位崇高，因此能夠吸引到很多優秀人才報考軍校，陸軍士官學校、海軍兵學校就是和東京大學并列為日本最著名的三所高等學府，所以日軍的軍官隊伍素質非常高。

而中國軍隊即便是最著名的黃埔軍校，早期也不過只是為期半年的軍官速成培訓班，后來雖然逐漸正規化，學制也延長至四年，但和日軍的士官學校相比，還是有距離。中國軍隊中，很多基層軍官連對著花名冊點名都做不到，更不用說掌握戰術，打仗時就全靠血氣之勇。全軍受過高等教育以上文化程度的軍官還不到1000人。

日本的兵員動員體制也相當完備，1937年日本的總人口約為9000萬人，常備軍兵力不過38萬人，但是卻有著世界上最先進的動員體制，受過基本軍事訓練，可以迅速補入部隊形成戰斗力的兵員包括74萬后備役、88萬預備役、158萬第一補充兵和90萬第二補充兵，合計可以動員兵力448萬，約占總人口的5%。而中國雖然總人口超過4億，抗戰爆發時常備軍有170萬人，后備役卻只有150萬，但是根本沒有像樣的動員體制，只能采取最簡單粗暴的抽壯丁，這些壯丁在前往作戰部隊的途中就有驚人的逃亡率和死亡率，即便補入了作戰部隊，由于沒有受過什么軍事訓練，上了戰場基本就是炮灰，損失很大。而兵力損失越大，補充新兵就越快越多，形成了惡性循環。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連中國最大的人力資源也逐漸枯竭，到了1944年9月，不得不提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開始號召知識青年從軍，所謂知識青年就是高中生和大學生，在當時中國90%文盲，小學生就可以算是知識分子的環境下，高中生和大學生就是名副其實的精英了，之前一直都可以免服兵役，為的就是保存民族的知識血脈，而到了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的時候，就可以想見中國的兵員緊張已經到了何等困難的程度。

到抗戰后期，中國不得不號召知識青年從軍

綜合戰力：最少十個打一個結合硬件、軟件兩方面的對比，中日兩軍綜合戰斗力的差距就可以用懸殊來形容了。

在整個抗戰期間，正常的野戰情況下，日軍一個大隊約500人基本上至少需要中國軍隊一個師約5000人來應戰，而日軍的參謀機關在制定作戰計劃時，基本也都是按照1：10的比例來部署部隊，這并不是日軍對中國軍隊的藐視輕視，而確實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即便是在10：1的兵力對比下，中國軍隊的傷亡還是要三四倍于日軍。

在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第一階段，中國軍隊投入了3個最精銳的德械師圍攻上海市區的約5000名日軍海軍陸戰隊，苦戰十日依然無法肅清日軍。在整個淞滬會戰中，中國軍隊總共投入了約80萬人，日軍投入約25萬人，兵力對比3.2：1，中國軍隊傷亡約25萬人，日軍傷亡約4萬人，傷亡交換比約6.25：1。這樣的兵力對比和傷亡交換比，在整個抗戰期間還算是比較正常的水平。

八路軍115師的平型關伏擊戰中，直接用于伏擊的是3個團約8000人，在地形非常適于伏擊的喬溝，伏擊了日軍相向而行的兩支運輸隊共約1500人，最后消滅日軍約1000人，八路軍的傷亡也在一千人左右，傷亡交換比幾乎是一比一。要知道這是在占有兵力、地形、突然性等多種優勢條件的情況下，當時參戰部隊都是剛剛從紅軍改編過來的，官兵基本上都是經過長征的百戰老兵，日軍卻主要是輜重兵、汽車兵之類的后勤部隊，真正的一線部隊不過只有200人左右，在集中了如此眾多的有利條件下，居然還能打成這樣的傷亡比，可見當時日軍戰斗力的強悍。

在著名的臺兒莊戰役中，中國軍隊第2集團軍共4個師又1個旅，總兵力約3萬多人堅守臺兒莊，苦戰五天傷亡慘重，大半個臺兒莊失守，幾乎就快要撐不住了。而日軍用來直接進攻臺兒莊的兵力，才只有3個步兵大隊和2個炮兵大隊，總共還不到3000人！

從這些戰例可以充分說明日軍的戰斗力極其強悍，特別是在抗戰初期，更是如此，戰爭后期由于在戰爭中的不斷消耗，日軍補充兵員的素質才有所下降，即便如此中國軍隊也很難一對一的交手。因此，抗戰時期中國軍隊完全是以巨大的犧牲才換來了最后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