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讓紅軍損失慘重的李德，后來怎樣了？

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李德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人，他是導致中央革命根據(jù)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的罪魁禍首之一，卻也是唯一個參加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李德，原名奧托布萊恩，德國人。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慕尼黑的一個工人家庭。

李德1919年加入德國共產黨，曾參加過巴伐利亞保衛(wèi)戰(zhàn)，兩次被捕入獄。

1928年，李德被德國共產黨秘密送往蘇聯(lián)，化名巴格納爾，加入蘇聯(lián)紅軍。在蘇聯(lián)紅軍中，李德從士兵到班長、排長、連長，很快升到了蘇軍騎兵師參謀長，最終被選送到蘇聯(lián)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李德

1932年8月，為了營救被國民黨逮捕的兩名蘇聯(lián)情報人員，李德被莫斯簡直情報況部派到上海。完成任務后，李德通過尤爾特，見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兩人多次接觸，博古對李德的閱歷和軍事見解很佩服。

博古擔任中國中央總負責人時，才24歲，年紀輕，資歷淺，鎮(zhèn)不住，又不懂軍事，此時，李德的蘇聯(lián)身份和軍事才干，讓他成為了博古最想抓住的幫手。

李德也同意留在中國，但他有一個條件，要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發(fā)一個相應的指示，給他一個身份。于是博古和尤爾特向莫斯科發(fā)去電報，得到回復：“同意李德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1933年9月，李德從上海來到現(xiàn)金，博古當即宣布：“李德是共產國際派往中央蘇區(qū)的軍事顧問，中央決定從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軍事戰(zhàn)略、戰(zhàn)役戰(zhàn)術，領導紅軍訓練及部隊后勤工作。”

就這樣，李德從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變成了中央紅軍的總指揮。

就在這時，蔣介石調集百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jù)地進行大規(guī)模“圍剿”。

剛接手中央紅軍指揮權的李德，既不懂漢語，也不懂中國國情，他只憑在軍事學院學到的理論知識，對著房間里幾張很不準確的地圖，便開始發(fā)號施令。

他不顧實際情況，宣布運動戰(zhàn)的時代已經過去，要發(fā)展蘇聯(lián)式的正規(guī)戰(zhàn)，全盤否定了游擊戰(zhàn)術。

第五次反“圍剿”，全都是按照李德“短促突擊”、“兩個拳頭作戰(zhàn)”、“打正規(guī)陣地戰(zhàn)”那一套在打。

1934年廣昌戰(zhàn)役，紅軍主力在李德的指揮下，在江西廣昌跟敵軍打陣地戰(zhàn)、消耗戰(zhàn)，紅軍在敵軍飛機大炮下苦戰(zhàn)18天，四千余人陣亡，兩萬余人受傷，最后被迫撤出廣昌城。

時任第三軍團長的彭德懷，當面大罵李德：“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zhàn)術專家！你的計劃造成了大量犧牲，難道你的良心不感到責備嗎？你就不心疼嗎？”

8月，紅軍北部防線被突破，東線被打開，李德的錯誤指揮，最終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博古

二、被解除指揮權

早在1934年春天，李德就提出了大轉移的軍事方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李德首次提出了中國紅軍主力必須突圍的思想，為紅軍的長征在軍事上、物資上、兵員上、思想輿論上做了一定的準備。

然而，長征剛開始，李德又犯了大錯誤。

李德、博古實行轉移中的逃跑主義，沒有通盤計劃，未作充分動員，同時攜帶著大批物資轉移，單是從事輜重運輸?shù)娜司陀?000人。

在轉移的同時，李德仍跟敵軍死打硬拼，致使中央紅軍折損過半。

在安排隨行人員時，博古、李德又實行排除異己的方針。1934年10月10日，紅軍從江西瑞金出發(fā)，開始長征。李德和博古拒絕了毛澤東向黔北進軍的建議，還企圖剝奪毛澤東參加長征的資格。

李德的“瞎指揮”，給長征初期的紅軍帶來了巨大的困難，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線時，紅軍已經從出發(fā)時的八萬六千人，減至三萬余人。

革命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博古，李德等人的錯誤，必須要糾正。

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面向的問題，毛澤東的建議得到了王嫁祥、張聞天、周恩來的有支持，而李德的主張被否決。

隨后，12月18日的黎平會議，1935年元旦中央的猴場會議，李德的意見都被否決。

李德已經遭到了抵制。

遵義會議（畫）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李德列席會議。在遵義會議上，李德的“左”傾軍事路線受到了嚴厲批評，并取消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

李德的軍事指揮權終于被解除。后來在行軍途中，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了三人指揮小組，帶領紅軍走向輝煌的未來。

面對批評，李德心里一直不服氣，他認為自己“本來只是作為顧問提提建議，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我的話可以聽也可以不聽，紅軍遭受損失要自己負責。”

三、走完長征全程

在跟隨紅軍長征的歷程中，李德逐漸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他說：“我終于明白了，中國同志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我沒有根據(jù)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特有的作戰(zhàn)傳統(tǒng)進行指揮。”

他還主動要求下放到林彪的紅1軍團，親身體驗游擊戰(zhàn)術打法。

3個月后，李德被派到紅軍大學，負責軍事理論課的教學。

紅軍大學本就是在李德的倡導下建立的，它是中央蘇區(qū)第一所正規(guī)的軍事院校。當時，師資力量短缺，相當一部分教官還是由被俘的國民黨家軍官擔任，教學效果不佳。于是，李德費了很大力氣編寫教材，還親自講授戰(zhàn)術課程。

不過，據(jù)李德本人的回憶，長征途中，他在紅軍大學只上過幾次大課，做過幾次專題講座和圖上演習，大部分時間是參加收割，甚至還參加了一個征糧隊。

張國燾

1935年9月10日，張國燾企圖武力阻止中央紅軍北上。李德聞訊后，立即通知紅軍大學總支書莫文驊，讓他立馬組織大家隨中央北上，還叮囑他要密切注意時任紅軍大學教育長的李特，因為李特是原張國燾領導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是張國燾的親信，要防止他將部隊帶走和整人。

果然，在紅大學員整裝待發(fā)之時，李特騎馬趕來，傳達張國燾南下的命令。

李德立即上前，將李特拉下馬，嚴厲譴責他的分裂行為，要強拉他去見毛澤東。李德說：“北上抗日是正確的方針，不經毛澤東同志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把部隊拉走。”

兩人斗得不可開交之時，毛澤東來了，他高聲說：“不要吵了！我們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xiàn)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們會在一起的嘛，捆綁不成夫妻，誰愿意走，就放他走吧。”

由于李德的提前準備和馬前阻撓，李特僅帶走了四方面軍一部分愿意南下的干部。

李德跟中國工農紅軍一起，翻過座大山，渡過24條大河，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是唯一完整參加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親歷長征的李德，對長征給予了積極的評價：“這是一個不可磨滅的功績，是中國紅軍——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軍隊的全體戰(zhàn)士偉大的勇敢、堅韌的毅力和革命的熱情的證明。”

四、離開中國

長征結束后，李德繼續(xù)在紅軍大學教書，雖然已經沒有了實權，但他還會參加一些重要會議。

1935年11月18日，李德參加了瓦窯堡會議，還作了《敵我情況和游擊戰(zhàn)爭部署問題》的報告，這是李德自遵義會議后第一次在中央會議上作報告。

瓦窯堡會議（畫）

192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瓦窯保召開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渡過黃河東征到山西發(fā)展。

李德出席了這次會議，但他卻對這次東征極不理解，1月27日，他向中央提出書面反對意見，題為《關于紅軍渡過黃河后的行動方針問題的意見書》。

毛澤東看到意見書，當即指出，它是在革命進攻下的保守的單純防御戰(zhàn)略，讓留在陜北的周恩來對李德進行嚴肅批評。

不過，毛澤東明白，李德反對紅軍東征的動機是善良的，而且他的意見書是通過正常程序交給中央的。所以，毛澤東東征回來后，并沒有疏遠李德。

李德的《意見書》，讓毛澤東意識，必須對十年來內戰(zhàn)時期軍事上的經驗教訓作一個總結，這促使毛澤東寫出了《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給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指明了方向。

1936年5月20日，李德與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11位中央高級領導人一起，聯(lián)名致電張國燾，歡迎他北上陜北。這是李德唯一一次與毛澤東”聯(lián)名發(fā)電“。

1937年7月12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設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李德成為了其中一名委員，這是李德在中國的最后任職。

1939年秋天，周恩來墜馬右臂骨折，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lián)治療。此時，李德接到了共產國際的指示，讓他跟周恩來乘坐同一班飛機返回蘇蘇聯(lián)。

蕭月華

李德在中國兩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蕭月華，是在江西蘇區(qū)時組織幫他找的，但兩人文化習慣差距太大，加上語言不能，兩人爭吵不斷，到陜北后兩人離婚。

第二任妻子叫李麗蓮，是個演員，是李德自己談的，兩人感情不錯。李德請求李麗蓮跟他一起回蘇聯(lián)，但因為護照簽證未得到批準，最后李德只好獨自一人黯然返回蘇聯(lián)。

回到蘇聯(lián)后，李德被分配到蘇聯(lián)外文出版社工作，翻譯了馬、恩、列、斯著作和一些文學名著，成為了一位出色翻譯家。他還參加了蘇聯(lián)的衛(wèi)國戰(zhàn)爭。

1949年，李德回到東德定居，繼續(xù)從事編譯和文學創(chuàng)作，還當選為東德作家協(xié)會第一書記。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東德逝世，終年74歲。

李德生前，曾撰寫了一部《中國紀事》，講述了他中國七年的人生經歷。

五、李德評價

李德在中國的七年，無疑是過大于功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他是忠于革命的。

一個永恒的話題，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時勢，李德是被時勢，推到了歷史的臺前，但他的才能，顯然無法承擔他的責任。

李德并非沒有軍事才能。

來到延安采訪毛澤東等人的斯諾，在他的《西行漫記》中就說：“李德無疑是個具有過人才能的軍事戰(zhàn)略家和戰(zhàn)術家……南京的將領們看到李德一些分析他們戰(zhàn)術的著作是地，頗為欽佩地承認，想不到李德準確地預計到了這次巨大攻勢的每一個步驟。”

只是他的軍事才能，還不足以擔任總指揮的位置。

影視中的李德

斯諾采訪李德時，李德說：“西方的作戰(zhàn)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必段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tǒng)，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的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zhàn)術，或許是這樣的。我還想告訴你，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他們本國打革命戰(zhàn)爭的正確戰(zhàn)術。也許，每一個外國軍事家都弄不明白這個大國的復雜情況。”

總之，一個西方人，放棄了安逸的生活，來到中國的大地上，跟中國工農紅軍一起奮戰(zhàn)，他的精神的可嘉的，他最大的錯誤就是沒有站到正確的位置上，因而很可惜地沒有發(fā)揮出他應有的作用，還給中國工農紅軍帶來了巨大損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