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議程設置理論
1922年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指出，大眾傳媒的報道活動是一種營造“擬態環境”的活動，科恩在考查報刊的國際報道的影響時指出：“報紙在告訴人們該‘怎樣想’時可能收效甚微，但是在告訴讀者‘想什么’方面，效果卻是驚人的。”但最早將大眾傳播的環境認知影響明確概括為“議程設置功能”并進行實證考察的，是麥庫姆斯和肖。
一、議程設置理論內涵
（一）第一層議程設置
議程設置（agenda-setting）理論起源于“教堂山鎮研究”，并于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在論文《大眾傳播的議程設置功能》中提出議程設置理論。該理論認為大眾傳媒通過供給信息和安排相關議題來有效地左右人們關注某些事實和議論的順序。媒介議程與公眾對問題重要性的認識與其接觸傳媒的多少有關，經常接觸大眾傳媒的人，其個人議程與大眾傳媒的議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即大眾傳媒對事物和意見的強調程度與受眾的重視程度成正比。
（二）第二層議程設置
大眾傳媒報道的對象事物具有各種各樣的屬性，包括正面、負面和中性等，大眾傳媒對某些特定屬性進行凸顯和淡化處理，使對象事物的主導屬性傳達給受眾，也會影響到受眾對事物性質的認識、判斷和態度，麥庫姆斯把這種影響機制稱為“屬性議程設置”，即議程設置理論的第二層次。
（三）第三層議程設置
2017年，麥庫姆斯和郭蕾博士提出了議程設置理論的第三層次“網絡議程設置”，試圖以此解釋新聞業在這樣一個基于媒介融合和社交媒體而變得日益“網絡化”的時代，議程設置理論是如何繼續發揮其效用的。即影響公眾的不是單個的議題或者屬性，而是一系列議題所組成的認知網絡。新聞媒體不僅告訴我們“想什么”或者“怎么想”，同時還決定了我們如何將不同的信息碎片聯系起來，從而構建出對社會現實的認知和判斷。
二、議程設置的理論評價
“議程設置”理論對我們詳細考察傳媒的輿論導向過程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它為人們認識傳播與社會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其真正意義在于為研究傳播媒介背后深層次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契機。但是議程設置只強調了傳播媒介“設置”或形成社會議題的一面，而沒有涉及反映社會議題的一面，盡管“議程設置”功能是強大的，但不能把它的效果絕對化。
新媒體時代下，議程設置理論也在不斷發展自身，情感議程設置、網絡議程設置等理論創新不斷地回應人們對于議程設置理論的質疑。這也恰恰證明了議程設置理論的強大解釋力，因而，當下對傳統理論進行探究具有重要理論和實踐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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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阿樹
圖片|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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