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2月13日0時起，“通信行程卡”服務正式下線。自此之后，我們的行程，重新成了我們的隱私。
利用通信大數據，為手機用戶免費提供查詢服務的“通信大數據行程卡”，最初是對通過短信查詢行程的服務升級，只有手機用戶本人能夠查詢，且在查詢前必須親自授權。
但是，我們本不存在查詢自己行程的需求，只因疫情背景下必須“自證無害”：當別人強制要求回答行蹤軌跡時，我們因為口說無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以碼為證。
行程碼，本質上是一種通行證。很多出行，正因行程碼而無法成行。
從查詢行程碼到出示行程碼，名義上雖然全部自愿，實則純粹基于無奈。
明白了這一層，才能了然行程碼雖然號稱便民服務，實則疫情防控緊急狀態下，公民對于個人隱私與流動自由的特殊讓渡。
行程碼如此，健康碼、行程碼、場所碼等各種碼亦如是。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醫療健康、行蹤軌跡等信息，均屬敏感個人信息，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導致自然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危害。
因此，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方可處理敏感個人信息。
下半年以來，行程碼從取消星號標記，到查詢時間范圍從14天縮減為7天，再到正式下線服務，可見相關部門在處理公民行蹤軌跡敏感個人信息時，采取了基于比例原則下損害最小的謹慎態度。
只不過，下線行程碼，并非事情的結束。
《個人信息保護法》明確規定，處理目的已實現、無法實現或者為實現處理目的不再必要，以及個人信息處理者停止提供產品或者服務，或者保存期限已屆滿等情形下，個人信息處理者應當主動刪除個人信息。
行程碼近三年來收集的全國16億手機用戶海量信息，將會被如何刪除處理，應該程序公開并經有權部門依法見證。
行程碼下線了，公眾自然要問：健康碼何時從我們的手機中“下崗”？
相比行程碼由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聯合三家運營商直接提供，健康碼一直沒有實現過真正的全國統一。
健康碼本是生于善意，卻在事實上曾被人濫用，隨意賦碼一度成為某些地方權力任性的典型表現。
健康碼本是為了便捷，卻在現實中給人徒增困擾，碼上信息越來越多，跟健康本意越走越遠。
出行不查健康碼是新十條的明確要求，但只要健康碼還在，某些機關大門就還在查。不僅查健康碼，還查48小時核酸證明。
行程碼下線后，各地健康碼何去何從，應該早日有個明確說法。
為了配合防疫，看見棉簽就張嘴、看見門衛就掃碼，已然成為習慣。
當生活回歸正常，緊急狀態下讓渡的公民權利應該歸還，對個人信息的收集以及對個人行動的干預應該遵法。
因為疫情防控的特殊性，很多地方的公共服務部門，強力管控逐漸形成習慣，尊重權利反而日漸生疏，更像是管理者而非服務者。
是時候改變回來，讓權力重新縮至權力之后了。
行程碼下線，開了一個好頭，其他各種碼，都該及時跟上。
我們要健康，但不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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