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物被搬走了，然后呢？科學家還在找答案

你可能也遇到過這種事：家門口修地鐵，你得繞道走。但如果修的不是地鐵，而是一條穿過森林的公路，住在那里的一整群青蛙該怎么辦？答案是——有人會把它們搬走，這在國際上有個正式叫法，叫做“緩解性遷移”。聽起來很合理對吧？先把動物挪出施工范圍，工程繼續，動物也安全，兩全其美。

但最近，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馬丁保護決策實驗室的一個研究團隊，在梳理了本省的數據后，發現了一個讓人有點坐不住的事實：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搬運動物，可一旦它們被放出搬運箱，我們就基本失去了它們的消息。它們活下來了嗎？繁衍了嗎？在新的地方過得習慣嗎？答案是：目前，沒有人能確切告訴你。

這個研究團隊的實驗室經理兼研究技術員，也就是參與這項研究的成員之一，在一篇科普文章中坦率地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她說，她第一次親手執行遷移任務時，想法很簡單：把幾只兩棲動物從危險地帶挪走，這事兒就算完了。但正是她們實驗室后續的研究，讓她開始重新審視這個“簡單動作”背后的巨大空白。

從一條奧運公路說起

要說清楚這件事，我們得把時間往回撥一點，回到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之前。當時，為了應對溫哥華和惠斯勒之間日益增長的車流，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對“海天高速公路”的一段進行了改道。問題在于，新的路線會直接切過一種名叫北部紅腿蛙的棲息濕地。這種蛙可不是普通青蛙，它已經被列入了加拿大的《瀕危物種法案》保護名單。

公眾的保護呼聲很強烈，省政府不得不給出一個解決方案。最終拿出來的辦法，就是遷移：把受影響的濕地里的所有北部紅腿蛙，統統搬到項目足跡之外的另一個棲息地去。這一次行動起到了某種里程碑式的作用。從那以后，針對兩棲和爬行動物的緩解性遷移，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就成了標準操作。

這里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加拿大不同的省份，在執行遷移的標準上差別很大。在安大略和阿爾伯塔這樣的省份，只有聯邦層面認定的瀕危物種才會被遷移。但唯獨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規矩不一樣。在這里，本省的所有32種本土兩棲和爬行動物——不管有沒有被聯邦列為瀕?！y統都得搬。這種“一個都不能少”的做法，聽上去是對野生動物最大的善意，但也正是這種大規模的操作，讓后續的問題變得格外突出。

一個反直覺的數字

為了弄清楚全省到底搬了多少動物，研究團隊梳理了2019年到2022年間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相關項目記錄。她們找到了227個涉及動物遷移的項目，大多數是為修管道之類的開發工程讓路。你猜，這短短三年左右的時間里，總共有多少只動物被單獨撿起來、裝進箱子、再放到別處？

大約510萬只。

510萬是個什么概念？如果這些動物排著隊從你眼前經過，你大概得不吃不喝看上很久。而在這龐大的數字里，絕大多數都是兩棲動物，其中最典型的一個代表，是一種叫西部蟾蜍的物種。

你可能會想，這不正說明保護工作做得很到位嗎？把一個物種從推土機前面救下來，總比眼看著它們被壓死好。這個邏輯本身沒錯。真正讓研究人員感到不安的，不是“救”這個動作本身，而是“救完之后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它幾乎是空白的。

被忽略的“后半程”

這套遷移流程，在操作上有一個更口語化的叫法，叫做“打撈”。工程開工前，生物學家會去施工區域做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如果不搬走就可能遭受直接傷害的動物收集起來，然后轉移到附近的棲息地。聽起來像是一場精心組織的搬家行動，但這場搬家有個特點：它只管上車，不怎么管到站之后的事。

根據研究團隊的描述，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政府在遷移流程中，會發放許可。在這個流程的內部，項目方聘請的生物學家負責決定兩件事：第一，預估他們將會搬走多少只動物；第二，為它們挑選一個合適的放歸地點。

問題出在后續的報告要求上。按照目前的規定，項目方唯一需要上報的內容，就是遷移的動物數量和它們的生命階段——是成體、幼體還是蝌蚪。至于那個被選中的放歸地點具體在哪里，我們需要用什么樣的坐標來標記它，并沒有法律上的強制要求。更關鍵的是，沒有任何法規要求項目方去監測這些被搬家的動物，之后到底有沒有在新的地方存活下來、有沒有成功繁殖，還是說，整個新建的小種群在幾個月內就悄悄地消失了。

研究人員把這一點稱為“或許是我們整個研究中最重要的發現”——不是那個驚人的510萬數字，而是我們對數字背后的命運幾乎一無所知。如果你仔細品這句話，會感覺到一種科學上的坦誠：發現“我們不知道”，有時候和發現一個新事實同等重要。

當我們說“搬走”時，到底在賭什么

要理解這其中的風險，你可以試著把這件事類比成把一個習慣住老房子的人，突然連根拔起，放到一個陌生的街區。你給了他一套新房子，但你沒有確認那個街區有沒有他熟悉的菜市場、有沒有適合他交往的鄰居、甚至有沒有適合他走的路。對一只西部蟾蜍來說，這片新的棲息地有沒有它熟悉的繁殖水塘？濕度對不對？有沒有它無法應對的新捕食者？這些都不是“大概差不多”就能糊弄過去的。

緩解性遷移的本意，是盡量減少開發活動對野生動物的沖擊。單看這個出發點，它似乎是一個非常合適的解決方案。把動物從危險面前挪開，然后宣布任務完成——這位研究人員自己都承認，第一次這么做的時候，就是這么想的。但當一個動作被放大到全行業、全區域，三年間重復進行幾百萬次，而每次我們都只看前半程的動作，不看后半程的結果，這件事的性質就變了。它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救援，而變成了一場大規模的、缺乏后續數據的生態實驗。

我們現在所做的，或許可以被描述為一種“善意的賭博”：我們賭那些被搬走的動物能靠自己活下來，賭選定的放歸點能自然融入它們的生活史，賭我們沒有在不經意間制造出某種更緩慢的種群衰退。但賭局需要復盤。可目前的系統，恰恰沒有設計“復盤”這個環節。沒有坐標，沒有追蹤，沒有監測，自然也就沒有機會知道我們到底是賭贏了還是賭輸了。

這里有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在加拿大，遷移并非一直如此普遍。在北部紅腿蛙的那個標志性事件之前，很多開發項目并不一定會走到遷移這一步。是公眾的關注推動了政府尋找解決方案，最終催生了今天這套成規模的操作流程。這個故事本身就說明，公眾關心動物的去向，是有能力推動實際改變的。那么現在，或許是時候把同樣的關心，從“它們被搬走了”延伸到“它們后來怎么樣了”了。

研究團隊并沒有在文章中提出某種激進的主張，她們只是把一個屬于“中間地帶”的事實擺上了桌面。這個事實是：我們并不缺少遷移的技術和方法，也不缺少執行的意愿，我們缺少的是系統性地追蹤結果的安排。而在這個安排缺失的情況下，那些被裝進搬運箱的幾百萬只蛙類、蟾蜍和蠑螈，就像是被送進了一片巨大的信息盲區。它們的沉默，不是因為它們不存在，而是因為我們還沒有去傾聽。

這也許是整件事情里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人類建造公路、鋪設管道，是為了建立更緊密的連接。但在追求物理連接的過程中，我們卻放任了一個和周圍生命的連接發生斷裂。下次當你驅車駛過某條穿行于自然地貌的公路時，或許會想起這件事：路的兩側不只是風景，還可能是某些動物被搬運的起點，以及一個我們至今還沒弄明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