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金以林
今年是東京審判80周年。在很長一段時間的中文世界里，有關東京審判的檔案整理和研究，主要是1950年代出版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其他相關研究少之又少。那時的相關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日本和歐美學界。
與東京審判幾乎同期開展的還有紐倫堡審判。從歷史學的研究視角出發，東京審判研究比紐倫堡審判更難。史料是歷史研究的根基。紐倫堡審判的史料相對集中，無論是法官、檢方、辯方文獻，主要集中在歐美，相對容易掌握。而東京審判相關檔案分藏于中國、日本、歐美以及東南亞各國。多語種史料對研究者的語言能力提出了極高要求。好在如今有了大語言模型，公開文獻的語言壁壘得以大幅消解，也讓學界對海外檔案的征集、開放與共享工作抱有更高期待。
以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成立為重要節點，國內學界開啟全球性史料收集工作，系統整理東京審判法官、檢方、辯方的一手文獻，并將研究視野從東京審判擴大到整個遠東地區的乙、丙級戰犯審判。研究的空間視角不斷拓展，時間維度也持續延伸，特別是在國內，研究時段由戰后國民政府的審判延伸到中國設立特別軍事法庭開展的戰犯審判。
大量檔案文獻整理出版、數據庫建成使用，推動東京審判研究從史學領域擴大到法學、國際關系、地緣政治研究，乃至醫學史領域（如對日軍細菌戰等戰爭罪行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今，中國在戰爭審判研究領域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跨越式發展，相關研究水平已經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東京審判庭審過程中，除印度法官對日本戰爭罪行的認定有“獨特理解”外，荷蘭法官勒林也有很多與當時國際法學界主流判斷不同的觀點。兩年前，我們在征集荷蘭國家檔案館近代中國相關文獻時，意外發現保存在該館的勒林法官檔案，其中包含一批東京審判期間的圖片史料。勒林法官對戰爭罪行的態度、立場因何與主流觀點不同，這類問題的解答，有賴于大量一手文獻的支撐。
此外，戰后日本社會長期存在一個特殊現象：多數戰爭親歷者往往只講述自身戰時苦難、強調受害者身份，卻刻意回避本國對外侵略的加害事實與歷史責任。在日本社會這片集體回避戰爭罪責的沉默氛圍中，從中國釋放歸國的日本戰犯群體，成為極其特殊的例外。
1950年，蘇聯向中方移交969名日本侵華戰犯。對他們的改造，周恩來總理曾提出明確要求：“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除數名在押期間病亡外，其余戰犯均分期分批釋放回到日本。近千名戰犯歸國后，僅一人翻供，其他人終身堅持認罪、悔罪。這是人類思想改造史上的一大奇跡。
上世紀50年代末，獲釋歸國的日本戰犯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積極從事促進日中友好、反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日本社會產生過深刻影響。
上世紀90年代，“中歸聯”成員在日本出版多部回憶錄，他們都真誠地表示在中國的認罪只是起點，歸國后，他們才逐漸認識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認罪”。“中歸聯”先后在日本各地成立數十個支部，各支部均有內部出版品，這些文獻長期未能得到學界的足夠重視。
還有，新中國接管保存的大批民國抗戰檔案，仍存在挖掘不足、利用不夠的問題。涉及抗戰時期的日偽檔案，除中央檔案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保存的核心檔案外，各地檔案館都有豐富的收藏。各地公安系統還留存大量日偽、漢奸審訊案卷，是揭露日軍侵略罪行、厘清戰爭責任的重要史料。上述珍貴史料，都亟待系統性整理與深度學術轉化。
80年前開庭的東京審判，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審判。各國學界唯有攜手聯動，推動散藏全球的原始審判檔案開放共享，持續開展多維度、跨學科研究，形成百家爭鳴的學術格局，才能從中汲取警示教訓，為今后人類社會杜絕戰爭、守護和平提供借鑒。 (作者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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