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控特朗普商場試衣間性侵，女作家“攤上事了”

當地時間2026年5月28日，美國多家媒體援引消息人士披露，美國司法部正在審查女作家卡羅爾案相關訴訟資金問題，重點涉及她是否曾在宣誓證詞中隱瞞外部資金支持。

三年多前，2023年5月9日，紐約聯邦法院陪審團裁定，特朗普需對卡羅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遭受的性侵承擔法律責任，并賠償500萬美元。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有前總統因性侵指控在民事層面被判承擔法律責任。

“永遠不要忘記5月9日。特朗普是可以被打敗的，特朗普是可以被擊垮的，特朗普并非不可戰勝。”一年后，卡羅爾在社交平臺X上寫道，并長期將這條動態置頂。

如今，這場持續多年的法律與政治爭議，又生變數。

美國女作家卡羅爾（2023年5月）圖/視覺中國

漫長的訴訟

在因這起案件成為全美焦點之前，卡羅爾原本是美國媒體圈頗具知名度的專欄作家。美國知名女性雜志Elle的“Ask E. Jean”情感專欄，是美國出版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情感建議專欄之一。卡羅爾曾主持這個名專欄長達26年，并憑借大膽、辛辣、帶有戲謔感的寫作風格，長期活躍于紐約媒體與名流社交圈。

2019年，卡羅爾在回憶錄《我們還需要男人嗎：一個溫和的提議》中，首次公開指控特朗普曾于1995年或1996年，在紐約高級百貨公司博格多夫·古德曼一試衣間內對其實施性侵。

卡羅爾后來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由于擔心彼時已是知名地產商與賭場業主的特朗普進行報復，她一直猶豫是否公開此事。盡管當年曾向朋友提及相關遭遇，但始終沒有正式發聲。

真正推動她最終站出來的，是后來席卷美國社會的#MeToo運動。2017年，好萊塢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性侵丑聞曝光后，美國社會掀起大規模女性公開控訴浪潮。“Believe Women（相信女性）”逐漸成為自由派輿論的重要口號，強調社會應認真傾聽女性受害者的講述。因此，對許多支持者而言，卡羅爾起訴特朗普，早已不只是一場普通民事訴訟，更被賦予了“女性受害者挑戰政治權貴”的象征意義。

不過，特朗普始終否認相關指控。2019年，特朗普公開表示卡羅爾“不是他喜歡的類型”，并指責她為了推銷新書“編造故事”。而在后來的宣誓證詞中，當律師向特朗普出示一張兩人多年前同場活動的照片時，特朗普一度誤將照片中的卡羅爾認成自己的前妻瑪拉·梅普爾斯。

2023年，紐約陪審團裁定特朗普對卡羅爾實施性侵并構成誹謗，賠償500萬美元。2024年，另一陪審團再次裁定，特朗普因持續攻擊卡羅爾名譽，還需額外支付8330萬美元賠償。

特朗普隨后持續提出上訴。目前，他已請求美國最高法院推翻2023年的判決，并表示也將繼續上訴2024年的誹謗案裁決。

就在今年4月，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要求全體法官重新審理案件的請求。根據美聯社與路透社報道，在美國最高法院決定是否受理上訴前，特朗普暫時無須支付相關賠償金。

長期爭議

而真正讓這些長期停留在名人八卦與娛樂新聞中的爭議，首次全面演變為席卷全美的政治與輿論風暴的，則是特朗普首次競選總統期間曝光的“走進好萊塢”（Access Hollywood）錄音事件。

2016年10月，《華盛頓郵報》公開了一段特朗普2005年錄制《走進好萊塢》節目時的后臺錄音。錄音中，特朗普向主持人比利·布什炫耀稱：“當你是明星時，你可以對女人做任何事。”

這段涉及“強行觸碰女性”的言論迅速引發巨大爭議，也成為特朗普競選期間最嚴重的輿論危機之一。錄音曝光后，多名女性陸續公開指控特朗普曾對其進行騷擾或猥褻。

與此同時，特朗普還長期陷于婚外情與“封口費”爭議。藝名“風暴丹尼爾斯”的成人電影艷星史蒂芬妮·克利福德與前《花花公子》模特凱倫·麥克杜格爾均聲稱曾與特朗普發生婚外情，并在2016年大選前夕遭到“封口費”安排。其中，特朗普前私人律師邁克爾·科恩向丹尼爾斯支付13萬美元“封口費”一事，最終演變為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針對特朗普商業記錄的刑事案件。2024年，特朗普也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遭刑事定罪的前總統。

不過，特朗普否認所有相關指控，多次將這些女性稱為“騙子”“政治操作者”，并指責民主黨聯手媒體與司法體系對其進行政治迫害。

潛在調查？

目前，美國司法部調查的核心問題，并非卡羅爾當年的性侵指控本身，而是她是否在訴訟過程中，就資金來源問題作出虛假陳述。

據多家媒體披露，卡羅爾曾在2022年的一段錄像證詞中表示，沒有外部人士資助自己的訴訟。但在正式審判開始前兩周，卡羅爾的律師又向法官和特朗普律師團隊披露，硅谷企業家、領英聯合創始人、民主黨重要捐助者里德·霍夫曼曾通過一家非營利組織，幫助承擔卡羅爾部分法律費用。

不過，卡羅爾律師強調，卡羅爾本人從未直接參與相關資助安排，也不了解具體資金運作。這一說法后來得到法院部分認可。

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在2024年的裁定中寫道，卡羅爾“合理地表示自己已忘記相關有限外部資助”，而后續新增證據“并未顯示相反情況”。主審法官劉易斯·卡普蘭當時也表示，他認為卡羅爾“可能只是遺忘了相關細節”，并未發現其存在明確欺騙行為。

但特朗普陣營則持續質疑卡羅爾證詞可信性。“沒有目擊證人，沒有視頻證據，也沒有警方報告或調查。”特朗普團隊在提交給美國最高法院的上訴文件中強調，卡羅爾是在特朗普成為總統后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虛假指控，以最大程度對其造成政治傷害并從中獲利。

目前，多家美國媒體援引匿名人士消息稱，美國司法部高層已將與卡羅爾案相關事項移交芝加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處理。由于美國代理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曾擔任特朗普私人律師，因此他已主動回避此案。

外界普遍認為，芝加哥方面之所以介入，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曾為卡羅爾部分訴訟費用提供支持的霍夫曼關聯非營利組織“美國未來共和國”正位于當地。

據媒體報道，這項調查由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檢察官安德魯·布特羅斯方面推動。不過，在相關消息持續發酵后，布特羅斯隨后公開否認其辦公室曾針對卡羅爾本人展開刑事調查。

“鑒于近期圍繞卡羅爾事件的廣泛報道，以及媒體和公眾的高度關注，芝加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可以確認：我們并未對卡羅爾啟動刑事調查，而且過去也從未啟動過相關調查。”布特羅斯在聲明中表示。

但即便布特羅斯出面澄清，仍有知情人士透露稱，相關調查實際上依然存在，只是目前外界尚不清楚具體調查范圍。

布特羅斯于2025年由特朗普政府任命為伊利諾伊州北區聯邦檢察官。在其領導下，芝加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近來接連在多起高調案件中受挫，包括針對反移民執法抗議者的案件被撤銷，以及部分起訴遭大陪審團否決。

2026年5月下旬，伊利諾伊州聯邦地區法官阿普麗爾·佩里還曾在法庭上公開訓誡布特羅斯，認定其辦公室檢察官在大陪審團程序中存在不當行為，并罕見稱檢方“破壞了法院對政府律師的信任”。

曾任芝加哥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副主管的律師克里斯托弗·帕倫特也公開表示，擔心布特羅斯“愿意犧牲整個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的公信力，以服務特朗普的政治目標”。

“特朗普正在利用司法部的權力打擊政治對手，現在，他又變本加厲地將矛頭指向卡羅爾，這位曾成功起訴他性侵的女性。”民主黨籍參議員亞當·希夫在社交媒體平臺上發文譴責稱，這種做法是對法律的卑劣踐踏。

發于總第1238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特朗普和卡羅爾的漫長訴訟

作者：殷晨浠

編輯：徐方清

延伸閱讀

妻子曾遭性侵婚后服用過量藥物離世 丈夫4個月后殉情

“我要結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

2025年4月11日，謝家振在社交平臺留下近千字遺書后離世，年僅33歲。此時距離他的妻子黃汶雯去世，整四個月。

在這四個月里，謝家振每日為亡妻上香、擺碗筷、帶著照片旅行。他每周去岳母林玲（化名）家一兩次，吃飯、聊天，一切如常。直到他去世的那個周五晚上，林玲因去廣州辦事，未像往常一樣叫他來家里吃飯。

當晚近12點，網友順著謝家振的社交賬號找到林玲的兒子，兒子告訴她：“好像謝家振要出事了。”她立刻打電話，沒人接。報警后，警察很快趕到，告訴她：“你的女婿已經走了。”

“我完全看不出他有這種癥狀，”林玲說，“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我的女兒走，我知道原因，她也有多次這種行為。但謝家振走，我真的不敢想象。”

2026年1月8日，謝家振與黃汶雯合葬于深圳一墓地。

在此之前，黃汶雯的生命在26歲時戛然而止。2024年12月11日下午，她還在和母親討論周末游玩的行程。幾個小時后，她服用過量藥物，送醫搶救無效。而在這一切背后，是一個從七八歲開始、被隱瞞了十幾年的秘密。

創傷的根源：一個保守了十幾年的秘密

黃汶雯1998年4月5日出生于廣東潮汕地區。在母親林玲的記憶中，她小學時是“年級的前三名，不是班級的前三名”，學習上從來不用母親操心。

變化發生在初中。林玲回憶，女兒上了初中后，“早上9點10點老師就打電話說她不舒服，就要把她接回來”。起初林玲以為這是青春期叛逆，“這個學校不行就重新又給她找一個學校，換個環境”。但情況沒有好轉。14歲那年，黃汶雯在深圳一醫院被診斷為重度抑郁。2018年，診斷從抑郁癥轉為雙相情感障礙，那一年她第一次出現自殺行為。此后多年，她多次企圖結束生命，每一次都被搶救回來。

“她一般都是用藥，”林玲說，“要么自己去藥店買一些藥藏起來，要么拿我的房間鑰匙去拿我的藥。想盡辦法。”

轉折發生在2022年的某個夜晚。在又一次自殺被搶救后，林玲跟女兒攤開了說：“你死之前必須跟我有個交代，不然我也死，我也沒辦法做人了。”那天晚上，母女倆聊了很久，最后女兒“哭得撕心裂肺，又嘔又吐”，說出了那個秘密：七八歲時，她被家中一位男性親戚性侵。

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部教授陳光輝在接受新黃河采訪時表示：“被性侵在大多數文化環境中都是兼具傷害、羞恥以及隱私性的事件，大多數人的本能反應通常是保持沉默。只有到個體內心足夠強大或嚴重危及生命時，受害者才會愿意披露出來。”他進一步分析，童年期不敢說的心理機制包括：創傷性恐懼與威脅內化；認知不成熟，低齡兒童分不清愛撫與侵害的區別；依戀綁架與愧疚感，受害后會自責“是我做錯事”；信任崩塌，潛意識認定說了沒人信；以及解離心理防御，大腦自動割裂痛苦記憶。

林玲得知真相后的反應印證了這一分析。“說實在的，當時也想到這個事情對汶雯不好，也不敢張揚。”她沒有報案，選擇自己開導女兒。在母親的寬慰下，黃汶雯的狀況似乎有了好轉，開始愿意走出家門，經人介紹認識了謝家振。

事實上，林玲此前并非完全沒有察覺。2013年，兩家人把房子買在一起，在同一棟樓的A、B座。黃汶雯曾問母親：“為什么你買房子就要跟他買一起？挨那么近干嗎？討厭死了。”畢業后，那個男人三天兩頭來家里吃飯喝茶，黃汶雯總是躲進房間。她對母親說過：“以后不要老叫他們來我們家吃飯好不好？”但每次林玲問為什么，女兒都是沉默。

圖為結婚照

遲來的報案：婚姻、復發與未立案

2024年2月24日，元宵節，黃汶雯與謝家振在深圳領證結婚。謝家振比黃汶雯大七歲。據林玲講述，謝家振在大學時遭遇家道中落，此后的學費和生活費都靠自己打工掙得。“給我的印象這個人就是一個比較老實的人，也有點文憑。”

婚后，謝家振對黃汶雯的照顧林玲看在眼里。2024年國慶去北京旅行，女婿幫女兒收拾護膚品、洗臉巾、面膜等所有物品。家里養了四只貓，都是黃汶雯要養的，三只養在謝家振那里。

然而童年的創傷并未因婚姻愈合。2024年6月，謝家振發現妻子在夫妻生活方面出現應激反應和恐懼。追問之下，黃汶雯痛哭失聲，說出了童年被性侵的經歷。這是事發十幾年來，這個家庭第一次試圖通過法律途徑尋求幫助。

然而，報案后沒能立案。所屬地警方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書上載明：“提出控告的黃汶雯被猥褻兒童”經審查，“無法證實有犯罪事實發生”。林玲說，所屬地警方通知“那男的”去錄口供后，對方結束后打電話給她，“他說有人去舉報他，舉報他20年前的事”。林玲反問：“那你有沒有？”對方避而不答。更讓林玲難以接受的是，對方一家隨后指責她們是“敲詐勒索”，兩家的關系徹底破裂。

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認為，警方給出無法證實有犯罪事實發生的理由，不立案不在于時間久遠，而在于證據。在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況下，在案證據只有黃汶雯生前的陳述，缺乏生物物證、目擊證人證言、案發后的即時報案記錄等客觀證據與之相互印證，導致證據鏈無法閉合，難以達到刑事立案所需的證明標準。

“以前沒崩，因為以前我沒說出來。我只是自己心里有恨。”林玲說，“我千辛萬苦生個孩子，養個孩子，像花朵一樣剛開花。”

疾病的鏈條：童年創傷如何催生精神疾病

報案未果后，黃汶雯的病情再度惡化。“本來就抑郁，二次創傷，一系列都來了。”林玲回憶，女兒乳房結節暴發膿腫，身體癥狀接連出現。

2024年12月11日，看似平常的一天。下午四點多林玲出門，五點來鐘黃汶雯還發信息問母親周末去汕頭的行程，12月28日還要去泰國，機票酒店都已訂好。晚上七點多，林玲看到女兒發來的信息：“媽，我要走了。”她立刻讓兒子趕回家，發現房門鎖著，撬開門后黃汶雯已陷入深度昏迷。她服用了過量的安眠類藥物，送醫后經搶救無效去世。

從14歲確診重度抑郁，到后來轉為雙相情感障礙，再到26歲離世，黃汶雯的精神疾病與童年性侵經歷之間，究竟存在怎樣的關聯？陳光輝從專業角度給出了分析。

在神經生理層面，“童年的重大創傷會擾亂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功能，引發皮質醇長期異常分泌，損傷情緒調控腦區，血清素、多巴胺、谷氨酸遞質紊亂，先天埋下情緒失控的病理基礎，極易誘發重度抑郁，進而演化成雙相情感障礙。”在心理認知層面，“性侵帶來強烈羞恥、自卑、絕望、安全感徹底崩塌，長期自我否定、創傷閃回、人際恐懼，持續負性思維反復催生抑郁發作。創傷積壓引發情緒極端代償，逐步發展為雙相情緒兩極波動。”

四個月的告別：未被識別的延長哀傷障礙

妻子的離世對謝家振的打擊是毀滅性的。在那封由其弟弟發布的遺書中，謝家振記錄了最后時光。2024年12月11日凌晨，他在太平間為妻子穿好衣服，“我跟師傅說，你要輕一點，不要把她弄疼了，她很怕痛的。”

此后四個月，他每日為亡妻上香、擺碗筷和照片吃飯，不舍丟棄任何遺物。2025年初，他帶妻子照片赴泰國完成兩人原定旅行。從泰國回來后，仍每周去岳母家一兩次。林玲回憶：“也看不出什么異常。”

林玲勸過他向前看：“你還年輕，如果有合適的可以談戀愛。我女兒都走了，你們的緣分淺，沒辦法。”謝家振沒有抗拒也沒有接受，只是繼續每周來吃飯聊天，不提妻子，一如往常。

4月11日周五，林玲因去廣州便沒有叫他來家吃飯。當晚謝家振寫下近千字絕筆信：“上個月我特意去了趟精神科，我的目的也并不是治療，我只希望我的親人能更容易接受今天的結果。”“我的確累了，我想好好休息了，我要結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老婆，之前每周你都會跟我說‘你要過來接我’，這一次我也想對你說：‘你也要記得來接我。’”……

謝家振寫下近千字絕筆信

謝家振去世后，網絡輿論將其稱為“當代梁山伯”。對此陳光輝認為，這種浪漫化敘事弊遠大于利：“一是把病理性哀傷、情緒障礙美化成忠貞愛情，掩蓋心理危機的病理屬性；二是誤導大眾認知，讓公眾覺得為愛赴死凄美動人，淡化自殺風險警示；三是轉嫁核心焦點，忽略女方童年性侵創傷引發的共病悲劇，以及男方急性病理性哀傷未被及時干預的危機；四是消解心理求助價值，弱化‘痛苦可以醫治、生命值得挽留’的觀念。”

“被留下的人”：愧疚、呼救與多重追問

女兒去世后，林玲最擔心的一直是謝家振。她讓他來家里住，“不要一個人老待在家里，要多去有人多的地方活動”。

直到4月11日那個周五晚上，等來的是他的死訊。林玲覺得自己愧對謝家：“如果不是因為我女兒被那個男人這么害的話，我的女婿也不用賠上一條性命。”但她緊接著又說：“我的女兒也是受害者。她七八歲的時候，懂什么呢？”

如今林玲獨自面對巨大空洞，自己也被診斷為抑郁、焦慮，她嘗試將女兒的遭遇發布到網絡上，“晚上都是睡剩下兩三個小時”。家里留著女兒的四只貓，“我倒下去的話，這些貓怎么辦？”她說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訪，只有一個心愿：讓未來的孩子和家長都知道怎么面對這樣的事。“孩子小時候受了傷害，要立馬跟家人說，不能自己憋著。長大了有羞恥心，更不敢說。”她說她們這一代人，“70后的，都沒有這個知識”，又補了一句：“男孩也要多注意。”

事件被曝光后，有人提出了多重追問：一個有十余年精神疾病史、童年遭嚴重創傷的年輕女性，社會系統是否有效承接？一個失去摯愛后陷入延長哀傷障礙的丈夫，他的痛苦是否被真正看見？一個先后失去女兒和女婿的母親，她的愧疚與呼救又該如何安放？

陳光輝指出，童年性侵受害者的救助需要多系統聯動：“強制報告制度真正落地；建立一站式取證和心理援助機制；加強對親屬性侵的預防和懲治；消除社會偏見，讓受害者敢于求助。”關于喪親者早期干預，他建議：“高危人群主動追蹤，建立定期隨訪機制；提升公眾心理健康素養，讓更多人認識延長哀傷障礙；建立便捷可及的心理援助渠道。”

2025年春節，林玲去了謝家拜年。大家坐在一起吃飯，誰都沒提那兩個名字。“但是大家心里都是知道的。”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