諶旭彬：百姓躺平擺爛，食稅群體怎么辦？

治平四年（1067）九月，司馬光向宋神宗呈遞了一篇《論衙前劄子》。

劄子開篇，司馬說自己上奏是在響應皇帝詔書提建議出主意。皇帝之所以下詔讓官員百姓提建議出主意，是因為民間經濟出了大問題。這個大問題，簡言之就是：州郡差役之煩，使民無敢力田積谷，求致厚產，至有遺親背義，自求安全。

地方州郡向百姓攤派的差役太沉重，以致百姓不敢努力耕種，不敢積累資產成為富戶。沉重的差役還迫使百姓與親人決裂、背離孝義分家，目的是降低家庭財富等級，以規避差役自我保全。

百姓擺爛，不肯努力創造財富，朝廷可汲取的財富總量就會變少。百姓想盡辦法分家單過（大宋律法規定祖父母、父母在世不許分家，于是就有了守寡的老祖母、老母親改嫁，孤存的老祖父、老父親"主動"自殺的社會現象），朝廷可汲取的符合差役資格的勞動力也會變少。

這都是讓食稅群體焦慮的事情。于是宋神宗下詔，讓群臣和民間有識之士暢所欲言，想要尋一個解決之道。司馬光在劄子里贊頌：陛下讓眾人發表意見，這是"堯舜之用心"，是天下百姓的福氣。

接下來，司馬光描述了差役制度的歷史與現實。他沒有提西夏，也沒有談遼國，而是將問題追溯至宋仁宗時代那場「變里正衙前為鄉戶衙前」的改革。

里正衙前時代，由本鄉一等戶（資產最多的那批人）輪流充當里正，二等戶（資產次多的那批人）輪流充當戶長，由里正和戶長免費替官府承擔管理倉儲、運輸物資、征收賦稅等工作，這些工作被統稱為衙前差役。一切工作成本由里正和戶長承擔，且倉庫物資有損毀，運輸途中有消耗，賦稅沒能征足，也得由里正和戶長拿資產來賠償。

這樣做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被攤派了衙前差役的里正和戶長，很容易傾家蕩產，富人會不斷因里正衙前被制度性消滅。

第二個問題是窮鄉經濟的崩潰速度會遠遠快于富鄉。假設某縣有甲、乙兩鄉。甲鄉富有，符合一等戶資產標準者（該標準一般由地方郡縣自行制定）有15戶。乙鄉貧窮，符合一等戶資產標準者只有5戶。按里正衙役的攤派模式，每戶輪流承擔一年，甲鄉要15年才輪完一次；乙鄉只要5年便會輪完一次。結果自然就是富裕之鄉一等戶傾家蕩產的速度慢；貧窮之鄉一等戶傾家蕩產的速度快。在這種畸形制度下，窮鄉富戶要想好好活下去，要么轉移資產拖家帶口遷往富鄉，要么擺爛，想方設法減少資產去做窮人。

第一個問題，也就是不斷消滅富人，對北宋朝廷來說不是問題。所有秦制國家都奉行"以犧牲社會活力、消滅社會有組織力量為代價來換取政權穩定"這種統治術，自秦漢而下兩千余年，有資產有聲望有社會組織能力的"富人"一直是官府的重點打擊對象，"仇富"也一直是官府刻意宣揚傳播的重要意識形態。

宋仁宗在意的是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相比窮鄉，富鄉的富人遭受的汲取力度不夠。于是，他在至和年間（1054-1055）下詔，廢除了里正衙前，改行鄉戶衙前。

鄉戶衙前最重要的變化，是打破鄉的限制，改成以縣為單位來篩選富戶攤派差役。先按資產多寡將符合攤派條件的富戶分成五個等級，同時也按負擔輕重程度將需要攤派的差役分成五個等級，彼此對應。且每項差役安排十戶人家輪流承擔。如果第一等沉重的差役有10項，那就按資產從高到低，篩選出100個一等戶作為輪流攤派的對象。如果第二等沉重的差役有5項，那就從剩余的富戶里，繼續按資產從高到低，篩選出50個二等戶作為輪流攤派的對象。這樣，一縣之內，就不會存在富鄉的富戶破產慢、窮鄉的富戶破產快這種問題。

司馬光在劄子里對宋神宗說，鄉戶衙前這種"讓富人多負擔，讓窮人少負擔"的制度看起來似乎不錯，實際效果卻是這些年搞下來，百姓們越來越窮了，而且比搞里正衙前那時候更窮。以前，每鄉只有一名里正，如果某鄉有十戶人家屬于上等戶，每戶輪流做一年里正，是做一年休息九年，多少有點緩沖，能喘口氣。如今將各鄉富戶混到一起篩選，誰資產越多，誰就專門輪流承擔最重的差役。長此以往，資產越多就破產越快。原一等戶沒了，二等戶就得遞進成為一等戶，去輪流承擔那最沉重的差役；原二等戶沒了，就會輪到原三等戶。最終自然要落到窮人頭上。結果就是整個社會陷入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返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的困境。

司馬光還向皇帝講述了一段親身見聞：臣嘗行于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為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鄰里已目為富室，指抉以為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廬舍乎？

司馬光說：我在鄉間村落行走，見到百姓們很窮，且賴以謀生的東西很少，根本是在擺爛，就問他們緣故。百姓們說我們不敢努力奮斗，不敢仔細經營。在現在這種制度下，多種一棵桑樹，多置辦一頭耕牛，多儲蓄兩年糧食，多收藏十匹布帛，就會被鄰里視為富戶去舉報，就會被官府選中去承擔衙前差役。連種桑養牛都不敢做，更不要說增加田產、修筑房舍了。

司馬光的敘述沒有夸張。宋仁宗去世之年，蘇軾寫信給友人韓琦，說自己在陜西鳳翔做官，"見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百姓們最怕的東西，就是衙前差役。鳳翔官府在核定百姓家產時，連鍋碗瓢盆都要換算成錢計算在內。差役確實是從最富有的百姓開始攤派，但最富有的百姓破產后，便會攤派給次一級的富戶。如此一級級往下推，最后終于鬧到了"家貲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的地步，家產僅僅二百貫者，也要去承擔差役。蘇軾在書信里哀嘆：夫為王民，自甕盎釜甑以上計之而不能滿二百千，則何以為民？今也，及二百千則不免焉，民之窮困，亦可知矣。

家產只有兩百貫，在當時是很窮的狀態。在北宋中期，房子+土地+雞鴨牛羊等家禽牲畜+房前屋后的樹木+鍋碗瓢盆板凳簸箕，能達到約1000貫的程度，才能算是中等人家。鳳翔這個地方，連家產不足兩百貫的百姓都已淪為衙前差役的被攤派對象，可想而知當地富戶的破產狀況有多嚴重，也可推知當地百姓不愿奮斗、不敢致富的擺爛心態有多普遍。

這些見聞讓司馬光非常憂傷。他對宋神宗發出質問：安有圣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為久生之計乎？陛下圣明，四方太平，為何還會發生百姓不敢努力經營、不敢追求富裕這種事情呢？

為什么呢？

司馬光做官多年，但終究仍是個有良知的讀書人。他的答案不油滑也無粉飾，只老老實實落在「立法」二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