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文|孫曉明
在山東寧陽華豐鎮西故城村，一片不起眼的田野之下，埋藏著春秋時期魯國成邑的遺跡。這里是魯國三大權臣之一孟孫氏的采邑，其執政官——邑宰，曾是一位身高不滿五尺、相貌奇丑的年輕人。他叫高柴，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史載他“長不盈五尺”“狀貌甚惡”，孔子說他“柴也愚”，可就是這樣一個人，卻成了孔門弟子中做官次數最多、執政時間最長的一位，留下“善為吏者樹德”的贊譽。
一個被老師評價為“愚”的學生，究竟憑什么在亂世中贏得民心、保全自身？
“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高柴，字子羔，亦稱子皋、子高，大約生于公元前521年，比孔子小三十歲。關于他的籍貫，歷來有衛國、齊國、鄭國等多種說法，但其所出之“柴邑”，據考證就在今新泰市樓德鎮古柴村一帶。他出身并不顯赫，卻以德行聞名于諸侯之間，尤其以孝道著稱。
《禮記·檀弓》記載：“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父母去世后，高柴守喪三年，日日悲泣，哭到無聲，淚盡繼之以血，整整三年，未曾露出一絲笑容。孔子評價說，即便對德行高尚的君子而言，做到這個地步也太難了。
高柴的孝名遠播，在就任之前就已在民間產生了震懾與感化之力。《禮記·檀弓》記載：成邑有一平民，兄長去世后本不打算穿喪服，行為放蕩，不守禮法，可當他聽說高柴要來做成邑長官，立刻主動穿上喪服，依禮行事。高柴人品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政令的威懾力。
孔子常將高柴與曾參、子張、子路并稱，認為他雖生性樸拙，卻有著深厚的道德根基。
上海博物館1994年購藏的戰國楚簡《孔子詩論》中，有一篇題為《子羔》的文獻，記錄了孔子與弟子子羔（即高柴）之間的對話。好學的底色與篤行的品格，使高柴成為春秋末期一位有影響力的思想者和教育者。
審案時“愀然不樂”
高柴先后擔任魯國費邑宰、成邑宰、武城宰和衛國士師，是孔子弟子中做官次數最多、歷時最長的人。而真正讓他名垂后世的，是他在執法中展現出的“樹德”智慧。
《說苑·至公》和《孔子家語·致思》記載了同一個故事。高柴在衛國擔任士師期間，依法懲處了一名罪犯，施以“刖”刑，砍去其腳，并罰其看守城門。后來衛國發生內亂，高柴倉皇出逃，跑到城門口時，正撞上那名守門人。高柴以為對方必定趁機報復。不料，守門人卻說：“城門口危險，您到我家來躲一躲吧。”高柴大惑不解：“我當年對你處以重刑，你為何不借機報仇？”守門人答道：“我受刑，是因為確實犯了罪，罪有應得。但您在審理時反復掂量，想盡辦法為我開脫減刑；當無法赦免、不得不行刑時，我見您‘愀然不樂’，面露不忍之色。我由此斷定，您是一位既不徇私枉法又心懷仁愛的君子。我佩服您，所以要救您。”
孔子聽聞此事后感慨：“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高柴的做法，正是“樹德”的典范。
“愚直”而矛盾的高柴
然而，如果只看到高柴寬厚仁愛的一面，便不是完整的高柴。史料的縫隙中，還藏著一個時常逾矩甚至令人費解的高柴，這些恰恰與他的“愚直”性格一脈相承。
《禮記·雜記》記載，高柴有一次竟穿起婦人的衣服。這在禮制嚴格的春秋時代，是相當出格的事。曾子見到后當眾嘲笑他，場面頗為尷尬。以高柴一貫尊禮的形象而論，此事顯得格外突兀。
更引人爭議的是他做成邑宰時的一樁舊事。《禮記·檀弓》載，高柴的妻子在成邑去世，送葬隊伍踏壞了路旁莊稼，受損的農人前來索賠，高柴卻拒絕賠償，還說：“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后難繼也。”意思是，成邑主人孟孫氏不會因此怪罪我，朋友也不會嫌棄我，我一直在本地為官，如果這次花錢買路安葬妻子，這清廉的做派后人可學不來。這話說得有些強詞奪理、不恤民情。這也恰恰暴露了他性格中固執而不知變通的一面——他不是圓滑的官僚，認定的事便直直地做下去，哪怕看起來不合情理、招人非議。這正是“柴也愚”的另一種注腳。
衛國發生內亂時，高柴選擇逃走。與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子路，子路聞亂挺身而出，最終結纓而死。而高柴在守門人幫助下逃出城去，幸免于難。后世儒者對此亦有微詞，認為他未能赴難盡忠，于大節有虧。也有人為他辯護：高柴并非子路那樣的勇烈之人，以“愚直”立身，能保存性命以繼續行道，未嘗不是另一種選擇。孔子對此未置褒貶，倒是聽聞守門人救他之事后，說出“善為吏者樹德”之語。
寬嚴之間的為政之道
盡管有諸多爭議，高柴在成邑的執政總體上稱得上成功。綜合《禮記》《孔子家語》等文獻片段來看，他施政的風格是寬嚴相濟、以德化民。
《孔子家語》引子貢的話評價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連冬天蟄伏的昆蟲都不忍殺害，對正在生長的草木也不忍折斷。這種近乎極致的仁愛之心，延伸到治理一地時，自然可想而知。據傳，高柴妻子在成邑去世時，送葬場面“人車夾道”，可見他深得民心。
但這并不意味著高柴只講寬厚、不講原則。他的寬厚恰恰建立在對規則的嚴格恪守之上。在衛國做士師時，明知犯人有可憫之處，仍依法行刑，決不以私害公。
高柴在孔門中的地位，后世給予了充分肯定。自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配祀孔子起，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其為“共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加封為“共城侯”。他的著作《子羔》篇失傳兩千余年，直至20世紀末才從戰國楚簡中重見天日。
(作者為中國糧食行業協會理事、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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