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華人連環(huán)迷奸案，“體面人”的惡劣性暴力

當地時間5月20日上午，柏林地方法院一樓門外，自發(fā)前來旁聽的人們沿著狹窄的旋轉樓梯，一路排到了三樓。

黛西提前一個多小時就排起了隊。她18歲移居德國，至今已生活了17年。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隊伍里幾乎全是年輕的中國女性，有人從漢堡、法蘭克福趕來，甚至有人專程從國內飛來。“作為一個曾經被‘開盒’并被迫搬家10多次的女性受害者，我希望在這里見證他們的同類都受到應有的懲罰。”

旁聽席僅能容納30人，法庭一再超員，仍有數十人被拒之門外。柏林地方法院發(fā)言人莫里茨·萊曼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公眾對這場審判的關注遠超預期。

旁聽席上的多數人與被告Zhiting S.素不相識。她們關注的是一個隱藏在加密群組背后的犯罪網絡：2020年至2024年間，一個由多名旅德中國籍男子組成的犯罪網絡，在德國多個城市針對華人女性實施系統性迷奸及拍攝性暴力影像。這個團伙核心群組據稱由8人組成，以“德國老司機駕校”為代號，在加密通信軟件Telegram的群組內交流作案手法，用暗語稱受害者“汽車”，稱下藥為“加油”。

自2024年下半年起，此案多名中國籍涉案者在德國多地陸續(xù)受審，并被判處刑期。2026年2月，主犯張大鵬被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判處14年有期徒刑，并附加預防性羈押；蔣中懿于同年4月在慕尼黑獲刑11年3個月；Tong Z.在柏林被判5年9個月。同案成員許徐開元已畏罪自殺。

相關案件還延伸至德國境外。翁偲喆在美國被拘留，由洛杉磯警方與FBI聯合調查。此前，鄒鎮(zhèn)豪已被倫敦刑事法庭以強奸罪判處無期徒刑。兩人都被認為和“德國老司機駕校”群組有關聯。

Zhiting S.，是這場漫長司法追責中，又一個站在法庭上的人。

德國華人迷奸案的審判在德引發(fā)關注 AI插畫/adan

“技術顧問”

中午12時，庭審正式開始。旁聽者在安保人員指引下從后門入場。身著黑色法袍的法官與公訴人、陪審員從大廳盡頭走入，庭審開始。

黛西注意到，Zhiting S.身穿黑色上衣，戴著藍色醫(yī)用口罩與黑色框架眼鏡，坐在法庭左側的透明玻璃隔間內，頭發(fā)剃得很短。他眼神平靜，沒有任何表情。

在八人群組中，Zhiting S.是唯一具有醫(yī)學背景的人。他本科畢業(yè)于河北醫(yī)科大學，曾獲“勤工助學獎”，后在北京大學醫(yī)學部獲碩士學位，2021年來到柏林夏里特醫(yī)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侵襲性癌細胞。

柏林檢方指控，Zhiting S.在群組中扮演“技術顧問”的角色，利用專業(yè)知識，指導其他成員對受害者使用麻醉藥物的劑量與方法。至少從2024年1月起，Zhiting S.就是8人群組的成員。他加入后不久，張大鵬就在群內直播了一段試圖強奸一名女性的視頻，但未能得逞。Zhiting S.隨即在聊天中提供指導。聊天記錄顯示，他寫下“服用兩片藥后，她就什么都記不得了”。

張大鵬的社交媒體頁面 圖/網絡截圖

根據檢方指控，Zhiting S.2024年居住在柏林期間，在“德國老司機駕校”8人群中向其他成員提供迷奸藥物指導。2019年至2021年間，Zhiting S.在北京多次對一名女性下藥性侵并拍攝照片，而這名女性是他的未婚妻。

5月20日的庭審多次中斷。Zhiting S.和代理律師多次對法庭的資料提出異議，理由包括“翻譯有誤”。原計劃出庭做證的那位未婚妻，最終行使了拒絕做證權，沒有出現。

柏林地方法院發(fā)言人莫里茨·萊曼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由于部分案件發(fā)生在北京，居住在德國境外的受害者如果被德國法院傳喚為證人，享有與德國證人相同的權利和獲得法律援助的途徑。但他也解釋說，在德國法律體系中，只要雙方存在婚約，即便尚未登記或舉辦婚禮，在法律上即被認定為“訂婚人”。一旦這種關系確立，該證人自動獲得無須說明理由的拒絕做證權。這意味著，即便這位證人在案卷中被列為潛在受害者，法庭也不能強迫她做證。

Zhiting S.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性侵犯、持有兒童色情制品、協助和教唆加重強奸及嚴重人身傷害。至今，他沒有對任何一項指控做出回應。

旁聽庭審的另一位華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玻璃隔間里的Zhiting S.始終面朝前方，時不時抬手示意口譯員，也會探身與律師低聲交談，但他幾乎不看旁聽席上的女性。只在當天庭審結束、她們背對著他離開時，他才抬了一次頭。

另一面

Zhiting S.背后，是以“德國老司機駕校”加密群組為核心的犯罪網絡。根據柏林地方法院和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判決書等信息，該群組的管理者為張大鵬。

早在2020年，張大鵬在色情網站上大量觀看（疑似）被麻醉女性遭受性侵害的視頻后，決心將自青少年時期就存在的強奸幻想付諸實踐。隨后，他通過一個廣告橫幅，進入了一個Telegram聊天群。

現實生活中，張大鵬的另一面是“別人家的孩子”。2002年，他從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土木工程專業(yè)畢業(yè)。2005年赴德留學，進入圖賓根大學攻讀計算機專業(yè)，最終獲得信息技術碩士學位，并輔修工商管理。被捕前，他是世界著名跑車制造商英國路特斯汽車的信息技術部門經理。在領英資料中，他穿著西裝，戴一副金邊眼鏡，外表斯文。

曉雯是張大鵬剛到德國不久后結識的密友。兩人因約火鍋成為“飯友”，慢慢熟絡。在她眼中，張大鵬起初不善言辭，甚至有些木訥，但相處久了就會發(fā)現，他情商頗高，也很懂得照顧別人的情緒。在曉雯心里，他是一個“靠譜、值得信任的人”。

黛西對張大鵬的印象，更多停留在他的“體面”上。他擁有出色的教育履歷和一份光鮮的工作，整個人看起來沉穩(wěn)而體面。當時，他是當地一個攝影群的群主，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內容，大多與攝影和寵物貓有關。

眾人眼中的“體面人”張大鵬，從2020年8月起，先后加入25個聊天群，群成員最多時達2316人。群內充斥著針對失去意識女性的性侵影像、下藥教程、藥物購買方式和作案經驗。

張大鵬很快從學習者變成了實施者和組織者。2020年秋天，他首次通過網絡訂購藥物。四個月后，他把這套方案用在了現實中的女性身上。在短短兩個月內，他對一名曾幫他照顧寵物貓的女性朋友實施了四次下藥、兩次強奸及拍攝。此后，他的犯罪對象從朋友、同事擴展到通過租房信息接觸的陌生女性。

張大鵬還開始在一個名為“客戶服務”的群組中擔任管理者。該群有32名成員，用于和購買麻醉藥物的人交流。判決書寫道，他自己也向其他成員出售麻醉藥物，藥物種類包括多種處方類鎮(zhèn)靜、催眠和麻醉藥。

在這些群組中，張大鵬使用一套自創(chuàng)的暗語，將自己的罪行包裝成一場“游戲”。受害者被稱為“汽車”，施暴者被稱為“司機”；實施性行為叫“開車”，好看的女性叫“豪車”；麻醉藥叫“油”或“燃料”，失去意識的女性叫“死豬”，只剩一點知覺的叫“半死豬”。

直到2024年，德國不同城市陸續(xù)出現針對中國女性的性侵案件。受害者大多曾在小紅書、微信群等中文社交平臺發(fā)布轉租、短租或看房信息。嫌疑人則偽裝成女性租客、代女友看房的人，或臨時送東西的“男性朋友”，進入她們的住所，再對她們實施侵害。

同年9月，德國黑森州刑事警察局以中文、英語和德語三種語言發(fā)布警情通告，提醒中國女性警惕一名疑似中國籍的連環(huán)強奸案嫌疑人。通告特別提到，在接待租房、看房或買房相關人員時，不要獨自一人在場，最好讓他人陪同。

犯罪鏈條逐漸浮出水面。同年11月14日，張大鵬像往常一樣到公司上班時被警方抓獲。警方隨后在他家中查獲5個外接硬盤和2個內置硬盤，從中發(fā)現17.6萬份尚未刪除的色情圖片與影像文件。

第一次在新聞里看到張大鵬被捕的消息時，曉雯回憶說，她整個人都蒙了。“你很難把新聞里的那些罪名，和你曾經認識的那個真實的人聯系在一起。”她開始變得很難再去信任別人，甚至忍不住懷疑自己是不是也有罪，當初不應該替他擔保，幫助他留在德國。

曉雯坦言，這些案件徹底改變了她：“我開始懷疑人性本身，會開始分不清，身邊的人到底是人還是鬼。”她還曾去旁聽張大鵬的庭審，“他全程黑著臉，甚至沒有正眼看過我一次。”

判決書認為，張大鵬具有自戀型人格特征，稱其在犯案期間，從未真正持續(xù)地擔心過自己可能會被警方發(fā)現，“他常常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尤其是比警察更高明”。

“致命藥物”

在這些群組中，張大鵬自詡為“用藥專家”。他會精確地給出劑量建議，比如“體重約105磅的女性，到底需要幾片‘三’”。

這又是一套關于藥物的暗語。“三”指三唑侖，一種藥效強勁的苯二氮?類藥物，主要用于治療短期嚴重失眠。他常用的藥物還包括：“力水”指咪達唑侖，在醫(yī)療上是麻醉、鎮(zhèn)靜和急救的重要藥物；“七”指七氟烷，一種吸入性全身麻醉藥，通常用于手術室，可使患者完全失去意識和痛覺。盡管在中國和德國，這三類藥物均被列為處方藥，但在網絡黑市中仍可通過非法渠道獲取。

嫌犯使用的麻醉劑

2021年初，張大鵬將兩至三片碾碎的三唑侖放入一位朋友的酒杯中，開始作案。接下來的五年里，他的藥物組合不斷升級：從單一的三唑侖，到三唑侖與咪達唑侖組合，再到用浸了七氟烷的濕布捂住受害人口鼻。到2024年初，他已完整使用“三件套”，即這三種藥物的組合。

一位三甲醫(yī)院麻醉科醫(y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七氟烷、咪達唑侖和三唑侖這三種中樞神經系統抑制劑疊加使用時，會產生“1+1>2”的效果，顯著增強對呼吸和循環(huán)系統的抑制，增加呼吸暫停甚至死亡的風險，并可能導致順行性遺忘，即服藥后無法形成新的長期記憶。

柏林性暴力受害者保護機構LARA的心理學家夏洛特·赫茲在接受采訪時指出，這種“記憶缺失”會讓受害者感到“沒有機會反抗”，她們可能會進入“凍結模式”，變得麻木并放棄抵抗。

在張大鵬案中，判決書記錄了一名受害者的遭遇：她的女兒僅11個月大時，她就在女兒身邊被張大鵬迷奸。直到張大鵬被捕、警方從他的硬盤中提取出相關影像，她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曾經歷過什么。此后，她陷入極度羞恥與自責，不敢拆開任何信件，長期受嚴重失眠所困。她在法庭上陳述：“我確信，我的生活狀態(tài)再也回不去了。”

在司法實踐中，“不記得”確實是一個巨大的障礙。東南大學法學院講師、德國哥廷根大學法學博士賀穎昕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指出，這類案件的受害者常因無法提供“符合司法標準”的完整陳述而面臨維權困境。

勞拉也正面臨這樣的困境。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分享了自己的遭遇。2024年秋天，她與一位留學歸來的中國男生確立戀愛關系。第一次發(fā)生關系時，她幾乎喪失了意識，事后對方辯稱，可能是“店家在酒里下藥”。

2025年5月，她在對方手機里發(fā)現大量自己熟睡時的裸照和私密視頻，當即報警。警察面前，對方親口承認偷拍和傳播，但隨即搶走手機刪除了所有影像證據，之后改口稱照片是“網上隨便保存的”。巨大的刺激讓她出現了嚴重的幻聽、幻覺和自殺傾向。

法蘭克福地方法院在量刑時，也對謀殺未遂的指控作出了專門評價。判決書顯示，對于2022年7月18日、2024年1月9日、2024年8月23日和2024年9月1日的犯罪，因被告人張大鵬在被害人深度無意識且無自救可能的情況下離開現場，對被害人的死活漠不關心，法院認定謀殺未遂成立。

同樣的謀殺未遂指控，也出現在蔣中懿案的判決中。根據慕尼黑地方法院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判決書，蔣中懿是慕尼黑工業(yè)大學機器人學碩士研究生，于2023年赴德留學。2024年2月，他與同住一棟公寓樓的中國籍女性受害者建立戀愛關系。在2024年2月至12月間，他對受害人實施了至少七起犯罪行為，每次作案均以“藥物麻醉+性侵+拍攝”的固定流程展開。

其中一次性侵過程中，蔣中懿使用了包括咪達唑侖、七氟烷在內的至少三種藥物，并對受害人至少反復六次用藥以維持麻醉。受害人兩度因藥物過量出現呼吸停頓，他不僅未施救，反而追加藥物、繼續(xù)施暴。

法院認定，被告人明知其使用的藥物劑量已足以致命，卻仍放任這種危險結果的發(fā)生。主審法官馬庫斯·科彭萊特納在庭上說：“被害人沒有死亡，靠的只是運氣。”

“全新的法律領域”

對蔣中懿宣判時，主審法官馬庫斯·科彭萊特納強調：“我們正踏入一片全新的法律領域。”他們之所以審理了這么久，一再回顧作案視頻，正是因為缺乏聯邦最高法院的指導意見，也沒有任何參審法庭曾審理過此類案件。他指出，此類犯罪往往難以定罪，尤其是在受害者對事件毫無記憶的情況下。“我們認為這些行為極其嚴重，極其專業(yè)，并且蔑視人性和女性。”

2026年4月14日，蔣中懿因兩項謀殺未遂、七項特別嚴重強奸、危險身體傷害及通過影像侵犯隱私等多項罪名，被判處11年3個月監(jiān)禁。法院同時保留判決生效后啟動預防性羈押的可能性。

張大鵬在法蘭克福的判決比蔣中懿更早。2026年2月6日，他被判處14年監(jiān)禁，并附加預防性羈押。

賀穎昕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德國刑事制裁實行雙軌制：一是懲罰已犯下的罪行，二是防止未發(fā)生的危險。當法院決定適用或保留預防性羈押時，意味著被告在服完常規(guī)刑期后，若法院認定其對公眾仍具有高度危險性，可以繼續(xù)被羈押。在定期審查的基礎上，這種羈押理論上甚至可以無限期延續(xù)。

而面對數字時代的系統性性暴力，德國司法部也正在展開新的立法行動。2026年4月，就在此類案件相繼審理的同時，德國聯邦司法部推出了《反數字暴力法》草案，旨在加強對親密影像傳播、深度偽造等數字暴力的刑事規(guī)制。

在Zhiting S.案開庭審理之際，2026年5月，德國聯邦內閣又通過了一項法律草案，加重對使用“迷奸藥”實施強奸罪的處罰。根據該草案，相關罪行的最低刑期將從現行的3年提高至5年。

“使用迷奸藥實施的強奸尤其陰險和危險，受害者往往沒有機會察覺并抵御侵害。這是一種特別惡劣的性暴力形式。”德國聯邦司法部長斯特凡妮·胡比希在草案通過后表示，“刑法必須對此作出嚴厲回應”。

柏林地方法院發(fā)言人莫里茨·萊曼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Zhiting S.案預計最早于2026年6月24日宣判。

（文中黛西、曉雯和勞拉為化名，應柏林地方法院要求，Zhiting S.和Tong Z.的身份信息參照法律文本進行了處理）

記者：鄭立穎

（murielzheng@gmail.com）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