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老到牙齒掉光、眼睛看不清、耳朵聽不見了。假牙、眼鏡、助聽器……重要器官都換成了假的。但我不想就這樣惶恐等死。”
在小紅書上,75歲的農民王長生記錄了他普通的一天。他回望走過的大半生,淘過礦,種過田,挖過煤,最后回到家鄉開了個豆腐坊。他寫道:“我要將我的一生寫下來,盡管文不像樣,句不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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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紅書在去年發起的“記錄同一日”活動,收到了近4000篇稿件。近日,包括王長生在內的34位普通人的作品集結成《世界的一日》出版。
他們中,有老人、有青年,有教授、有農民……
可以看到,隨著越來越多的素人作者在社交媒體上被看見,“誰有資格成為作者”這件事,正在被重新定義。
壹
“現在這一切的到來像是奇跡。”
王長生一家——妻子肖大妹、女兒“一土”,如今有了自己的讀者,也以“全家桶”的方式,一起簽約了出版機構鑄刻文化。
每天早上,一家三口會出門慢跑。之后肖大妹會去買點肉,或到菜地里種菜。大多數時間,他們要么看書,要么畫畫,要么對著電腦寫作。
在肖大妹發布的一條視頻里,三人圍坐在桌旁,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肖大妹在撰寫她的第一本自傳,王長生創作的是以他人生為藍本的小說,女兒一土則是在寫非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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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據肖大妹小紅書賬號
肖大妹記錄:“三種不同的‘噠噠’聲交織,使我腦殼里出現了一個畫面:倆老雞婆老雞公,帶著只雞仔仔湊在一起啄米……”然后她玩笑般寫道:“可能鎮上大多人都會認為我們孤僻吧,覺得這家人講不定有點精神問題。”
就在去年夏天,年逾70的肖大妹在小紅書上發布了第一篇作品:
“我出生時還不足八個月,體重不到四斤,可能是姆媽在懷我期間嚴重缺乏營養引起的早產……”
一篇短短的記述,加上自傳式的繪畫,講述了關于她——一位廣西桂北小山村的普通農家女孩出生的故事。
發出不久,那篇帖子就收獲了200多個閱讀和20多個點贊。
肖大妹有些意外,她猜測:也許是年輕人通過她的故事,看到他們當年生存下來如此不易,卻一直努力地活著,能帶給年輕人一些力量;抑或是看到一位70多歲的農民,還能通過文藝創作“從頭開始”,給了他們一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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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創作的肖大妹 圖據肖大妹小紅書賬號
但很長一段時間里,肖大妹依然自卑,總覺得自己的文字太“粗野”,女兒“一土”便告訴她,每一個普通人的人生都是很值得寫的,“好的繪畫不在像不像,好的寫作也不在文縐縐,找到屬于自己的真誠、生動、獨特的表達就是好的。”
她說:“我一生做農民,種田種地磨豆腐,沒想到這把年紀了,突然開始搞畫畫寫作。我自己也想,確實還從沒哪個曉得我是怎么活過來的,寫下來也好,為自己正名。”
貳
去年11月,王長生陪著妻女一起參加小紅書文學節。那一天,他感受到一個普通農婦的生活,可以被如此鄭重對待。
他看到,妻子那些原本像“隨口說出”的句子,被認真裝裱在墻上;看到她坐在展位前畫畫,不斷有讀者圍上來,請她簽名、合影;看到人們不再只是把她當作“一個會畫畫寫作的農婦”,而是真正把她視作“作家”“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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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大妹一家在小紅書文學節圖據肖大妹小紅書賬號
那天,肖大妹還要登臺表演一出“三幕劇”,用方言念自己的文章。王長生站在臺下,眼眶通紅,替這位“一輩子縮在熟人堆里,連賣老姜都躲在背后”的老伴感到緊張。
現場,肖大妹不僅順利完成了演出,還站在聚光燈下講了一段不短的獲獎感言。
“我幾乎有點妒忌,她那方言雖然大家聽不太懂,卻讓臺下的嘉賓擦眼抹淚、長時鼓掌……”王長生說,“我在猜,她是否知道自己已走進了生活的另一道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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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生正在創作 圖據王長生小紅書賬號
而對肖大妹而言,那更像是一場不真實的夢。
“我原本默默無聞一個老農民,從沒被哪個看起。”她說,“現在成為一個主角一樣的,站在聚光燈下,被人關注、認可、鼓勵,我突然感覺可以‘挺直腰桿’活著。”
妻子的變化,也讓王長生重新想起自己年輕時的文學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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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長生翻閱收錄了他文章的《世界的一日》 圖據王長生小紅書賬號
他想起十八九歲時在礦上當工人,曾跟著工友讀馬克思主義書籍;二十來歲,又開始嘗試閱讀經濟學,但“學歷不高,總覺得讀不通”。
再后來他回鄉種田,命運一步步變得艱難,“到最后只剩下努力存活下去,根本沒有看書寫東西的條件和時間”。
這一丟,就是四十年。直到女兒大學畢業,陸續給他帶回許多書和電影。《紅高粱》《平凡的世界》……那些關于土地、命運與普通人的故事,讓王長生產生了強烈共鳴。
然后他看到了馬爾克斯的一句話:“生活不是我們活過的日子,而是我們記住的日子,我們為了講述而在記憶中重現的日子。”
“我真的很想試試看寫作。”王長生說,“期待能生出一種新的認知,來重新看待我的命運。希望真的能把一生認真審視一次,重新’活一回’。”
也是在那次文學節上,他們一家偶然遇見了鑄刻文化總編輯陳凌云。
黃昏時分,“一土”正在書攤前和朋友討論“虛無”。陳凌云被吸引,轉身給她推薦相關書籍。隨后,王長生從書堆里挑走了一本《海德格爾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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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一土”、肖大妹、王長生一家 圖據王長生小紅書賬號
一個討論“虛無”的年輕女兒,一個閱讀“存在”的農村父親,一個剛剛獲得文學獎的農村母親——他們一家,讓陳凌云印象極深。
陳凌云說,“肖大妹和王長生他們磨了二十年豆腐,培養出一個女兒考上了中國美院。后來女兒看到父母年老了,身體也不好,精神狀態也不好,她就花了好幾年的時間去幫助父母重新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
于是陳凌云給“一土”發去消息:“你買了我的書,我現在想給你出一本書。”
叁
很長一段時間里,出版行業的作者來源,更多依賴文學期刊、編輯網絡、熟人推薦等傳統機制。而過去三年,僅在小紅書平臺,就有近400位創作者出版了個人作品,作品類型覆蓋文學、漫畫、攝影、科普等多個領域,相關新書話題閱讀量超過6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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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紅書“身邊寫作編輯部”相關負責人娜達看來,社交平臺讓一種新的創作范式生長出來。
“我們看到,新一代創作者第一步往往是開一個社交媒體賬號。”她說,在那里,人們可以用最熟悉、最自然的語言表達自己,也能自主決定寫什么、什么時候寫、以什么節奏寫,“創作和被看見的門檻,都變低了”。
于是,一批原本不屬于傳統文學系統的人,開始浮現出來。
除了肖大妹,70歲的玉珍,也是其中之一。
去年,她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書《我戀禾谷》——書名正來自她的小紅書賬號。2024年10月,她開始在平臺上連載《老伴兒的生平》,回憶自己與老伴兒相識、相知、相伴、相守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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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珍和她的新書 圖據玉珍小紅書賬號
第一篇筆記發出去時,有600多個閱讀量。放在社交平臺上,這算不上什么,但仍給了玉珍極大的鼓勵:“好像有600個人,看了我寫的書。”
有讀者給她留言“我都看哭了”,這讓玉珍很受觸動。“仿佛真的聽見,千里之外另一顆心的回響。”她說,這讓她意識到,自己寫出的文字并不是文學荒原上孤獨的流浪者。
而后,玉珍出版的《我戀禾谷》上市四個月就突破了兩萬冊,并多次加印。
在一次新書分享會上,有一位讀者一次性購買了5本,她告訴玉珍,要買來送給她的媽媽、婆婆、姥姥和奶奶,還要讀給自己的孩子聽。
“我特別感動。”玉珍說,“覺得自己這些小人物,也是有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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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看來,這些人盡管平凡普通,但他們也都在家鄉的這片土地上,熱烈地生長過,也是值得被記錄的,“我希望未來也能夠有人記得他們,因為他們也是歷史的一部分”。
還有更多素人創作者在被看見。
在精神科住院的“牛奶偵探”,在小紅書里記錄了自己與病情搏斗的日子,出版成《關于我在精神科住院的22天》。在她的畫里,自己是兔子,醫生是松鼠,外婆是精神抖擻的母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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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后的吳天一,決定寫一本關于外婆的回憶錄。她把和外婆的電話錄音整理成文字,再慢慢編織成故事,發到小紅書上,結果居然找到了外婆失聯多年的親戚。這些內容被整理成《外婆沒有答案》,已與出版機構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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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一日》新書發布會,右一為吳天一
在那本《世界的一日》里,除了磨豆腐的王長生,還有在澳大利亞“以車為家”的青年;烏干達的一位年輕農民;專為紙錢店送貨的潮州駕駛員……
這些原本很難進入傳統出版視野的人,如今都擁有了自己的講述機會。
“一土”明顯感受到,父母被讀者看見后,身上發生的改變:“他們活得更有盼頭了。”
肖大妹能坦誠跟別人說:“我那點學應該也不算白上了吧。”而王長生的讀者,也終于不再只有一兩個。“一土”說,“他說自己會‘全力以赴’。”
這些素人作者是否能持續創作下去?娜達倒并不擔心。“專業作家也總會被問,下一本暢銷書會不會有壓力;但沒人會問,一個人發下一條小紅書筆記會不會焦慮。”在她看來,當“創作”這個詞的含義變得泛化后,它就會變得更自然,“因為人活著就是會創作的,只是說‘書’這個載體,在過去很多年似乎被神圣化而已”。
紅星新聞記者 毛渝川 任宏偉 編輯 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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